新中国建国后的40年间，山西汾酒都在做着“老大”该做的事。

应该说，计划经济时期，“汾老大”主要体现在“品质老大”上，以质赢人，以德服人。

至于“业绩老大”，而是在“四方结队学汾珍”的口碑基础上自然产生的。是“标兵时代”造就了“汾老大”。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期，正当汾酒在“六连冠”业绩老大的势头上，准备高歌猛进时。中国发生了深刻巨变，“小平南巡”一锤定音，全国狂掀“二次改革”。

这个时候，中国白酒产业崛起了“两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川酒“人工窖泥技术”的突破，一大批“星期天工程师”深入各中小白酒企业兼职，“浓香原酒”如刚刚探明的矿藏，如大坝泄流的洪水，产量急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股力量是“广告酒”的火爆登场。“广告酒”为四川浓香原酒的外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国开启了声势浩大的“OEM（贴牌）模式”。一场急功近利、电视为王、誉为“一年喝倒一个牌子，三年喝倒一个酒厂”的广告酒大战凶猛来袭。

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像一套组合拳，乱花渐欲迷人眼。

此时，“实实在在酿酒、本本分分卖酒”的“汾老大”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已是“全国江山一片浓”。接下来，是以五粮液为首的浓香白酒率先涨价，开启了长达20年的“回旋式涨价潮”。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97年“秦池标王”曝光后，“勾兑酒”成了这一时期谈之色变的名词，浓香又开始缓慢退潮了。

整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伊始，“快”成了这一时期大多数做酒人的主旋律，完全违背了中国酿酒产业的基本规律。而“做酒”却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特殊行业。

这一时期，汾酒是怎么想的呢？

查阅历年报道资料、企业文献和台账发现，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汾酒厂便接触到一些关系户前来游说“联营、贴牌”模式，其中，一位上级领导提出：用汾酒的牌子联营周围470余家烧酒作坊，形成一个松散型托拉斯，造就更多“万元户”，大家共同致富。

但是，汾酒厂两位领导一口回绝了，认为这“无异于大面积制造假冒汾酒，是饮鸩止渴、自己毁灭自己”。这其实比后来川酒、鲁酒盛行的“OEM模式”早接触了近10年。

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从1984年到1988年，国家对“酒类专卖”的价格开始放开，实行“双轨制”。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名酒厂纷纷上调产品价格，汾酒也从2.8元调整为4.8元每瓶，

但是，由于汾酒厂是产销量均排在前列的行业老大，每瓶涨2元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上级领导认为，汾酒厂必须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第一考虑要素，并多次暗示“老百姓的餐桌上要能见到杏花村出产的汾酒，要做市民喝得起的名酒”。谨尊上级暗示，厂领导不敢造次。

其实，1988年全国刮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涨价抢购潮”，汾酒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后来甚至发展到贩卖“领导批条”。在全国名酒一片上涨的形势下，汾酒抓住机遇，从4.8元，涨到6元、15元、20元，最后直接涨到30元每瓶。

但是，这一次上级领导的重要指示真的来了。1988年底，国家出台政策，限制公款消费，并对13种名酒作出“统一降价”指示。一贯坚守“政治正确”的汾酒厂，全国首家登报（《山西日报》头版），以“汾酒降价一步到位”为题，向消费者公布降价信息，玻璃装汾酒直接降回到每瓶15元。把汾酒拽回到了计划经济的轨道上。

但是，不久后，随着政策的放松，各个酒厂又都恢复了产品价格，甚至有所上扬，而一贯坚守“政治正确”的汾酒，践行了报纸上公布后的低价格，没有恢复，更没有上扬。这为后来的整个“汾酒战略”和“汾酒机遇”，埋下了价格导向和品牌发展的隐痛。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作为行业老大，汾酒的一举一动总会受到国家、行业、消费者的关注和制衡，各级领导总会在各种场合以“人民餐桌上要能见到名酒，要有大局意识”为由，温和地给予暗示。而汾酒只能以“我是行业老大”和“国企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来安慰自己，鞭策自己。

特殊时期“汾老大”付出的代价，谁人又能说得清呢？

越是深入了解历史就会发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值得尊敬和追随的“老大”。有时候，“心理上的老大”比“现实上的老大”的位置更高、更稳、更久。

装得下委屈，装得下压力，装得下低谷，装得下巅峰——这才是“老大”的品格和胸怀，也是“老大”东山再起的资本和动力。

很多人认为，晋商在历史上只之所以称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因为他们是“最有格局”的商帮，在国家需要时，他们有大局、识大体、讲诚信，家国情怀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以质取胜、以义制利”，这样的商帮岂能沉沦？

在汾酒坚定“品质自信、文化自信”、高举复兴大旗，并推出白酒高端芯片——“中国装”之时。我们首次揭秘“汾老大得民心失高价”的历史故事，就是为了“告诉业内外一个真实的汾老大”。

今天，“汾老大”又一次站在了品质与价格“双超战略”的“十字路口”，面临历史的重大机遇。“时代变革有目共睹，复兴态势不可挡”，谁还能阻挡汾酒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