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素有“陕北一支花”，时年18岁的女学生张梅与时任抗大校长的“101”结为连理。

张梅

很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但由于年轻的张梅不会喂养，再加上陕北营养品奇缺，这个孩子很快就夭折了。

1938年初，“101”负重伤，离开战场养伤，这让本就话不多的他更加郁闷。

心情不好，脾气就大，他出不去，他也不让天生活泼好动的张梅出去，每天就这样静静的坐着陪着他。

有时候，张梅忍不住出去赶个会，他就会非常生气，常常为此大发脾气。

101休养了一段时间，伤势不见好，中央便安排他到苏联治疗，并同意由张梅陪同。

1941年，张梅在苏联生下了他们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林晓霖。

此时的“101”已经34岁，看着长相极像自己的女儿，他十分的疼爱。

说他是一个“宠女狂魔”，一点都不为过，平常少言寡语的他，在女儿面前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他经常把女儿的小脸蛋亲得红红的，再高高举到空中，天天看不够。

他想到儿子夭折的教训，很不放心张梅喂养女儿，于是买了很多营养品，天天守在摇篮旁，精心喂养。

有一次，张梅不小心把女儿从床上摔了下来，他为此大发脾气。

林晓霖长到四个月大时，她父亲奉命回国。

即将离开苏联之际，他还是不放心张梅照顾女儿，因此特意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韩铁生写信，请他照顾自己的女儿。

他临走时答应妻子，不久就会接她们母女回国，但从此后，音讯全无。

直到1945年7月，罗帅在夫人的陪同下，到莫斯科治疗肾病，给她带过来了一封信，她这才知道，丈夫已经再婚了，并且已经有了一儿一女。

在信中，丈夫劝她，另嫁她人。

此时的张梅如五雷轰顶，当着罗帅夫妇的面哭得撕心裂肺。

那一段时间，心情苦闷的她常和罗帅夫妇在一起，心地善良、宽厚热情的罗帅夫妇给了张梅很多的精神安慰。

在苏联时的张梅

1950年，张梅和女儿从苏联回国，林晓霖被接到东北，而张梅则被安排到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1950年秋，9岁的林晓霖被送到北京，与自己从未蒙面的父亲和后妈见面了。

初见父亲和后妈那一天，林晓霖十分狼狈，不适应国内气候的她，头上长了疥疮，剃了个光头，

如果不是身上的那件花色布拉吉，谁也看不出来她是个女孩。

此时的林晓霖站在父亲和后妈面前，怯怯地不知所措，而父亲则非常高兴，一把把她放在了膝盖上，高兴地看着女儿。

此时的林晓霖不会说中国话，她就按妈妈的嘱咐，用俄语向父亲问好。

后妈不喜欢这个突然出现的“外来客”，她说自己懂俄语，于是假装热情的充当父女之间的翻译。

女儿用俄语向父亲问候完，后妈便阴沉着脸对丈夫说：小姑娘太没礼貌！她用俄语骂你是混蛋。

后妈又转身用俄语对林晓霖说：“爸爸说你没有教养！”

林晓霖一听，以为父亲不喜欢她，当场就被吓哭了。

多好的一场父女相见，却被后妈给搅黄了。

林晓霖在这里过得很小心，有一次她偷偷的将和自己妈妈的一张合影给了父亲，父亲看了照片之后非常动情，感慨地说：“她也老了！”

这件事后来让后妈知道了，为此她大发雷霆，林晓霖吓得不敢露面。

林晓霖回国之后，虽然不懂中文，但她非常聪明，仅用三年就读完了六年小学课程，1954年，林晓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在班里，她是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57年毕业时，在八个毕业班400多名毕业生中，她是唯一一个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金质奖章的学生。

林晓霖与母亲张梅

1961年，她从北师大女附中考入哈军工导弹控制专业。

虽然在大学里她很努力，在生活上过得并不愉快，每到寒暑假，后妈就会直接给学校打电话，直言不要让她回北京，并且还专门派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她过得很压抑。

在1966年6月即将毕业之际，她给父亲写信表示想改名，不姓林，毕业后到贵州等偏远地区工作，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

当年8月，她发表了一篇公开演讲，公开支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

显然，这和当时他父亲的主张是相悖的。

后妈知道后，非常生气，并以其父亲的名义，起草了一明，称：“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之后，她被送到了新疆马兰基地，名义上是分配工作，实则就是软禁。

林晓霖是学导弹控制专业的，而马兰基地却是核试验基地，她知道自己受骗了，便以死抗争，绝食抗议，但根本没有一点用，还险些丧命。

在这里她没有任何通讯自由，更不准离开基地半步。

1966年底，聂帅要到马兰，为了防止被聂帅发现，她被秘密送到了乌鲁木齐西部的天山里

她想跑出去，但很快被抓住，又被强行送到了山里。

直到聂帅走后，她才又被送回到基地。

她在这里简直就是犯人，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受了很多苦。

1968年9月，她冒险逃离马兰，回到北京。

后妈听说她回来了，马上派人把她抓了起来，又强行送到云南，喂猪、种地，并派人寸步不离的监视，日子过得很苦。

在后妈的干预下，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但二人几十年一直过得很好。

丈夫后来评价她，“我认识林晓霖几十年，概括为一句话：高干子弟中像林晓霖这样好的人太少了。”

父亲出事后，有人要抓她，但当年监管她的人说了公道话，说她也是受迫害的，还详细写明了她的后妈迫害她的种种恶行。

林晓霖由此得到了解脱，没有受到隔离审查。

后来，林晓霖从云南回到北京，一直从事自己的专业领域研究。

退休后，她常常参加有关父亲的活动，她直言不讳，父亲有功也有过，指出，当年之所以出现那样的荒诞岁月，她父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她还表示，愿意替父亲还债，说自古以来，父债子还，但这笔债太沉重了，它浸透了千百万受害者的血泪，对他们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作为他的女儿，她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