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世纪70年代中期，铁木真（成吉思汗原名）跟随父亲去其他部落求娶自己的未婚妻，在经过东蒙古草原的突厥部落弘吉部时，被人拦了下来。

部落首领德薛禅看着只有八九岁的铁木真，眼神发光，便对铁木真的父亲说：

“你的这个儿子，眼中有火，脸上有光!”

那个时候，铁木真的父亲孛儿只斤·也速该不以为意，他也不曾想到，这个在他看来平平无奇的小儿子，后来竟成为了蒙古霸主。

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权力争夺，铁木真打败了自己同父异母的长兄，横扫了整个蒙古，权利到达顶峰，然而他并不满足。

1211年，铁木真率领蒙古军队入侵华北，铁骑兵戈声势浩大，拉开了蒙古灭金战争的帷幕。

这场战争，在后来的《蒙古征服之后：13-17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中被这样描绘：

“在中国历史中，北方民族多次南下，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但是没有一次像13世纪初蒙古征服华北那样具有灾难性。……蒙古人的入侵导致了旧社会秩序的瓦解。”

这场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对华北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将近半数人口流失，大量农田被毁，整个社会基础分崩离析。

蒙古征服华北后，华北地区发生了哪些变化？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变革？今天让我们重回13世纪，看看那段尘封的历史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

蒙古征服之后，僧道走上历史舞台

当蒙古的铁骑踏破金朝的河山时，金朝的汉化统治，仅仅过了40年。

金朝建国初期，完颜阿骨打带领女真将士们作战勇猛，势不可挡，迅速占领了西接蒙古甘肃，南达秦淮一线，北至外兴安岭的一大片地区，建立了辉煌一时的金朝统治政权。

然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后，擅长“宫斗”的女真族，并没有很好地治理国家的经验，在盲目的汉化过程中，逐渐动摇了国本。

在蒙古入侵之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曾下诏：

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中京，是古都洛阳的别称。意思是，攻下洛阳后，缴获的礼乐仪仗等地图、文书、文章、典籍等各类读物，分批次走水路呈献给皇帝。

还未统一，就决定要学习汉文化，金太祖的算盘，打得很大很远。可是还没学会走路就要穿鞋的女真族，并不适应这种节奏。

而在推行汉化的路上，完颜阿骨打的孙子完颜亮，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金朝稳定统治初期，完颜亮废除了以选取诗词经义进行分科考试，直接沿用汉族的科举制度，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进行人才选拔，并且统一在都城燕京举行。

在官职方面，原本的旧官职尽数废除，全面推行宋朝三省六部制，并设置枢密院，制衡权利的同时，将权利牢牢抓在皇帝手中。

此时的金朝，儒家文化盛行，文人学者高人一等，出将入相皆由科举考试进行选拔。

一时间，国内文学盛行，有着“百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盛，金世宗继位时，曾有大臣建议其废除科举制，要重武轻文，他直接怒骂：

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岂可使我为始皇乎！

之所以这么说，这是金世宗曾问太师张浩，自古帝王有谁不用儒生？张浩说，只有秦始皇。金世宗以此回复劝他重武轻文的官员后，再也没人敢提废科举之事。

成也汉化，败也汉化，金朝的全面汉化，严重损害了旧世袭官僚的根本利益，也让本来游牧的女真族人难以适应。

汉化点燃了内部斗争的导火索，中央汉化制度的盲目推行让这场斗争愈演愈烈，朝廷党派争斗，地方贪污摆烂，社会民不聊生。

此时的金朝，急需一场变革来改变这种局面，然而变革还未等到，倒是等来了蒙古成吉思汗的铁骑。

蒙古征服金朝之后，推翻了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生活方式，和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国家与精英关系，僧道走上了历史舞台。所谓“士人”就是指“读书人”。

在蒙古统治期间，华北地区非士人的特殊技能群体得到重用，这群人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精英，特别是军人和以僧道为主的宗教人士，全真教也因此繁荣兴盛。

金朝末期，儒士元好问还渴望通过科举制将步入仕途大展宏图，然而蒙古南下，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

科举制被废除，全真教僧道教徒社会地位飙升，要想实现自己的仕途梦，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全真教。

仕途失意的元好问不仅仰天长啸：是否天命如此，让全真教及其道士女冠取代儒学和士人，来拯救无数生灵免遭暴力、愚昧和动荡的困扰。

当然，元好问的疑问并没有得到答案，但是在9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却可以在《亮公孝行之碑》之中可见一斑。

该石碑碑文记录了一位僧人的事迹，并高度赞扬其孝行，而这位僧人在后来的研究中认定为统治阶级人员，也就是拥有官位。

为僧人刻碑，在以往的历史朝代中实属罕见，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元代僧人具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也间接说明了蒙元统治华北地区后，给官员任选给带来了巨大影响。

《蒙古征服之后》作者王锦萍教授也指出：1300碑刻《亮公孝行之碑》对佛僧理念的推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蒙古征服之前，南方和北方社会中，儒学精英都占据主要优势，但蒙古人的入侵极大地破坏了这一秩序，尤其是华北地区，士人群体的规模之小和活跃程度之低，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而与此同时，非士人精英群体在蒙古统治时代强势崛起，并在北方社会始终保持强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基于宗教的社会机制，包括地方信仰的庙宇以及一度兴盛的寺观，组成了华北地区新的社会形态。

蒙古征服之后，“根脚”运作兴盛

僧人宗教在蒙古统治时期的崛起，很快激化了新的社会矛盾，僧人选拔制度很快沦为了科举制度的翻版，严重阻碍了统治氏族的利益。

为了缓解这种矛盾，给予与蒙古王侯有着诸多关系的僧人更高的政治地位，“根脚”文化开始盛行。

“根脚”意思是家世背景，“根脚人”就像我们说的二代、三代之类说辞。

根脚文化说的是，一个人如与蒙古王侯有几辈的根脚，沾亲带故，那么他的政治地位和获得官位的可能性则要比其他人高。

元朝法令文书《元典章》中，就曾这样记载：

诸致仕、身故官貟子孙告廕，拟合具父祖前后历仕根脚、所在官职，及去任、致仕、身故各各年月日缘由，......，中间别无诈冐，保结申覆本管上司。当官再行审问，相验相同。

大意就是，在当官入士时，需要提供父亲祖辈的官职履历，家世背景需要编辑成册提交给监管部门，并成为官阶大小的凭据。

而根脚文化，并不是蒙古征服后的产物，早在蒙古混战期间，就已经有了萌芽，其蒙古内部的四等人制度，就是根脚的先祖。

四等人制度，分为“那颜”“那可儿”“哈剌出”“孛斡勒”四种姓，其中孛斡勒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会说话的工具。那颜、那可儿甚至哈剌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孛斡，包括无端摧残,杀害等。

而这一文化，在元代依旧影响深刻。

元朝统一后不久，忽必烈按照民族成分，将全国人口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各等级之间等级森严，蒙古人和色目人高高在上，属于统治阶级。

不管是根脚文化还是人口等级制度，都让华北地区的稳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民众热衷于寻找蒙古王侯的庇护，以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早已忘记了被侵略的事实。

如同古时的一则寓言：

一群劫匪抢劫一帮过路商人，劫匪头领让商人排队交钱，第一名交一两银子，第二名交两两银子，以此类推。结果商人都争先恐后排队交钱，完全忘记了反抗。

蒙古征服后带来的佛寺道观，也在根脚文化的影响下展开纷争，其中佛僧强迫道士改宗，并去除所有道观的名称，一并称为佛寺。

压迫之下，一位道士逃往大都，祈求全真教掌教的支持，蒙古王侯听闻此事大笔一挥，上奏皇帝求下一道圣旨，以庇佑全真道士。

这件事在后来出土的《兴国寺碑》有所记载：

“护持常住，以备不虞。皇帝圣旨、高唐王钧旨，俾群仙祝延圣寿，太上神灵在天亦将祐我元国于无穷也。”

护持就是指皇帝降旨保护。这句意思是皇帝降旨一直保护全真教，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此外，皇帝、高唐王求天上的神灵保佑元国国运恒昌。

其实元代不少碑刻都显示，当时佛寺道观不管规模大小，都会寻找机会获得王侯的支援，而王侯们也积极保护寺庙权益，甚至每个僧人和道士的根脚，都会影响乃至决定该寺庙的命运。

根脚文化，从蒙古进入华北地区，并在元朝的统治下不断发展壮大，其影响在今日也清晰可见。

在如今的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一代，根祖文化的前身，就是根脚文化所形成的的王侯氏族，而山东地区的跪拜礼，其来源也与根脚文化关系匪浅。

蒙古征服之后，女性权利的崛起

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从刀耕火种到秦朝统一，再到元末明清，女性的社会地位如同过山车一般起伏。

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掌握生产资料主导部落，社会地位极高，还曾产生了盛极一时的女神崇拜。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性裸像，就证实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盛行过对女性神灵的崇拜，举行过祭祀女性神祗的盛大仪式，存在过以女性为主导的社会生活。

然而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发展，国家阶级开始出现，由父系制定型发展到父权制确立，男尊女卑观念逐步确立。

此后，虽然各朝代对于女性地位的认可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女性社会地位普遍低下，甚至完全沦为男人的附庸，无法享受独立财产权和继承权。

金蒙战争时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金朝鼓励被遗弃或遭丧偶的妇女守寡甚至自杀，以保持对男性族人的贞节，女性毫无社会地位，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蒙古征服之后，全真教异常兴盛，不断扩大规模招收教徒，吸引了华北地区社会群体的大量涌入，其中女性数量尤为突出。

全真教不仅吸纳了大量女性群体，还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在地方重建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后，女性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她们被鼓励走出家庭自求生路，并且被允许参与社会生产，拥有经商、施医等事业的权利，即便在婚后也拥有独立财产权。

蒙古征服之后，女性群体进一步被划分，女儿、妻、媳、母、婆、妾的待遇各有不同，但这个时期，女性在财产继承权上享有更高的掌控力。

无子之家女儿可以继承家业，即使出嫁，女儿也可以依法继承娘家的财产，户绝的家庭，出嫁女可分得财产的二分之一。

在婚姻方面，女性的改嫁更加自由，不再完全任凭男子的休书而毁掉婚约，女性也有权利选择离婚，在婚姻上的自主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曾经历三个高潮——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而蒙古征服之后的元代，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都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很多史学家认为元代的女性社会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蒙古征服之后，人口迁徙频发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发生，人口迁徙不在少数。按主流说法，中国古代到近代历史上，一共有过六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浪潮。

第一次：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迁入内地；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时，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

第三次，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大批人口迁居偏安江南；

第四次，明初山西大移民；

第五次，湖广填四川，“填出康乾盛世”；

第六次，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而发生在蒙古征服华北地区之后，与之关联最密切的人口迁徙，是第四次明初山西大移民。

在金蒙战争时期，杀戮加上汉人加入蒙古，让宋朝人口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从1亿以上人就锐减至不足6000万。

蒙古征服之后，蒙古人将有技术的工匠迁移到其他地区为官府工作，从而扩大了汉人的人口迁徙规模，使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急剧下降。

12世纪60年代，蒙古从大理收紧了对吐蕃的控制，因为云南的重要战略位置，大批蒙古人以及俘虏的汉人进入云南。

1368年元朝垂败之际，元顺帝仓皇北逃，仅仅带了20万余人回到蒙古，而元朝时期蒙古人大量南下，经过一百余年的繁衍，人口保守估计有一百余万。

蒙古南下之时，那些随之而来的蒙古人或许从来也不会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再见家乡，从此之后再没有踏入草原一步。

因为连续的战乱和杀戮，华北地区民众为了躲避战火纷纷南下，北方千里沃土荒芜、人口密度再一次急剧下降。

中国北方经济衰败，而江南则人满为患，比如扬州，这座位于长江北岸、曾经最繁华的城市，在朱元璋的军队占领之时，只剩下18户人家。

为此，明初时朱元璋曾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这次人口迁徙，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

蒙古南下，带来了游牧民族的独特文化，汉化的过程中，两者文化不断融合创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

蒙古征服之后，人口迁徙频繁，在百姓移民的过程中，也加速了文化、思想、商业的传播，为“书同文、车同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结语：

蒙古征服之后，给华北地区带来了战乱，也带来了新生，旧社会秩序的土崩瓦解，成全了新社会形态的重构与崛起。

蒙古征服之后，僧道佛寺兴起、根脚文化盛行、女性崛起、人口迁徙在这片土地上轮番上演，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蒙古传入中原地区的独特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传承与演变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经久不息。

也许在850多年前，突厥部落弘吉部首领德薛禅也不曾想到，想招铁木真为女儿孛儿帖的驸马的一句戏言，竟然一语成真，铁木真这道称霸之火，骇世之光，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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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渝编辑：谦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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