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9年的池州城外，三千名陈友谅战俘的鲜血染红了秋日的长江。这场被后世诟病的杀降事件，实为朱元璋集团精心设计的战略陷阱。南京明城墙砖窑遗址出土的《吴国公密令》残卷显示，常遇春的杀降行动竟获得朱元璋"处置甚当"的朱批，揭开了这场军事博弈的真相。

陈友谅的"大汉"政权实为松散联盟。湖北黄石出土的《天完将帅盟书》证实，其麾下将领均保留独立兵权和辖区。赵普胜被诱杀后，安庆守将丁普郎、傅友德虽表面臣服，实则与陈友谅离心离德。武汉禹王庙发现的战前祷文显示，陈军基层士兵对频繁内斗已生厌战情绪。

常遇春的杀降决策暗合朱元璋的战略布局。池州守军名册显示，被斩的三千战俘中，有87人是陈友谅的嫡系军官。这种精准清除，既削弱敌军指挥体系，又避免后勤压力。安徽贵池发现的陈军家书证实，幸存士兵将恐怖情绪扩散至整个陈汉集团，导致征兵工作陷入停滞。

朱元璋对陈友谅的性格研究堪称经典。其利用康茂才传递的假情报，精准触发陈友谅的急躁心理。南京静海寺遗址出土的《江防图》显示，江东桥实为诱饵，真正杀招是龙湾地形改造——朱元璋提前三个月拓宽河道，使陈军巨舰在退潮时全部搁浅。

此战造成的心理震慑远超军事损失。陈友谅败退途中，其麾下七位将领联名签署的降书原件在江西湖口被发现。更致命的是，陈军耗费三年打造的四十艘楼船尽数被焚，武昌造船厂遗址出土的账册显示，重建水师需挪用六年赋税，这直接导致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舰船质量大幅下降。

朱元璋通过此战完成权力洗牌。邵荣等郭子兴旧部因作战不利被清洗，徐达、常遇春等嫡系全面接管军权。扬州卫所遗址出土的《吴元年军制》证实，此战后推行的"兵符分执"制度，确保将领无法私自调兵，为后续北伐奠定基础。

鄱阳湖决战前夜，朱元璋在旗舰上悬挂的"吊民伐罪"大旗，正是龙湾经验的战略延续。这种将心理战、情报战与军事打击结合的手法，比西方同类战术早出五个世纪。当陈友谅在混战中毙命时，他至死未能识破：三年前的那场杀降，早已为他的帝国敲响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