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婚姻

1916年8月，15岁的张学良和19岁的于凤至在郑家屯吴俊升的宅邸成婚。这场婚礼虽不铺张，但却是当时当地的一件大事。吴俊升亲自主持仪式，郑家屯的乡绅名流也纷纷到场观礼。婚礼后，两人启程返回沈阳，住进了张作霖的大帅府。

大帅府内格局井然，庭院深深，房舍宽敞。刚到府中的于凤至很快就投入到新环境中，她不仅管理家中事务，还要适应作为张家儿媳的新身份。她勤勉细致，无论是对仆人还是家族中的长辈，总是礼数周全。张学良虽然年纪尚轻，却已经承担了不少军中事务。婚后不久，他便忙碌起来，经常需要外出处理各类军务。

起初，张学良在外时间并不长，偶尔还会带些地方特产或新奇玩意儿回家，逗得于凤至和家人心情愉悦。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隔三差五便会留宿在军营或因社交活动未归。府中有时数日听不到他的消息，只有下人从外面打听到他出席某些宴会的消息。

于凤至对这些情况并未直接过问，而是继续用心操持家务。她总是安排妥当孩子们的教育与生活起居，并确保府内仆人按部就班地完成各自的任务。大女儿闾瑛的出生，给家中带来了一阵喜气。

之后的几年里，随着三个儿子闾珣、闾玗、闾琪相继出生，大帅府显得越发热闹。每次孩子出生时，张作霖都会让人操办简单的庆祝宴席，还亲自赐名。张学良偶尔也会抽空陪孩子们玩耍，但他依然时常外出，家中大多数事务依旧由于凤至一人承担。

张学良的异样行为

于凤至逐渐发现，张学良的离家并不仅仅是因为公务。有时他外出许久，家中并未收到任何信件或消息，返家时带回的也不是公务上的疲惫，而是些轻描淡写的理由。府中仆人偶尔会提起，张学良与社交场合中的某些名媛、女演员来往甚密，这些流言传到了于凤至耳中。虽然这些话语听起来并不刺耳，但她从丈夫的一些言行中，确实看出了他的心思并不完全在家里。

时间到了1927年，张学良的生活中出现了赵四小姐，她与张学良的关系很快传遍社交圈。赵四小姐聪明机敏，性格鲜明，与张学良在很多场合形影不离。此时，于凤至已经无法否认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她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弥补自己在家庭中的不足，希望借此留住丈夫的心。然而，张学良对赵四小姐的态度已然表明，这并非逢场作戏那么简单。

面对赵四小姐，于凤至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敌意。相反，她选择了一种令人意外的态度，将赵四视作家中的一位客人。在张学良公开承认两人关系后，于凤至甚至在某些社交场合和赵四同行，她保持着冷静得体的言行，让外界无法挑出任何不妥之处。

从这一年开始，张学良对家庭的陪伴变得更加稀少，而赵四则成了他生活中更重要的伴侣。于凤至依旧操持大帅府的事务，但家庭的重心显然已经悄然改变。

社会生活与个人追求

1929年5月17日，沈阳车站内外人潮涌动。作为东北重要城市的枢纽，这一天却因一位贵客的到来显得格外热闹。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将抵达沈阳，现场早已布满欢迎的人群。于凤至作为代表之一，穿着得体的旗袍，率领500余人组成的欢迎队伍站在车站前排。

列车进站时，车厢还未停稳，车站内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宋庆龄身着深色旗袍，神态从容地从车厢中走出。于凤至带领欢迎队伍靠前一步，微微弯腰致意，礼貌地递上准备好的鲜花，并向宋庆龄表达了东北各界对她的敬意。

在会客室中，作为接待方的重要人物，于凤至主动与宋庆龄展开了深入交谈。她首先介绍了东北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又提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在东北的传播，言辞恳切，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尊重。

谈话中，于凤至围绕宋庆龄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交流。她特别提到东北女性在教育和社会地位上的进步，引得宋庆龄颇为赞许。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愈发融洽。时间不知不觉流逝，列车的发车时间早已过了点，车站的工作人员多次上前提醒，却都被宋庆龄温和地挥手示意延后。

当宋庆龄终于准备离开时，她握住于凤至的手，表示此次会面让她对东北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于凤至送她上车，并在车窗外向她挥手告别，直到列车缓缓驶出车站。

几个月后，于凤至应邀前往上海访问。这次访问，她得以与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宋庆龄特意向自己的母亲倪桂珍介绍了于凤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于凤至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宋家的邀请，参与各种家庭聚会或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她不仅和宋庆龄进一步加深了友谊，还结识了宋美龄和宋蔼龄。三姐妹与她相处融洽，经常围坐一起谈论时事或家常琐事。她们对这位来自东北的贵客非常喜爱，宋美龄更是多次夸赞她的品味和处事态度。

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最终决定收于凤至为义女，称她为“四姑娘”。作为宋家义女的于凤至，从此与宋氏三姐妹结拜，成为她们关系中重要的一员。

英勇应对西安事变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的消息迅速传开。此时，于凤至正在英国陪伴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得知消息后，她立即着手安排子女的生活，并嘱咐亲友们照料，随后收拾行装，急匆匆踏上回国的旅途。

回国后，于凤至第一时间赶往张学良被关押的地点。初次见面时，张学良的精神状态十分低落，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于凤至没有多言，而是从日常的点滴开始。

然而，张学良的关押地点经常变动，这给于凤至的陪伴带来了诸多困难。每次他被转移，于凤至都会及时收拾好行李，跟随转移到新的地点。为了方便探望，她常常不辞劳苦地往返于偏远地区，坐船、乘车，甚至徒步跋涉。

1959年，蒋介石表面上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引起了外界一阵关注。早在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就曾对张学良判处的10年有期徒刑予以赦免，但“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附加刑却始终没有真正解除。蒋介石所谓的“解除管束”，更多是口头上的表态，实际上的限制并未放松。

两年后的1961年8月初，张学良迁入了一栋位于台北市郊北投复兴岗的新居。这栋二层楼房是张学良用自己的积蓄修建的，外观简朴却颇具格调，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树木，环境清幽。然而，表面上的宁静并不代表自由。新居的正对门，一座不起眼的小房屋挂着“警务处”的牌子，里面的工作人员负责全天候监视张学良的行动。

张学良在市内活动的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依然处处受到限制。他偶尔出门，总会有一辆“保护”他的汽车尾随在后，无论他去到哪里，车上的人都以“安全”名义对他进行跟踪。

晚年生活与离婚

1955年，于凤至在美国开始了一段与众不同的人生转折。她的友人詹森夫人莉娜是个精明的投资者，在一次聚会中，莉娜提议于凤至尝试进入股市。于凤至虽然对金融并不熟悉，但莉娜的建议让她意识到，这或许是开辟新生活的机会。莉娜热心地为她提供了基础的投资书籍，并耐心地讲解股市运作的基本原理。于凤至开始在书房埋头学习，边读边记下关键点，偶尔还请莉娜解答不明白的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她决定尝试小规模投资。她用谨慎的态度选择了一些蓝筹股，并密切关注市场动态。起初，她的回报并不显著，但她保持耐心，不断分析股票趋势。她还参加了一些金融界的社交活动，与其他投资者交流经验。慢慢地，她的判断变得越来越精准，投资收益也开始显现。媒体注意到了这位华人女性投资者的崛起，称她在华尔街的表现极具传奇色彩，甚至有人称她为“华尔街股神”。

1964年，于凤至选择与张学良离婚，成全了张学良和赵一荻成婚。离婚手续完成后，于凤至表现得从容不迫，她没有参与外界的议论，也未对过去的感情多做评价。

1990年，于凤至因长期病痛与世长辞，她在遗嘱中将所有财产留给了张学良。多年后，已恢复自由的张学良来到了她的墓前。墓碑上刻着“张于凤至”几个字，张学良久久未语，亲自整理墓碑周围的花草，动作缓慢而细致。尽管张学良最终选择与赵一荻合葬，但于凤至的一生早已成为张家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参考资料：[1]于凤至的至情一生[J].财会月刊,2010(3):I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