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因外有苏联逼债，内有天灾人祸，致使国家陷入困难之中。关内一些人多地少、灾害严重的省份，便有大批的流动人口拖家带口奔赴边疆而来。

兵团处于开发建设的实际需要和顾全大局的考虑，在新疆的尾亚、鄯善、吐鲁番等地设有接待站，以收容接纳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省的走西口人员。谁知，越安置越多，以致兵团的人口暴涨，粮食供应骤然紧张。

196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张仲瀚得到农7师政委史骥的一个汇报，说是为了减缓经济困难，兵团已通知命令农7师立即精简5500名农场职工，限期遣返关内原籍。

由于史骥对此有异议，加之此事十分棘手而又亟待处理，故而他便急切地对老领导说：“政委，你和陶司令知道这事吗？”

“这件事，兵团司令部个别领导提出过，但是兵团没有决定。”顿了顿，张仲瀚又果决地指示道：“史骥，决不能这样做。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我们要顾全大局，为国家分忧责无旁贷，我们兵团不为国家承担困难，让谁去承担呢？”

从张仲瀚这里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史骥，回去后很好地处理了此事。而兵团司令部也在张的敦促下，收回了成命，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张的严厉批评。

但实际上，当初围绕着是否接收安置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兵团党委高层就曾出现过严重的意见分歧。

一些领导坚决反对，理由是“兵团生产也遭到了严重灾害，经济紧张，自己的生活已经够苦了，还要接收自流人员，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是什么？”

张仲瀚则力排众议，耐心地劝说道：“兵团再困难，总还有饭吃吧！农场、连队的条件总比公社好一些，总不至于饿死人。如果我们只顾自己，让没有依靠的老百姓流落社会，饿病乞讨，将会给地方社会治安带来多大的不安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政治影响？兵团的使命和作用是什么？国家有难，人民有难，我们不挺身而出，兵团的存在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以张仲瀚为核心的兵团党委坚决抵制、反驳了各种错误思想论调，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经过会内会外的大量思想工作，终于形成关于接收流动人口的决议。

此外，兵团还先后向内地灾区援调了大批的粮食等物资，仅1960年冬，就向山东灾区援助糖渣1万吨，小麦种子15万公斤，油菜种子、黄豆和豆饼各2．5万公斤，冻羊肉50吨。

为了大力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先进经验，遵照总理的指示，1964年，张仲瀚毫无保留地从兵团选调出最优秀的师、团、营、连领导干部以及业务骨干178人，组建了农业建设第11师，进驻甘肃，对河西走廊进行开发，并无偿地支援粮食、种子500万公斤和部分农机具。该师成立当年，即喜获丰收。

总理在接见张仲瀚时指示他：“你是兵团政委，也是农垦部副部长，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眼光还要放远点，甘肃之后，还有宁夏、青海、陕西，要放眼整个大西北，按兵团序列组建成农业师，开发大西北。”

张仲瀚便和盘端出自己思索已久的深谋远虑：“在成立第14师的基础上，陕西组建水土保持兵团（实际为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兵团，后改称西北林业建设兵团），这就不仅仅是西部开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治理黄河上游水土流失，根治黄河流域水患，改善中国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

“仲瀚啊，你这可是个大战略！必要时，你召集西北5省这几个师的主要领导进京，我亲自听汇报，有什么困难给我讲。”总理兴奋地说。

尔后，张仲瀚迅速抽调师、团、营、连的全套管理、业务、技术干部450人，援建了农业建设第12师（宁夏）、第13师（青海）、第14师（陕西），选调全套干部456人援建了西北水土保持兵团（原文后更名为西北林业建设兵团，实际没有西北水土保持兵团，应该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兵团）。

1966年，张仲瀚又奉中央军委命令，从兵团各师选调167名具有丰富建筑安装经验的干部，开赴甘肃，支援酒泉钢铁厂建设(实际是组建基建工程兵第二支队的全套干部机构）。

编者后记：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年张仲瀚同志在北京时，兵团党委常委、副参谋长杨贯之提出了一个计划，即兵团45万职工需要精简20万人，并从这些人中筹集一个亿的资金，每个职工给予500元作为补偿。

这一计划得到了兵团党委第四书记、政治部主任王季龙，常委、副参谋长杨贯之，常委、工一师政委杨润贵三名常委的支持。然而，常委、副参谋长陈实，常委、政治部副主任刘一村，常委、干部部部长杨南桂三名常委却对此表示反对。

经过讨论，最终决定先向自治区党委和农垦部进行请示，并等待张仲瀚回来后再做决定。

然而，杨贯之却私下通知下属立即执行精简计划，最终导致4万6千名职工被精简，其中工一师就精简了2万多人。这一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仅对被精简的职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损害了兵团的形象和信誉。同时，这一事件也暴露出当时兵团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和决策不透明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