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可谁又能想到，就在溥仪退位、清朝气数已尽之时，西北一隅却还在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一位蒙古旗人出身的陕甘总督，不顾朝廷已经投降的事实，带着十万铁骑在西北大地上征战，一度占领了陕西、甘肃、河南等地多座城池。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道光三十年的秋天，在北京城东的一处蒙古镶黄旗驻地，多罗特·升允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满洲八旗武职官员，靠着每月的旗饷养家糊口。

升允自小生活在八旗子弟聚集的旗营里，耳濡目染的都是满语和蒙语。但在那个时代，要想出人头地，必须精通汉语。升允的父亲深知这一点，便用积攒的俸禄为儿子请了一位汉族老师。

光绪八年春天，二十多岁的升允参加乡试，一举中举。这在当时的旗人中并不多见，因为大多数旗人都以骑射为业，很少专注于科举考试。升允的这份成绩让他在旗营里一时成了名人，连总督衙门都派人来道贺。

升允初入仕途是在甘肃布政使衙门当了一名笔帖式，专门负责文书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上司——陕甘总督左宗棠。

当时左宗棠正在筹划收复新疆，需要大量熟悉蒙古语言和风俗的人才。升允因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被左宗棠选中担任军需官。在这个位置上，升允负责联络蒙古商队，为大军筹措粮草。

收复新疆的战事中，升允表现出色。他不仅安排粮草运输有方，还经常深入敌境搜集情报。一次，他女扮男装混入叛军阵营，获取了重要军情，为收复库尔勒立下大功。

光绪十五年，升允被调任甘肃布政使，这让他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在任上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并创立义学，资助贫困学子。当地百姓称他为＂清官＂。

宣统元年，西北地区爆发回民起义。朝廷任命升允为钦差大臣，前往平叛。升允带着三千人马，连夜奔赴事发地。他没有立即动武，而是先派人了解起义原因，发现是当地官员横征暴敛所致。

随后，升允一面惩处贪官，一面安抚百姓。他用蒙古语和当地回民对话，承诺解决他们的困境。三个月后，起义平息，朝廷赏赐他黄马褂和孔雀翎。

宣统三年，升允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走马上任第一天，他就召集各部官员，要求他们立下军令状，保证为民办实事。他在两省推行新政，兴办实业，整顿吏治，使得陕甘两省局势稳定。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升允组建了一支精锐部队。这支部队由蒙古骑兵和汉族步兵组成，平日里操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的人都说，陕甘总督衙门的兵，能骑善战，是难得的劲旅。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了升允在辛亥革命中的主力，为他在西北地区的征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世人常说＂兵怕一处练，将怕一处防＂，可升允的陕甘铁军却打破了这个常规。在他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创立了一套独特的训练体系，这支军队因此声名远播。

每到清晨，陕甘总督衙门外的校场上就会响起整齐的号角声。蒙古骑兵们骑着战马，绕着校场疾驰；汉族步兵则在教官的呼号声中练习刺杀。这支军队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既保留了满蒙骑射传统，又融入了西式操练方法。

1911年春天，英国驻西安领事馆的一位外交官曾经观摩过陕甘铁军的演练。他在给国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这支军队与我之前见过的清军大不相同，他们不仅装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特别是那支蒙古骑兵，他们能在马背上自如地射箭，这在现代战争中虽然用处不大，但也显示出非凡的军事素养。＂

升允对军队训练极为重视。他规定每个士兵必须精通三门功夫：骑术、射术和格斗术。为了保证训练质量，他还从北洋军中请来了教官，教授西式枪法和阵法。

陕甘铁军最让人称道的是他们的后勤保障制度。升允设立了专门的军需处，负责采购军粮和军械。他还在各地设立粮站，保证军队行军时有充足的补给。这在当时的清军中是很少见的。

1911年夏天，陕甘铁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演习。三千骑兵和七千步兵在渭河边列阵，进行实战演练。演习中模拟攻城、渡河等科目，军士们配合默契，令观摩的官员赞叹不已。

这支军队的纪律也极为严明。升允定下规矩：凡是扰民者，一律严惩不贷。有一次，一名士兵在集市上喝醉酒闹事，被升允当场革职查办。从此，陕甘铁军在当地百姓中的口碑极好。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支军队竟然还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升允派出精通各地方言的士兵，化装成商人和游医，在各地收集情报。这些＂暗探＂们不仅为军事行动提供情报，还帮助军需处了解各地物价，方便采购军需。

在训练之余，升允还特别注重培养军士的忠君思想。他经常召集将士们讲述满洲入关的历史，歌颂历代忠臣义士的事迹。这种教育让陕甘铁军形成了特殊的军魂，即使在清朝覆灭后，依然保持着对皇室的忠诚。

正是这支独特的军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成为了清廷在西北最后的依仗。当其他地方的清军纷纷倒戈时，陕甘铁军依然保持着战斗力，并在西北地区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升允展开了一场令人瞠目的军事扩张。就在大多数清军将领选择观望或倒戈时，这位年近花甲的总督却在西北打响了清军的最后号角。

1911年10月，升允的第一仗就打得十分漂亮。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西安城内的革命党人蠢蠢欲动。升允没有贸然出击，而是先派出他的＂暗探＂打探虚实。得知革命党人准备在西安钟楼发动起义后，他立即采取行动，一夜之间抓获了革命党人主要头目。

这一手雷霆行动，不仅稳住了西安的局势，还让升允抓住了先机。他立即调集陕甘铁军主力，对周边城市发起攻势。在短短一个月内，陕甘铁军就先后攻占了宝鸡、汉中、天水等地。

升允的战术颇具特色。他善于利用蒙古骑兵的机动性，常常让骑兵绕到敌军后方，切断对方退路，然后主力步兵正面强攻。这种战术在攻打汉中时发挥了奇效，仅用三天就攻下了这座重镇。

1911年底，升允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河南境内。他派出精锐部队，一举拿下了三门峡。这时，北洋军阀袁世凯派人送来密信，许诺只要升允归顺，就封他为陕甘督军。

然而，就在许多人以为升允会接受这个条件时，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不仅拒绝了袁世凯的招安，还在次日发动了对洛阳的进攻。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陕甘铁军在城下血战三天，最终攻下了这座古都。

升允的军事扩张并非一帆风顺。在占领区内，他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每座城市都设立了军政府，由老练的官员执掌民政，军队则专门负责防务。他还在各地建立了情报站，由那些化装成商人的＂暗探＂负责监视可疑人员。

1912年初，升允更是暗中派人前往外蒙古，联络当地的蒙古部落。这些蒙古骑兵不仅补充了陕甘铁军的兵力，还为军队提供了大量战马。有了这支生力军，升允的军队实力更加强大。

然而，就在升允准备向武汉方向进军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朝廷在与革命党谈判。这个消息让升允十分震惊，但他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相反，他开始制定更大胆的战略：集结主力，准备向北京进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升允的军队开始向北方集结。他的计划是先占领山西，然后直取北京城。为了这次行动，他甚至秘密派人潜入北京城，打探军情。这支潜伏在北京的情报小组发回消息说，北京城内军心不稳，时机正好。

就这样，一场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战，在这位老将的筹划下即将展开。然而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溥仪的退位诏书传来，彻底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

1912年2月12日，一纸诏书传遍天下。溥仪退位的消息传到升允军中时，正值他准备向北京进军的关键时刻。当日，升允召集所有将领前来议事，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

次日清晨，升允下令全军撤退。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转进甘肃境内。沿途百姓亲眼目睹了这支清军的最后行军：将士们依然保持着整齐的队列，马蹄声和步伐声震动大地，军旗在朔风中猎猎作响。

这支军队最终在酒泉驻扎下来。升允选择酒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里靠近蒙古，便于接应蒙古援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有充足的军需补给。

然而，革命军和北洋军的追兵很快就到了。三月初，一支两万人的革命军从兰州方向逼近；三月中旬，北洋军的一个师也赶到了酒泉城下。敌军总兵力达到五万人，几乎是升允军队的两倍还多。

面对重重包围，升允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他命令工兵连夜挖掘壕沟，在城外设置了三道防线。城墙上架起了从西安带来的洋枪，堡垒里储存了大量粮草。这座古城，在升允的布置下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要塞。

第一仗打响在三月二十日。革命军发起猛攻，但在城外的壕沟前损失惨重。北洋军也试图从东门强攻，却被升允派出的蒙古骑兵包抄，狼狈撤退。这一战，让围攻军队尝到了苦头。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围攻军每天都要发动一次进攻。但升允的军队像一块顽石，任凭狂风暴雨都纹丝不动。他们不仅守住了城池，还经常组织小股部队出城骚扰敌军，打得敌人不得安宁。

然而，时间对升允越来越不利。四月底，军需官报告说粮草只够维持半个月。更糟的是，预期的蒙古援军一直没有到来。城内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军医院已经人满为患。

五月初的一个夜晚，升允召集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后，他写下了那封著名的遗书。遗书中，他说自己从小受皇恩，今日以死报国，无怨无悔。

第二天拂晓，升允下达了最后一道军令：全军出击。这一战异常惨烈，陕甘铁军的将士们与敌军展开了白刃战。升允亲自率领最后的蒙古骑兵，冲向敌军阵地。在这次冲锋中，他身中数弹，仍然奋勇向前，最终倒在了战场上。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当夜幕降临时，酒泉城外的战场上一片寂静。陕甘铁军的最后一面军旗，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次日，敌军进城时发现，城内已经空无一人，只在总督府的案头上留着那封遗书。

升允殉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已是1912年深秋。当时的《申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报道这位最后的清军将领，称他为＂西北忠烈＂。而在革命党人创办的《民立报》上，升允则被描述为＂逆贼之魁＂，并称其＂阻碍共和，罪该万死＂。

1913年，袁世凯在北京设宴招待各方势力代表。席间有人提到升允，袁世凯放下筷子说道：＂升帅若是归顺于我，必成大业。可惜啊，他太死板了。＂这番话被当时的《北京日报》记者记录下来，成为了评价升允的另一种声音。

1920年代，一位曾在升允麾下当过文书的老人，在天津出版了一本《陕甘铁军记事》。书中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升允在位时曾创办过多所新式学堂，还派遣年轻军官去日本学习。这本书为后人了解升允提供了新的视角。

1930年，著名学者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到升允时说：＂清末民初之际，群雄割据，唯升允一人，始终不渝，虽死犹荣。＂这种评价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认为这是对封建遗老的美化，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

抗日战争期间，升允的故事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当地百姓编了一首歌谣：＂升帅带兵打仗，从不扰民一方。＂这首歌谣反映了民间对升允的另一种记忆：一个爱民如子的将领形象。

1943年，一位日本学者来到酒泉，专门考察升允殉国的地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战场上，看到当地百姓仍在祭拜升允的木牌。这种现象十分耐人寻味。＂这段记载表明，升允在民间的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修志人员走访了不少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人。一位百岁老人回忆说：＂那时候升总督的兵，纪律严明，从不扰民。打仗的时候，还经常帮百姓收庄稼。＂这些口述史料为研究升允提供了新的素材。

1980年代，历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升允这个历史人物。有学者认为，升允虽然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但他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值得肯定。也有学者指出，升允的结局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必然命运。

2000年以后，升允的故事开始出现在各类历史文学作品中。有的作家将他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有的则把他描写成一个顽固不化的封建遗老。这些不同的书写角度，反映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多样化认识。

在酒泉的一座旧宅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块石碑。碑文记载了升允最后一战的经过，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特殊的历史意味。每年清明时节，总有人来这里祭扫，缅怀这位特殊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