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确实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但首先提出废除汉字的人并不鲁迅，而是当时北大教授钱玄同。而介于鲁迅本人的社会地位及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力，做为附和者的他反倒被以一种后来者居上的姿态推上了风口浪尖。
1917年2月，尚在美国哥伦比亚留学的胡适往《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写作。钱玄同则写信回应胡适说：
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而钱玄同这一言论也得到了鲁迅、陈独秀、瞿秋白、吴玉章、刘半农、蔡元培等人的赞同。为什么鲁迅等人会赞同呢？其实这只是一种“激进”文化圈的共识，但是它的形成却有着深层次的社会背景，而不是一蹴而就，或谋些人一时兴起、哗众取宠。
（钱玄同）
究其根源，从清朝算起。清朝虽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却是推行“愚民”政策最为严重的一个朝代，所以普通百姓很少有念书识字的机会，以至于它们的思想意识普遍麻木、苟且。这于国家、于民族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近代中国所受无端屈辱的根源多出于此。如果把清朝百姓比做是一个病人，那么他到晚清时已经病入膏肓。如何施救？必须猛药。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大致内容是一名中国人被列强砍头，围观的中国百姓表情麻木、精神萎靡。鲁迅感慨万千说，如果国人的思想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即使有再健壮的体格，也只能充当无意义的看客。无疑，当时的中国百姓就是一群“看客”，一帮文盲，文化素养的缺失，使他们不懂得抗争，沦为亡国奴而全然不知。
从那刻起，鲁迅决心弃医从文，用笔为枪，唤醒劳苦大众的思想意识，解救沉睡中的泱泱大国。但现实的难题是中国的繁体汉字太复杂，难写、难认、难记，很难在短时间内让那些“半路出家”的百姓熟悉、掌握，以至于思想传播上困难重重。这就好比虽有良药，但是病人无法吸收；虽有妙曲，犹如对牛弹琴；面前固有一堆金山，无奈被天堑隔断。所以，此时痛心疾首的是如鲁迅一类的文化巨匠。而在鲁迅等人看来，打破这一尴尬境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展新文化运动，在日常使用的文字上做文章。于是鲁迅呼吁说：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终将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运之道。”，“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
其实，发表“废除汉字”言论非鲁迅一人之专利，当时类似倡议在众多文化泰斗口中成为“老生常谈”。既然“废除汉字”势在必行，那么由何种文字代替呢？——拉丁化新文字。
其实拉丁化文字非中国首创，而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成果。介于苏联的成功实施经验，因此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率先发起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倡议。
（鲁迅与瞿秋白）
1931年9月26日，中国首次新文字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举行。大会以瞿秋白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最终确定了汉字改革方针：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1935年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汉字的弊端、拉丁化文字的优势、及当前汉字改革的迫切需要。
但事实证明，汉字拉丁化是行不通的。
首先，虽然在瞿秋白等人积极倡导及民国政府的努力配合下，但多种简化汉字和汉字拼音化的方案均有始无终。原因在于时局动荡混乱，挣扎在生命线上的中国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自然顾不上去学什么的新文字了。
其次，经几十年的探索得知，中国不适合用拼音文字，因为在汉语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词，例如：‘’知足‘’ 和 ‘’蜘蛛‘’ ，这些同音词只能用汉字来区分。而表音的拼音文字对于这两个词都只有一种拼音组合。这会让人看不懂这到底是在表达 ‘’知足‘’ 还是 ‘’蜘蛛‘’ 。所以拉丁字母只能当汉字的辅助音标，而不能取代汉字的书写。
那么，如何解决汉字身上固有“三难”呢？简化汉字，以拼音注解。
1964年5月，中国文改会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收入简化字2274个，并向全国推广。与之相伴而行的就是汉语拼音方案的试运行。
表面上看，鲁迅指的“汉字”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繁体字，而实际上是指封建社会特定的产物，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所以必须要推翻。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经历百年耻辱，已经拾掇不起固有的文化自豪感。因此，诸如鲁迅一样的思想家、革命家则认为孔子思想、礼教、包括汉字等历史遗留均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为了获得社会新生，宁可摈弃。
事实上，汉字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文字，有着任何文字都无法比拟的神韵，它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回顾历史，当年鲁迅等人的行为不免有些过激，但是他们是以民族救亡为出发点，初衷值得肯定，但有些“病急乱投医”与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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