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在11个候选城市（哈尔滨、西安、延安、洛阳、开封、成都、重庆、广州、南京、上海、北京）的激烈竞争中，武汉这一“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却意外缺席。

武汉的解放时间为1949年5月16日，而首都选址的讨论早在1948年西柏坡会议期间已启动。此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中南地区（包括武汉）仍面临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威胁。例如，白崇禧集团在华中地区的军事活动持续至1949年底，武汉周边存在游击战风险。相较之下，北京（原北平）于1949年1月和平解放，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为定都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基础。

尽管武汉在清末民初曾是内陆工业重镇（汉阳铁厂、武昌纱厂等），但抗战期间遭受严重破坏。至1949年，武汉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1.5%，远低于哈尔滨（东北重工业占全国80%）和上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当时的武汉以商贸为主，缺乏支撑首都功能的现代工业体系。

长江大桥尚未建成，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间的交通依赖轮渡，铁路网因战争中断，城市供水、供电系统几近瘫痪。反观北京，明清遗留的皇城格局完整，京汉、京奉铁路已恢复运营，具备快速重建的潜力。

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其“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在和平时期利于物资集散，但在战争状态下却成为致命弱点。武汉位于江汉平原，四周无山脉拱卫，易攻难守。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后，武汉虽解放，但长江防线仍暴露于国民党海空军威胁下。

长江水道可直抵武汉，若敌舰溯江而上，城市将面临直接攻击。相较之下，北京依托燕山、太行山脉形成战略纵深，渤海湾的辽东与胶东半岛构成双重海上防线。武汉位于国共内战的主战场——华中地区，解放初期仍存在大量国民党特务和地主武装。据统计，1949年至1950年，武汉周边发生武装暴乱37起，社会秩序尚未稳固。而北京作为华北解放区的核心，群众基础深厚，政权控制力更强。

定都需考虑对外关系布局。哈尔滨因靠近苏联一度成为候选，但其极北位置不利于统筹全国；北京则处于“若即若离”的平衡点——既便于接受苏联援助（通过东北铁路），又避免过度依赖。武汉虽为内陆枢纽，但远离中苏边境，且与西方势力范围（如上海租界历史）无直接关联，国际战略价值不足。

中国历代都城多选择具有“王气”的北方城市（如西安、北京），或依托险要地形的南方都城（如南京）。武汉虽在近代崛起，但历史上从未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其城市形象更多与商业（汉口开埠）、革命（武昌起义）关联，缺乏作为政治中心的象征意义。

武汉三镇在历史上长期分属不同行政区域（汉口属湖北，武昌属湖广），文化认同较为割裂。而北京自元朝起便是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其“天子守国门”的政治传统更易凝聚全国共识。

首都需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职能。1949年的武汉更适宜定位为区域性经济中心。长江航运与平汉铁路交汇，适合发展物流与贸易。重工业集中于东北，轻工业以上海为龙头，武汉难以在短期内承担全国经济引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