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封神演义》中，武王伐纣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本来大商朝好好的，纣王这货也挺正常的，结果在一次祭祀时居然对女娲娘娘起了歪心思。然后报应就来了，九尾妖狐降世化身妲己入宫得宠，使得纣王不但沉溺酒色，还荒废朝政，日趋残暴，终于惹得天怒人怨。于是姬发和姜子牙联手替天行道，以周伐商，终成大业。

纣王被黑的三个主要方向：荒淫、残暴、狂妄

小说家言虽不足信，但其论也不一定就是空穴来风。比如在正史中关于妲己在商周交替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简直跟去掉神仙鬼怪的《封神演义》近乎一毛一样：

“殷辛（即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注：有苏，己姓之国；妲己，其女也），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国语·卷七·晋语第一》）

啥意思呢？就是纣王这家伙不但灭了有苏国，还抢跑了人家的公主。话说中国的公子王孙向来只有强抢美女的习惯而没有勇救公主的爱好，于是妲己只好自救，便联合跟纣王玩无间道的“深海同志”胶鬲，一起搞垮了大商朝。

这是一个多么励志感人的复仇故事啊！不过先别忙着激动，继续翻这本《国语》，保证会令您三观崩塌，或是感觉自己的智商遭受了侮辱：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注：有施，喜姓之国，妹喜其女也），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注：有褒，姒姓之国，褒人以美女入，谓之褒姒），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均引用同上）

看到没，在左丘明（就算是他写的）笔下的夏商周三代之亡，简直就是复制粘贴般的如出一辙。都是暴君无道攻伐，然后遭美色蛊惑和内鬼背刺而崩盘——这种通常在《故事会》里才有的鬼话说一遍或许还能蒙住人，但接二连三的拿出来玩大忽悠就没有任何的可信度了。

删述六经，使得三代的历史真像遭受了严重的扭曲" uploaded="1" data-infoed="1" data-format="jpeg" data-size="99147" data-phash="68917E3D82FD43A1" data-source="outsite" outid="undefined">

事实上在孔夫子“删述六经”以后，夏商（西）周的那段长达1300年的历史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其中被改头换面得最厉害的，恐怕就是本文要说到的主角——商纣王了。

其实提到“商纣王”这个称呼，就已经够鬼扯的了。

商朝哪儿来的“王”？

远在数千年前的三代，很多事情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

先秦三代的一国之君，在称呼上都颇具特色。像在夏朝，因国君出身司空家族，是“群司”（司空、司徒、司马、司稷等）之一，为了表示子孙不敢与先祖并肩之意，故将“司”的镜像“后”作为自贬一级的称号。同时夏人认为国君死后会化作天神，而创造和主宰宇宙万物的天神可以称作“帝”，所以在缅怀先君时，通常将其称为“帝某”。

比如夏朝的第二任国君启，活着的时候可以叫他“夏后启”，死了就得称呼“帝启”。

商朝就没那么复杂了。因为商人认为所谓的天神，就是他们的老祖宗帝喾，而帝喾的子孙死后都会跑到天上去陪伴祖先。所以历代商朝国君甭管死的活的统统可以称之为“帝某”，比如帝大乙、帝武丁、帝祖庚、帝辛等。其中的帝大乙就是成汤，帝辛就是人们常说的纣王，意为分别是乙日和辛日出生的天神后裔。

就尊贵性而言，王跟帝比起来能被甩出八条街：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打个比方，如果将一个王朝比作家族企业，那么“帝”就是创始人，“帝某”就是实控人，而“王”则是这爷俩雇佣来的职业经理人，说白了就是个打工仔。

王相对于帝，就是个打工仔，所以自命天神后裔的帝辛怎么可能有个王的称号？

而众所周知，周朝的君主统统王，天生就低人一等。那周人为啥不像商人那样继续称帝呢？非不为也，是不能耳。毕竟商君将自己与天神融为一体的说法历经数百年传承，早已深入人心，周人就算再能编瞎话，也没法跟人家扯上亲戚关系。所以他们只好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为自己推翻殷商的行为正名，却不得不付出沦为天神代理人的代价。

这让刚刚撬翻了殷商江山的周人哪能受得了？干脆就篡改历史说瞎话了。除了将帝辛也“贬”成王，还瞎掰说商帝是帝喾庶出，周王是嫡出；比如后来又搞出了好几个天神以镇压帝喾独大的地位，这才名正言顺的自称天子。但这都是后事了，不再赘述。

所以所谓的“商纣王”，实际上是子姓，名受（一作受德）。因为出生在辛日，故此对他正式的称呼应该是帝辛，也只有帝辛。

而“商纣王”这个称呼跟庙号、谥号也扯不上关系。商朝倒是有庙号，但只有“太宗”、“高宗”、“中宗”这三种，而周朝干脆就取消了庙号制度。至于谥号，《逸周书》中记载的周公制谥的说法基本已被现代考古所证伪，因此商周交替时连谥号都没出现，所以“纣王”也不可能是与此产生联系。

那么“商纣王”的称呼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对此太史公司马迁倒是给出了一种说法：

“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

纣这个字，本义是套在用来驾车的驭马后部的革带，本身并无贬义。但自从跟帝辛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后，就开始多灾多难起来，比如“贱仁多累曰纣”（《吕氏春秋·仲春部·功名》），比如“残义损善曰纣”（《独断·卷下》），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个贬义词。

“纣”之一字本无褒贬，结果因为帝辛就成了一个“坏”字

就像帝辛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昏暴之君一样。

有时候我会觉得，要是帝辛能在阴曹地府里蹲个近3000年不去投胎，那么就有可能结识到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朱由检——相信两人会惺惺相惜，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帝辛很像是远古时代的朱由检——崇祯皇帝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朱由检是明朝中后期的所有皇帝中，最有振作之心的一个。奈何内有党争不断，天灾四起，叛乱不绝，外有满洲人攻城略地，没完没了的丧师弃土，可谓是内忧外患集于一身。

在大明朝这栋既漏风漏雨又庭歪柱斜的危房中，只有朱由检东跑西颠的忙着拆东墙补西墙，剩下的甭管内人外人不是在挖墙脚，就是在帮倒忙。到头来建贼破关、闯逆陷城，熬得油尽灯枯的朱由检只能愤然自缢于煤山，任由国破家亡。

而帝辛的处境比起朱由检来，只会更糟。

毕竟到帝辛即位时，距大商朝立国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阶层固化严重。而把持权力的权贵和神职人员（商人重祭祀占卜，因此祝卜的影响力很强大）早已腐朽不堪，除了大肆享用民脂民膏外，还拼命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势，疯狂压榨奴隶和平民，根本不顾其死活，导致国内矛盾日益激化。

而在商朝外部，问题就更严重了。

商朝的疆域，理论上北到今天的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看上去挺大。但实际上受限于人口、生产力及技术等方面的条件，商朝能够直接控制其实也就限于河南中北部的黄河流域两岸。而且一旦闹起点天灾人祸，商人往往连国都的安全都没法保障，动不动就得迁都——据统计商人历史上起码有过7个都城，即亳（今河南商丘）、嚣（今河南郑州）、相（今河南安阳西）、邢（今河北邢台）、庇（今山东郓城北）、奄（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至于那个大名鼎鼎的朝歌城（今河南鹤壁南）到底是不是商朝最后的都城，还存在争议。

其实商朝很难说有啥疆域，能直接控制的地盘很小

连自家老窝都经常朝不保夕，那些非实控区的各路诸侯对于大商朝的忠诚度，就更不用提了。

成汤立国后还不到百年，诸侯们就开始不服管，爆发了历时五代九王的九世之乱，差点把大商朝给折腾没了。幸亏相继有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商朝才得以续命，可是等这俩明君雄主驾崩后，后续的历代商君就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于是国势日衰。在这种情况下，各路诸侯自然不会消停，叛乱此起彼伏。尤其是东南夷和位于西北的周部落，更是跟商人相爱相杀的老交情了，从来就没断过改朝换代的念头。

比如向来以老好人和老可怜人面目示人的周文王姬昌，其实才是人狠话不多的真正的商朝掘墓人——他刚接了老爹季历的班，就大举发兵攻商，“《纪年》曰：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卷八十三·皇王部第八》），但好像没占到啥便宜。于是姬昌改变策略向南发展，将周部落的势力扩展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卷四·泰伯第八》），对商人形成了半包围的有利局面。

要不然为啥帝辛非得咬牙切齿的把姬昌抓起来，可又不敢轻易弄死（帝辛的爷爷太丁可是毫不在乎的把姬昌他爹季历给宰了）？要不然姬发反商会赢得那么轻而易举？

在故事里一副大善人面孔的姬昌，其实才是个大狠人

这就是帝辛即位时的背景。大商朝可谓是内忧外患交加，足以跟朱由检同病相怜。

不得不说，帝辛颇具雄主之姿，其才其能是朱由检所没法比的。就算在历代亡国之君中，也就隋炀帝杨广能跟他比划比划：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

可以说这样的人物，要是早生个百十年，弄不好能继盘庚、武丁之后为大商朝再造中兴也未可知。

帝辛可能是古代君王中形象被丑化扭曲最厉害的

只可惜经过在如太丁、帝乙等庸碌之君的懈怠漠视，以及东南夷、周部落等外敌的持续扩张，等到帝辛继位时，大商朝其实已经没救了。

就跟朱由检一样无奈。

可是帝辛还是不服气，于是从内到外推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

鉴于历代史书对于这位倒霉君主的记载不是诋毁就是臭骂，我们已经很难从中查找到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不过要是用点心的话，倒是能从帝辛的各种罪状中，查找些许蛛丝马迹。

关于帝辛罪名最可信的记载，无疑是武王伐纣时于牧野决战前发表的那次著名的演讲，即《牧誓》。

在《牧誓》中，姬发宣布了帝辛的6大罪名——其一曰酗酒，其二曰不用贵戚，其三曰登用小人，其四曰听信妇言，其五曰信有命在天，其六曰轻视祭祀：

“盖惟迷於酒色，是以不复畏天念祖，以致忠直逆耳，谗人幸进。”（《商考信录·卷二》）

如果用现在的观点，姬发给帝辛定下的罪名中，有些属于悍然干涉商人“内政”，颇有些长臂管辖之嫌。

比如酗酒。周人因为世居西北偏僻之地，所以生活并不富足，粮食可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因此有着非常严格的禁酒令。这种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西周早期，比如周公在平定了武庚管蔡之乱后，曾封康叔于商人故地妹邦以加强监管。在康叔临行前，周公特意叮嘱他要严格执行禁酒令，一旦发现有人聚众饮酒就必须抓起来，然后押回丰镐（西周国都）执行死刑。

酗酒固然不是啥好事，但商人风俗如此，直接定罪论刑就有点简单粗暴了

可问题是周人穷，商人并不穷啊。既然不穷，粮食就不是啥金贵物儿，拿来酿酒也没啥限制。所以商人乐饮善饮是出了名的，帝辛可能还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皇帝成了烂酒鬼固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总不能因为周人禁酒就给人家帝辛定罪吧？管得着吗你！

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喝开水、睡午觉，这种习惯外国人可能理解不了，但管你毛事？

再比如听信妇言，更是周人少见多怪，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商人可不讲究什么男尊女卑，相反女性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得非常活跃，而且很受尊重。比如武丁的老婆妇好（zǐ），就是商朝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她曾担任主帅指挥了对土方、巴方、夷方等重大作战，一生出战多达90余次，灭方国20多个，战绩足以羞煞同时代的须眉。即便如此，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记载，妇好的身份首先是商君的正妻，其次是重臣、大祭司和诸侯，排在最后的才是大将军——足见商朝女性地位之高，在历朝历代中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而武丁的另一个老婆、妇好的前任妇妌（jìng），也主持过亲农、祭祀、先导、进贡等一系列王室活动，还率军征伐过龙方。可见妇好之事并非孤例，只要你有本事（当然前提是贵族），就没什么男女尊卑分别。

所以哪怕帝辛是个重度“妻管严”患者，惟妲己之命是从，那也是人家商人的风俗和传统。你周人看不惯就横加指责甚至以此为名吊民伐罪，跟现在某大漂亮国的无耻嘴脸有什么区别？

商人崇尚男女平等，管你周人毛事？

还有信有命在天，这也没啥可说的。商人信鬼神、重祭祀，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天命所归，这一点跟周人的三观不合，自然也是看不惯就要踹几脚。

至于剩下3项罪名，那就有点意思了。

所谓的不用贵戚、登用小人和轻视祭祀，如果我们用逆向思维来推导，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帝辛发起了一次人事制度上的改革风暴，结果掀起了轩然大波。

何为贵戚，典型代表就是孔夫子钦定的“殷末三仁”，即帝辛的哥哥微子启、叔父箕子和比干；至于小人，是指蜚廉、恶来、费仲等“善谀好利”、“善毁谗”的非世官大族出身的新晋官员；所谓轻视祭祀，就是帝辛把祖先都弄到一块集中祭祀（即周祭），而非像以前那样一个个的分别祭祀，避免劳民伤财。

而在史书中只要“三仁”出场，紧随其畔的就必有一个“谏”字，而帝辛则从来就没“虚心纳谏”过。倒是蜚廉等“小人”从来都是帝辛指东就不往西，令其打狗就不骂鸡。

结果呢？除了蜚廉因为出差没赶上伐纣大战，归来后因殷商已亡而不得不归隐外（根据清华简记载，蜚廉后来还是被周成王姬诵抓住杀掉了），恶来、费仲等帝辛铁杆都在牧野大战中阵亡。而“三仁呢”？微子启降了，后来还当上了宋国的第一任君主；箕子跑了，还一口气跑了几千里地，成了箕子朝鲜的祖宗；至于比干，到现在他是啥时候死的、又是咋死的还是一团浆糊。

殷末三仁真正的形象，可能跟我们了解到的截然不同

孔夫子说“比干谏而死”（《论语·卷九·微子第十八》），屈原却说他是投水溺死；关于剖心这个情节，孔夫子说帝辛“剖贤人之心”（《尚书·周书·泰誓》），但儒家可是给商末有“六七贤圣”盖过章的，所以没法断定受害人就是比干；但到了《史记》中，就有了纣王剖比干的“七窍心”这一经典故事情节，给了大伙又一个臭骂帝辛的理由。

而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发现，比干墓寺庙中有碑文显示直到纣王死后17年，他这位“王叔”才安详离世——当然这也不能说就是铁证，但帝辛连跟他争过国君之位的微子启都没杀，为啥非得要干掉对他没啥威胁的比干，在情理上多少都有些说不通。

因此，帝辛最大的罪名，其实就是大力打压跟他离心离德的旧贵族，同时提拔出身较为寒微的新贵，从而彻底激化了矛盾，最终导致了武王伐纣事件的爆发。

毕竟像姬昌、姬发这样的诸侯，其实也属于帝辛要打压的旧贵族之列。帝辛即位后，就将姬昌、九侯、鄂侯这三个最大的诸侯任命为三公，召来商都使其远离根基之地，随后又随便找个借口将实力较弱的九侯和鄂侯杀掉。就是周部落太不好惹，帝辛心有所忌，姬昌这才只被囚禁在羑里。

由此可见，太史公说帝辛“知足以拒谏”真是一点都不假——他一眼就看出了大商朝诸多沉疴宿疾的核心所指，就是人事制度出了大问题。其实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更替，其实都跟人事制度败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当既得利益集团腐化堕落，就会有新的取而代之，而旧王朝想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进行改革，每每都会遭到守旧势力的疯狂反对。故此历代王朝在草创时期想搞出个治世、盛世什么的很容易，但在其中晚期想弄出个“中兴”来却极难，好像也就汉宣帝刘询搞成过一次。

帝辛毫无疑问也成了失败者之一。于是他的反对者如微子启、箕子、比干才会成为“三仁”，而他的追随者蜚廉、恶来、费仲等才会变成臭名昭著的小人，毕竟成王败寇嘛。

历史的真相其实就是“成王败寇”这四个字，帝辛不过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

就像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除了老王这个在品行上近乎毫无瑕疵的“准圣人”外，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变法派干将无一例外都得到了位列《宋史·奸臣传》的殊荣。就连推动变法出力最甚的皇帝赵顼都没落到好，得了神宗这么个名褒实贬的庙号——“治民无为曰神”嘛。

但相较于内忧，外患才是商朝迫在眉睫的危机。

历史上每个试图改朝换代的枭雄，无一例外的都自称是正义的一方，是以有道伐无道。但其中腰杆最硬、立场最稳的毫无疑问就是以周代商的姬氏。

美好的“宗周”其实都是儒家刻意描绘出来的

为啥？因为几乎所有的儒家圣人都在替他们站台。

但事实上，周代商的过程跟历代王朝更替没什么两样，哪来的什么代天伐罪、哪来的什么为民请命？无非是一个家天下取代另一个罢了，谁也不比谁高明多少。

虽然为了体现儒家所谓的正统性，孔夫子豁出老命去删述六经，但明显工作干得还是不到位，在很多地方留下了老姬家狼子野心的蛛丝马迹：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诗经·鲁颂·閟宫》）

这里的“大王”实为“太王”，即周武王姬发的太爷爷、周太王古公亶父。这位周太王与商帝武乙是同时代人，而这位武乙，恰巧也是帝辛的太爷爷。

所以说就算帝辛真的昏暴无道，也不是武王伐纣的根本原因——人家老姬家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太爷爷辈，就偷摸的产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了。

而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更是个狠人。他先是示弱与商人联姻，娶了武乙之女太任为妻，然后借助商人的威信大肆征伐周边的戎狄部落。季历先后征服了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将周人的势力拓展到今天的山西、河南境内，使得许多诸侯不得不前来归顺和降附，成为商人西边最为强大的方国。

周人的强大引起了商人的警惕，于是帝辛的爷爷太丁就将季历抓起来给砍了。

老姬家的先辈动不动就被抓被杀不是没有原因的

季历的儿子就是姬昌。这位周文王即位后采取的策略跟他老子完全相同，那就是一边在商人面前装孙子，一边大肆攻伐、扩张势力。等到引起了帝辛的警惕又把他抓起来以后，又利用贿赂的办法逃过一劫，归国后谋商之心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姬昌先后攻灭了犬戎、密须等小国，又攻伐耆国（今山西长治）、邘国（今河南沁阳）、崇国（今河南登封），彻底打入到到商朝势力范围之内，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势。此后他还迁都于丰都（今陕西户县沣河西岸），做好了与殷商决战的准备。

对此，帝辛几乎毫无办法。因为在他接手江山时，周人的实力已不在商人之下，两者一旦开战，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否则他何至于不敢一刀砍了姬昌，而是睁一眼闭一眼任其归国？

帝辛的打算大概是先易后难，即先消灭掉力量较弱的东部的莱夷和南方的九苗，然后再集中力量与周人决战。可谁知正在他跟东南两个方向的敌人打得不可开交时，姬发突然发动偷袭，跟他玩了一招黑虎掏心。猝不及防的帝辛手头连兵都没几个，只好召集奴隶成兵仓促应战，这才在牧野一败涂地，继而国破身死。

武王伐纣其实就是一场偷袭，根本不是什么打着仁义旗号的正面对决

这就是商周交替的基本真像，跟帝辛是不是昏暴之君、武王伐纣又有多么正义没什么关系。哪怕姬发比帝辛更昏更暴，但能赶在那个时间点上搞偷袭，照样还是会赢。

说白了，帝辛就是个生不逢时的倒霉蛋罢了。但千古以来亡国之君不知凡几，为啥帝辛总是特别招骂？

其实都是儒家造的势，帝辛只是生逢其时，被竖起来当了靶子而已。

毕竟西周可是儒家心目中的乌托邦和理想国，是一切美好的开端和终点，甚至可以说儒家孜孜以求教化世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复（西）周——没看到儒家最忠诚的粉丝之一、明建文帝朱允炆在他四叔朱棣都“靖难”到南京城下了，还在跟他最亲爱的老师方孝孺关起门来一心一意的研究如何复辟井田制？

帝辛不过是儒家为了更加衬托出宗周的美好，而特意竖起的反派大BOSS罢了

既然宗周如此美好，那么一切与其对立的自然就是罪大恶极。比如帝辛，在堪比圣人的姬昌、姬发父子面前，居然不立即纳头便拜、献国投降，那就是妥妥的罪该万死。不把他塑造成千古第一大恶人，还谁有这个资格？

但事实上圣人还是有底线的。比如孔夫子为了美化宗周，皓首穷经的删述六经，但也就在《牧誓》中给帝辛定下了前文所述的6条罪名而已。如果帝辛的罪恶仅限于此，那么跟后来圣人没见过的那些层出不穷的昏暴之君比起来，简直堪称良善之辈，这可咋行？

帝辛不恶，怎么体现宗周之仁？

于是就有无数圣人的孝子贤孙跳出来，替自家老祖宗查漏补缺。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统计，在后世传说中帝辛干过的70件恶事中，在当时就得以流传的有6项（即《牧誓》所载），在300年后的战国时期添了20项，800多年后的西汉再添21项，1300年后的两晋又添13项，此后陆陆续续另加了10项（主要是《封神》之功）。像我们耳熟能详的炮烙之刑、酒池肉林、斮胫视髓、剖腹验胎、烹伯邑考并赐姬昌食其子羹等典故，似乎在商周之时就没人听说过，反而过了数百上千年后人人津津乐道，仿佛亲临其境目睹过一般。

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纣王恶行，大多是后人脑补出来的

这种非常无耻的做法，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比如孔夫子的得意门生、十哲之一的子贡就对此非常看不惯：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卷十·子张第十九》）

按照子贡的说法，纣王并不是做事荒淫才被人憎恶，而是因为失去了地位所以才被人说成无道昏君。

无非还是成王败寇罢了。

而南宋史学家罗泌在比较了史书中关于桀纣二君的事迹后，认为其中有太多“巧合”的部分，实在是侮辱后人的智商。因此他又梳理了与此有关的各类文献，指出其中大量可能存在后人夸大、附会的情况，并得出结论——“故凡言桀纣之事者，吾不敢尽信也”《路史·卷三十七·关龙逄（桀纣事多过实）》

类似的言论不胜枚举。

其实帝辛这个人，可能荒淫，可能暴虐，可能骄纵不听人言，可能铺张荒耗国力，但这都不是商亡周兴的根本原因。从成汤立国以来传承600多年，国已腐朽、政亦废弛，恰巧赶上周人兴起，于是取而代之罢了。没什么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历史规律而已。

反正帝辛早死了，怎么编他瞎话也不会有啥后果，那还要啥底线？

就像朱由检无论怎么喊口号、下罪己诏也挽救不了大明朝一样，帝辛即便再“资辨捷疾，闻见甚敏”，在历史大势之下也不过是作螳臂当车之举。

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偏偏历史又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巧合的是帝辛还是儒家所需要的那个理想国的死对头……

那么不黑你，黑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