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姜维北上出骆谷 邓艾南下守长城拿下寿春之后，司马昭一度想派一支轻装精锐骑兵由寿春继续东进，深入东吴境地，招揽唐咨、全怿等东吴降将留在吴国境内的亲信和子弟，借机扩大战果，进一步削弱东吴实力。 一向喜欢迎敌而上的豫州刺史王基这次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反对，劝司马昭适可而止：“当初诸葛恪携东兴大胜之势，倾江东之力围攻合肥新城，结果不但未能拿下新城，自己却死伤大半，损失惨重。姜维在洮河西岸大胜王经之后，轻兵深入，围攻狄道城，结果粮草不济，最终败退而回。通常每次大捷之后，军队上下容易轻敌，一旦轻敌则会思虑不周，忽略困难”。 王基的话比较长，咱们换一段继续说：“今东吴刚刚大败，内部政局不稳，他们必然因为担惊受怕而加强戒备，此时不是进攻的好时候。况且我们出兵已近一年，将士思归心切，此时若再出兵恐怕军心不稳、士气低落。寿春之战我们俘获降卒十余万，贼首业已伏诛，自汉末以来历次征伐，还没有哪一次像我们今天这样大获全胜。当年武皇帝（指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后，自认所获颇多，未在继续追剿袁绍，也是担心在大胜之后被挫伤锐气”。 司马昭听后颇以为然，下令大军开拔，班师回朝。启程前，司马昭将豫州刺史、镇南将军王基改任为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爵位由安乐乡侯升为东武侯，镇守寿春。 已67岁高龄的王基为人谦虚，上书把功劳都归于帐下参佐，司马昭索性把王基帐下司马、参军等七人都授封侯爵。 石苞在战后由奋武将军升为镇东将军、东光侯，作为王基部下一同镇守淮南。 钟会这次虽然没有带兵打仗，但却替司马昭出了很多计谋，也更受司马昭器重，司马昭常对人说钟会就是自己的子房（即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钟会也对司马昭感恩戴德，坚决辞去朝廷授予的太仆之职，留在司马昭身边做大将军府记室。司马昭要给钟会晋升为陈侯，也被钟会拒绝。 自汉代以来，按规定三公和大将军都有权在府里设立记室，记室主管奏表、书檄等文书事务，类似秘书长，虽然俸禄由国家财政统一拨付，但实质属于私人幕僚、属官，而且往往都是由亲信和心腹担任。虽然记室官职级别不高，但因为背靠大将军府，替司马昭出谋划策，因而实际上握有实权，几乎可以参与朝廷任何大小事务的定夺，包括官员任免，甚至生杀大权。后来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虽是司马昭下令所杀，但实质却是死于钟会之手。 所以，别小看了这小小的记室，这可比去做级别看上去挺高，实际毫无实权的太仆风光得多，钟会这种处世高调，居功自傲的人可没那么谦虚低调。 公元258年，4月，司马昭班师回到洛阳。 魏帝曹髦将司马昭曾经驻扎过的丘头更名为“武丘”，以纪念此次平叛功绩。 5月，曹髦下诏封司马昭为“晋公”，将并州境内的太原郡、上党郡、西河郡、乐平郡、新兴郡、雁门郡，以及司州境内的河东郡、平阳郡，一共八个郡，方圆七百余里，合并为“晋国”，作为司马昭封地，晋国内部设置各级官署。同时加封司马昭相国之位，九锡大礼。 司马昭倒是很低调，毕竟掌权不久，上述待遇一律推辞不要。然后曹髦就硬塞，司马昭硬是推辞，如此反复竟达九次之多，最后曹髦只好作罢。“九让，乃止”。 司马昭虽然“谦虚”，但曹髦却不能吝啬，既然不要晋王，那就改为增加司马昭三个县的封地和一万邑户，同时司马昭那些儿子里中尚没有爵位的一律封侯。 到此为止，该赏的都赏了，该杀的也都杀了，寿春之战的后事也算全都处理完了。 说到此处，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这一次司马昭集中曹魏二十六万大军在淮南打了近一年的仗，那西边蜀汉的姜维就没趁机闹出点动静吗？他能老老实实在那待着吗？ 当然不会。 以姜维的脾气秉性，曹魏哪次内乱他也没闲着，这次怎么可能例外。可是，我们看到司马昭在淮南前后长达一年时间里，怎么从来也没见司马昭调兵遣将，部署西北战事呢？ 一来蜀汉实力太弱，姜维出兵规模大不到哪去，翻不起多大浪花。二来是因为西北有邓艾在，根本不需要司马昭多操一点心，所以这次姜维出兵，司马昭压根就没过问。 公元257年12月，正当司马昭带着王基等人兵围寿春之时，瞅准时机的姜维再次集合数万人马，出骆谷北上，进至沈岭，目标直指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维欲乘虚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径至沈岭”（《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骆谷是陕西汉中至西安周至县的一条穿越秦岭的大峡谷，也是由巴蜀进入关中的一条交通要道。沈岭也叫姜维岭，在骆谷北向的尽头，位于今周至县西南方，距长安约200余里。 翻开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姜维这次没有再纠结陇西，而是直驱关中，目标比之前迂回陇西要宏大得多，但做法却实在让人莫名其妙。 不知道姜维的情报工作做得怎样，虽然司马昭这次从关中征调了部分机动部队到淮南作战，但怎么也不至于让你姜维带着几万人马就能拿下关中吧？这不是笑话吗！你把镇守关中的老对手邓艾当成啥了？ 距沈岭以北不远处有座城池名叫长城，依秦岭而建。这可不是秦始皇修的长城，而是城池的名字，隶属于曹魏。城内积攒了很多粮草，但守军并不多。此时关中一把手是征西将军司马望，之前说过，因为司马望在京城时常被皇帝曹髦叫去聊天，担心在皇帝和堂弟司马昭之间处理不好关系，为避祸主动要求外放，做了征西大将军，安西将军邓艾是司马望下属，原征西大将军陈泰已被调回京城任职。 邓艾和司马望商议后决定集中兵力驻守长城，然后闭城坚守，距姜维于门外。 姜维率军在芒水岸边依托山势构筑壁垒作为大本营，然后带着人马三天两头来到长城城下挑战，可惜任凭姜维喊破喉咙，司马望和邓艾只管紧闭城门，在城内大吃大喝，就是不出城迎战。 芒水就是黑河，位于周至县境内，是渭河支流，穿梭秦岭之间，现在建有黑河森林公园。 姜维干着急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绕也绕不过，最后只好这么僵持着。 姜维一直赖着不走，不知道是不是寄希望于东吴和诸葛诞能给点力，逼迫司马昭把邓艾调去淮南。 双方一直僵持到司马昭拿下寿春城，姜维希望彻底破灭，这才无奈又从骆谷撤回巴蜀。 三国态势，曹魏国力一直居首，但总体三家保持平衡，曹魏没有能力吃掉其中任何一家，所以一直以积蓄国力为主，基本不会主动挑事，无论在西北还是东南，都是以守为主。当然，实力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曹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后来无论是灭蜀汉还是灭东吴，都是一战定胜负，干脆利落，没有像其它朝代的统一进程那样，打打杀杀持续数年。 明明曹魏实力强大，可姜维为何每次总选择拿曹魏练手，对北上情有独钟？为何不沿江而下，从东吴手里收复荆州呢？ 这也是形势使然，没办法的事，姜维没有别的选择。 蜀汉往东就是荆州，荆州面积非常大，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等省。荆州上可入中原，东可控制江南，西可压制巴蜀，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套句俗话就是“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此时荆州南北一分为二，上半部分襄阳、樊城一带属曹魏，此时由驻守新野的征南大将军王昶管辖。下半部分江陵、武昌及以南属东吴，当年吕蒙从关羽手中夺得。尽管东吴实力较弱，但也远比蜀汉强大。姜维如果率军东征，将直接面对东吴和曹魏两大对手，这两家谁也不可能让蜀汉在荆州站住脚。 所以，对蜀汉来说往东就是一堵墙，无法越过，姜维只能往北。由此，我们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当年关羽丢荆州对蜀汉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蜀汉从此就被死死堵在四川，想出来比登天还难。中国历史上割据巴蜀的地方政权有很多，可是能从巴蜀走出去的又有谁？当年刘邦从汉中打进关中，进而逐鹿中原，统一南北，勉强算是唯一的一个吧。 西北对曹魏来说，和荆州、东南（也就是淮南）相比地位相对次要，曹魏在西北的兵力主要集中在关中平原，即长安城及周边，而关中以西的陇西、陇南、甚至河西走廊一带居住着大量羌人、氐人、河西鲜卑等胡人，位置偏远，曹魏控制力相对薄弱。出身于陇西天水姜氏的姜维对西北民情非常熟悉，一直寄希望于联合胡人占据陇西，进而东进关中。届时，巴蜀将和陇西、关中连接成片，继而东出潼关，问鼎中原。 可惜，想象总是美好的，现实往往却很残酷。尽管曹魏在关中处于守势，但曹魏国力强大，能人辈出，镇守关中的历来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将。诸葛亮时代有夏侯渊、张颌、司马懿，姜维时代又有邓艾、郭淮、陈泰。可怜诸葛亮和姜维，终其一生也未能踏入关中一步。 老天创造牛人往往都是成双成对，当年的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珠联璧合，现在邓艾和姜维算是天造地设，后来的羊祜和陆抗则是伉俪情深，很有意思！ 前番司马师平定毌丘俭二叛时，邓艾以兖州刺史之职率军进驻乐嘉城，搭建浮桥等待司马师主力渡河。战后邓艾被升为长水校尉，行安西将军。后来姜维趁司马师病故率数万大军北上，进攻狄道，大败雍州刺史王经。接替司马师掌权的司马昭随后正式任命邓艾为安西将军，率军进入关中，协助征西大将军陈泰镇守关中。 从此，直到蜀汉灭亡，邓艾一直留守关中。作为姜维死敌，邓艾一次次破灭了姜维北上的梦想。后来司马望被调回洛阳，邓艾接任征西大将军，成为西北军政一把手，最终在灭亡蜀汉时表现神勇，成为灭蜀第一功臣。邓艾姜维之争，邓艾笑到了最后。只是邓艾灭蜀之后却死于内讧，被钟会设计杀害，实在令人惋惜。 不过，大家可能没想到，邓艾在公元255年作为安西将军被司马昭派往关中时，其实并非邓艾首次进驻关中，邓艾和姜维也并非初次见面。在此之前，邓艾和姜维在西北已经打了近十年交道，早就是老朋友了。 趁此机会，咱们就来见识见识这位一代名将，邓艾！ 2、农业技师成为一代名将 威震关中邓艾大器晚成一代名将邓艾是典型的大器晚成，四十多岁时才勉强小有成就，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虽然邓艾后来在疆场上征战杀伐，如鱼得水，但最初竟是农业水利技师出身。 邓艾之所以大器晚成，不是因为前期能力不足，后期才幡然醒悟，而是因为出身低贱。魏晋以前，出身低贱对于想进入官场的有志之士来说是致命的。 邓艾，字士载，祖籍义阳郡棘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境内，生于公元197年。邓艾很小时父亲就病逝，从此跟随母亲相依为命。 义阳郡位于荆州北部，东汉末年时是刘表地盘，刘表传到儿子刘琮手里后不久就被曹操拿下。曹操拿下荆州后将当地大批百姓迁往北方定居，年幼的邓艾和母亲便在其中。母子两人随族人一起辗转流离，最终来到汝南（今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境内）定居。在汝南期间，母亲辛苦种地，不到十岁的邓艾则给当地农民放牛。“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为农民养犊”（《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12岁时邓艾又随母亲迁到颖川（今河南许昌禹州市一带）定居。在颖川，邓艾看到了东汉名士、太丘长陈寔（音shí）墓前的碑文中有句话是“文为世范，行为士则”，意思就是文章方面是世人典范，行为方面是士人准则。这句话对邓艾触动很大，于是邓艾就给自己起名叫范，字为士则，也就是邓范邓士则。后来因为发现同族有人同名同字，于是又改名叫艾，字士载。 太丘长是官职，就是太丘县的县长。汉代规定，县人口在万人以上，则县主管官员叫县令，万人以下则叫县长。后来晋朝改为千户以上人口的县主管官员叫县令，千户以下叫县长。东晋开始直到南朝，因为大部分县人口规模都很少，慢慢全都叫县令了。 年仅12岁的邓艾却对“文为世范，行为士则”这句话如此有感触，以致于将其作为名字牢记于心，说明邓艾并不同于大部分普通平民百姓，而是读过书的，而且还读的很不错。 事实确实如此，邓家早年在义阳也是大族，有读书传统，尽管到邓艾这一代家族早已没落，但仍然在贫困中保持了读书的习惯。 成年后的邓艾虽然腹有诗书，但却有个毛病，就是口吃，结巴。不知何年何月，邓艾好不容易才在县里谋了个“都尉学士”的小吏，却因为口吃的毛病，被上级认为登不上台面，因而一直未受重用。 都尉学士是典农都尉手下的小吏，典农都尉就是负责屯田区管理的低级小官。曹魏非常注重屯田，安排大批士兵和百姓在全国各地开荒种田，划出屯田区。这些屯田区慢慢发展起来以后就会设立为县，典农都尉就转为县长，所以典农都尉的级别很低，邓艾的级别就更低了，或者说没有级别，就是干活的。 因为口吃，邓艾只能做一些出力气的粗活，就是穿上工作服整天下到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长势，分析哪里适合开荒，哪里需要开沟灌溉等等。邓艾这个职位还有一个官方名称叫“稻田守丛草吏”，相当于农业水利技师。或许就是在这期间，另一个牛人石苞成为邓艾的同事，此前介绍石苞时曾提过。 邓艾天生喜欢军事，每走到一处，看到高山或是大河，往往喜欢考虑在哪安营扎寨合适，在哪适合伏击，哪又适合作战等等，还常常把想法说给身边的人听，当然，得到的往往都是嘲笑。“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邓艾在农业水利技师位置上一直做到四十多岁，渡过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渐渐迈入中老年退休行列。如果不出意外，邓艾就是到老死也跳不出屯田区那个小圈子，甚至等不到划为县的那一天，我们也不会看到后来灭蜀之战中邓艾出奇兵绕过剑阁天险，暗渡阴平，翻越七百里无人区直抵江油，大破诸葛瞻后直接杀到成都城下，迫使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为经典的奇袭战例之一。 真是令人欣慰，因为偏偏就出现了意外，因为邓艾遇到了贵人，这个贵人不是别人，正是司马懿。 虽然邓艾一直都是小吏，最底层的普通工作人员，连官都不是，但因为后来开始负责一些考核统计工作，需要向上级汇报当地的统计数据，于是就有了接触上级的可能。一次极为偶然的机会，邓艾竟被派到洛阳出差，直接向司马懿汇报当地屯田情况。 那时大概是公元240年左右，魏明帝曹叡病逝不久，司马懿和曹爽同为辅政大臣，那时的邓艾大概43岁左右。 因为汇报工作时表现出色，司马懿“奇之”，让司马懿都觉得惊讶，完全没想到在那样一个基层岗位上竟然还隐藏着一位大才。因而在汇报结束后，司马懿直接就把邓艾扣下来做了自己的属员，不再放他回去。尽管同样是基层工作人员，但因为舞台不一样，给司马懿做小吏和在县里做小吏有着天壤之别。要想有所成就，机遇和才能缺一不可，才能是基础，机遇则可遇而不可求。 不久，邓艾因为办事得力被升为尚书郎，就是尚书台尚书手下一位郎官。 当时为对付东吴，曹魏在淮南地区部署重兵，为解决这些军队的吃饭问题，曹魏在淮南、淮北等中原地区大规模开荒屯田。因为对屯田、水利等工作非常熟悉，邓艾任职尚书郎期间曾于公元241年被派往这些地区考察屯田情况。 邓艾工作细致，而且很有头脑，从项县到寿春一路仔仔细细地考察了一遍，考察完毕后立即向朝廷提出了建议。 邓艾首先认为沿途所见屯田，土地资源非常好，但因为很多地方都缺水，粮食产量不高，不能有效发挥土地效益，因而需要大力开凿河渠，兴修水利。这样不但能灌溉农田，提高产量，还能打通水路，方便运兵运粮。 除兴修水利外，邓艾还建议大规模实行军屯，就是利用当地驻军参与种田，平战结合，增加大量劳动力。 邓艾上书朝廷：“当年为剿灭黄巾军，各地开始大规模屯田，当时各地屯田所获粮草都会先运到许昌，用以平定天下之乱。如今各方已定，唯有淮南战事频繁。每遇战事，负责运输粮草的人员就占到出征人员的一半，耗资巨大，也是百姓最繁重最辛苦的劳役。陈、蔡之间土地肥沃，可适当减少许昌周边的水田，然后引水东下，在淮北屯兵两万，在淮南屯兵三万，分休轮作，常年保持四万人屯田，战时可随时出征。淮南淮北土地资源非常好，遇到风调雨顺，每年收成可达西部三倍之多。扣除各种开销，每年足以积攒五百万斛粮食作为军粮，六七年时间就可积攒三千万斛，这些粮食足够十万大军吃上五年。如果能攒下这么多粮草存放在淮南，将来吞灭东吴时可无往而不克”。 为了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邓艾还专门写了一篇著作《济河论》，济河论原文已遗失。 收到邓艾的上书后，司马懿非常重视，随后按照邓艾建议，逐条安排人施行，几年时间里先后开通了邓艾沟、广槽渠等水利工程，将黄河、淮河、颍河等河道连接起来。淮北之地沟渠纵横、漕运畅通，各地水患也大幅减少。之后淮南再有战事，大军从洛阳出发后即可由洛水泛舟而下，全程水路直达江淮。从项县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相闻，一派繁荣，民生得到极大恢复。 这些，都要归功于邓艾。“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汎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任何国家的强大和稳定，都是由很多邓艾这样的人一点点干出来的。 或许是因为看到邓艾和司马懿走的太近，后来曹爽一纸调令，将邓艾远远打发到大西北做了南安太守。南安郡位于今甘肃定西市陇西县境内。 那一年是公元243年，从此邓艾追随征西将军郭淮对阵蜀汉，和姜维结下了难解之缘。邓艾也在对阵姜维的过程中因战功升为城阳太守、讨寇将军、关内侯。 后来一直到司马懿病逝，公元252年左右，司马师执掌大权后不久，又把邓艾调回内地，先是做了汝南太守，不久又升任兖州刺史，成为地方大员。 每到一地任职，邓艾都特别重视当地的农业生产，痛恨那些忽视农业，把重心放在奉承巴结、四处结交的地方官员。邓艾曾上书司马师：“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邓艾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农业和备战，只有大力发展农业，国家才能富裕，国家富裕军事才会强大，军事强大才能打胜仗。所以，农业是打胜仗的根本。邓艾上书的目的是希望朝廷能大力支持和提拔那些在任期间倾力发展农业的官员，打击和排斥那些华而不实的官员。 再之后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公元255年司马师率军讨伐毌丘俭淮南二叛时，身为兖州刺史的邓艾当然不会背叛自己生命里的大贵人，于是毫不犹豫的杀了毌丘俭的使者，率军南下乐嘉城，协助司马师平叛。 而后，公元255年七月，姜维趁司马师大军东征之际再次北上，邓艾以长水校尉身份兼任安西将军，再次奔赴关中，拜会老朋友姜维。 关于邓艾的英雄事迹暂时就讲到这，邓艾人生中最为亮点的成就当然还是在灭蜀之战中，这在后面会详细讲述，现在，咱们就把目光再转移到洛阳，那儿很快就会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3、甘露之变曹髦喋血街头 弄巧成拙司马昭弑杀君主公元258年，平定了诸葛诞淮南三叛后，司马昭虽然拒绝了魏帝曹髦赐封的晋王封号，但手中的权势却越来越大，这自然让年轻气盛、希望能有所作为的曹髦痛苦不堪。 曹髦虽出生于帝王之家，却绝非我们想象的纨绔子弟，相反，曹髦才华横溢。 曹髦进京称帝途中的优秀表现曾让我们刮目相看，文武全才的钟会对曹髦“文同陈思，武类太祖”的评价更绝非恭维。《三国志.魏书》中成段成段的记载了大量曹髦进京后和朝中一些文学大儒，比如司马望、王沈、钟会、裴秀、荀顗（音yǐ，荀彧第六子）、虞松等人在太极殿东堂讲经论文、评价古人得失的故事，还有曹髦前往太学，和太学的老师们辩论《易经》《尚书》《礼记》的大量记载。在各种辩论中，曹髦对历史典故、名人名言脱口而出。 曹髦还擅长诗文，精通绘画，有多幅画作传到后世，曹髦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皇帝画家。 所有这些成就对于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就更显可贵，放到现在，曹髦就是少有的神童、学霸，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曹髦特别推崇少康这位夏朝的中兴之主，可见他内心里有多渴望能像少康一样中兴魏室。曹髦显然不是甘愿一直做傀儡的人。 曹髦刚继位时就曾努力过一次，想忽悠刚刚掌权的司马昭镇守许昌，趁势夺走司马昭兵权。可惜这点小伎俩不但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让司马昭加强了戒心，后来诸葛诞叛乱时，司马昭干脆连曹髦一起带着出征了。 曹髦很想培植自己的势力，慢慢做大，可司马家族经过两代三人的不断夯实，整个曹魏上下都被司马昭牢牢掌控，所有重要部门的官员不是司马家族的门生故吏就是心腹谋臣。曹髦面对的是一堵铜墙铁壁，岂能想钻就钻进去。 面对现实，聪明如曹髦也只剩下无可奈何，没有任何办法。任你再何等聪明，可孤家寡人又能办成什么事呢？平常除了下发那些早就被别人拟好的诏书外，没有司马昭的点头，一切命令都是浮云。 曹髦只能忍，忍了一年，然后又忍了一年，还是看不到任何机会。这期间，征南大将军王昶病逝，征东大将军王基被调任新野，接替王昶任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王基下属、镇东将军石苞接替王基担任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这些地方大员无一例外都是司马家的人。 公元260年，甘露五年，也即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叛乱两年后。 四月，曹髦再次下诏赐封司马昭为晋公、相国、加九锡、假斧钺，进号大都督等，结果司马昭 “又让不受”， 再次推辞。 这种我封你辞的虚伪把戏已经上演多次，而且很可能每次都是司马昭预先授意曹髦加封，自己再故作姿态推辞，以此给世人一种谦卑、贤臣的印象。一旦次数多了，最终再取而代之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曹髦对这种把戏深恶痛绝，也深知如此下去留给自己的时间很可能不多了，靠慢慢培植亲信来推翻司马昭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最终，文人出生的曹髦想到了以武力解决问题，唯有破釜沉舟、拼死一搏。这是最粗糙的办法，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一个月后，五月，戊子日，夜，月黑风高。 曹髦先让侍卫长、冗从仆射李昭在皇宫内陵云台集结卫兵，然后紧急召见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三人。 侍中王沈是已故征南大将军王昶的侄子，三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王沈早年被曹爽征为掾属，后任中书门下侍郎。高平陵之变后，因是曹爽故吏，王沈被司马懿撤职，后来又被重新启用。担任侍中期间，王沈和荀顗、阮籍等人共同编纂了讲述曹魏历史的史书《魏书》，后散佚。这和现存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不是同一本，现存魏书是讲述北魏历史的史书。 王业是刘表的外孙，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侄子。至于王经，此前说过，曾任雍州刺史，在狄道因被姜维大败，后被调回京城。 曹髦急匆匆把三个姓王的找来后，对着三人慷慨陈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三国志.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司马昭之心，连路人都知道，我决不能坐以待毙，遭受被废黜的耻辱，我今天就要和诸位一起去杀了司马昭。 三人大惊失色。 王经首先站出来反对：“当初鲁昭公讨伐权臣季氏，最后怎样？还不是连国家都丢了，最终亡命他国沦为笑柄。司马家族掌权已经这么多年，朝廷上下全都是效忠他们的人，现在就凭宫中几个寡弱的卫兵又能干什么？现在出去那就是找死，陛下一定要三思！” 曹髦心意已决，见最后关头仍然没人支持自己，无奈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讨伐司马昭的诏书扔在三人面前，然后厉声道：“我已下定决心，今天就是死我也要去，何况还不一定会死”。 “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惧，况不必死邪”（《三国志.三少帝纪》裴松之注）。 说完曹髦转身前往后宫向郭太后汇报去了，留下王沈、王经、王业三人在风中凌乱。 见曹髦一脸怒容，不像是一时戏言，事态紧急，王沈和王业可不想趟这浑水，做无用之功。待曹髦离开后两人立即转身去向司马昭汇报，临走前还示意王经一块走，可王经视若无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得到王沈和王业的密报后，司马昭立即命亲信、护军将军贾充整备兵马，在大将军府附近随时待命。 曹髦原本精明，但此时却给人鲁莽的感觉，可见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曹髦很想来一次精心策划，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司马昭除掉，但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沦落到需要自己亲自动手。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好策划的呢？只有直接抄家伙动手了。 被曹髦找来做帮手的王沈、王业、王经三个文人无一例外均反对此次行动，其中王沈和王业更是转身就向司马昭告了密，如此看来，这三人根本算不上曹髦的亲信，不过平时常常被曹髦叫去宫中谈论经史，让曹髦感觉有些亲近罢了。满朝文武竟找不到一个帮手，曹髦这个皇帝当得实在太尴尬。 举兵刺杀权臣这样的大事，竟然找来不是亲信的三个文人做帮手，曹髦的“草率”不禁让人大发感慨，身为帝王，竟穷途末路到如此地步。 曹髦回来后发现就剩王经一人，知道事情不妙，不敢再耽搁，立即拔出宝剑，带上集结的卫士和宫里所有能拉来的奴仆，一共数百人，呼啦啦出了皇宫大门，向着司马昭大将军府奔去。“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 （《三国志.三少帝纪》裴松之注）。 一行人刚到止车门就遇到司马昭异母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音zhòu）带着一队骑兵巡逻到此。 见到皇帝竟然手拿兵器带着几百人冲出了皇宫，司马伷看出极不寻常，正准备上前询问，立刻就被曹髦身边的人大声喝止，要求司马伷马上退下，解散队伍。 曹髦毕竟是皇帝，司马伷手下那些士兵一听呵斥，早吓的四散奔逃，司马伷站在一边，动也不敢动，任由曹髦这些人从眼前过去。 曹髦带着这帮人继续赶往大将军府，走到皇宫南门城楼时，就见中护军贾充带着兵马挡住去路。曹髦知道贾充是司马家族死忠，立即举起宝剑，冲上去准备拼命。 贾充率领的是京城禁军，原本是保卫皇帝的，此时见皇帝要冲过来，哪里敢还手，一个个不停往后退，眼看着曹髦等人就要冲过去。 就在这时，一个傻笨傻笨的悲催人物出现了。 站在贾充身边的太子舍人成济，见手下士兵不停后退，赶紧问贾充：“大人，事态紧急，您赶紧想想该怎么办啊？” 于是，这位曹魏大忠臣贾逵之子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耳！”（《晋书.文帝纪》）。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傻乎乎的成济于是举起长戈，对着曹髦直挺挺刺去。“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晋书.文帝纪》）。 曹髦手里只有短剑，又是未经战阵的文弱书生，哪里挡得住成济这一刺，直接被一戈刺中。因为成济用力太猛，戈尖从前心扎进去后直接从后背钻出。曹髦当即瘫软在地，一命呜呼。 曹髦死时19岁，在位六年。 因这一事件发生在曹髦甘露年间，所以也被后世称为甘露之变。当然，这和后来唐朝的甘露之变不是一件事。 曹髦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用自己的生命给权臣司马昭涂上了一个大大的污点：弑君。 我不要什么王也不当什么公，更不会眼看着你搞出什么冠冕堂皇的禅让大礼，我就是要让你永世都背上弑君的骂名。 曹髦做到了。 虽然曹髦实际死于太子舍人成济之手，而且多少有些偶然，但后世在谈论此事时仍常说成是司马昭弑君，这可能也是司马昭完全没有料到的。无论是司马昭还是贾充，本意都只是拦住曹髦即可，哪里会想到竟然要了曹髦的命，曹髦的死对司马昭没有任何好处，贾充成济可谓弄巧成拙。 司马昭闻讯后大惊，随后赶来看到躺在血泊中的曹髦，扑通跪倒在地，仰天长叹：“天下其谓我何”（《晋书.文帝纪》），天下人将怎样看我啊！ 怎样看你？天下人当然会认为就是你司马昭杀的皇帝。 百官得知皇帝暴死街头，却无人敢来哭拜，只有年已八十岁的老臣司马孚赶来后抱起曹髦放在腿上，失声恸哭：“陛下的死都是老臣的罪过啊！”。 司马昭随后赶紧命人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如何善后。百官很快赶来，只有原征西大将军、现早已调入京城担任尚书左仆射的陈泰（陈群之子）以生病为由未能前来。司马昭立即让陈泰的舅舅、尚书荀顗用车子去把陈泰请来。 陈泰见荀顗来接自己，说：“世人都说我陈泰像舅舅您，今天看来却是舅舅不如陈泰”。陈泰内心忠于曹魏，不愿为司马昭善后此事，而且此时身体已有病，确实不舒服，因而推脱不去。然而荀顗和陈泰的家人不想因此事得罪司马昭，只得反复劝说，最终陈泰不得已随荀顗入宫。 见到陈泰后，司马昭立刻把陈泰拉到一边，神色凝重地问：“玄伯（陈泰的字），现在我该怎么做才对得起天下啊？” 陈泰神情严峻：“唯有腰斩贾充才能以谢天下”。 司马昭舍不得杀贾充，只好接着问：“这个，卿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其它的”，陈泰斩钉截铁。 司马昭默然不语。 因为对曹髦的死过于悲恸，加上身体本就不好，年逾六旬的陈泰没多久就去世了。 司马孚和陈泰，一个是司马家族得力干将，一个内心仍对曹魏心存忠念，两人很能代表当时曹魏一批大臣。由此可以管中窥豹，在这种皇权与相权激烈对峙的特殊场景里，百官复杂矛盾的内心。 最终，司马昭仅仅将杀君之罪定在凶手、太子舍人成济头上，成济因而被夷灭三族。 被抓时，成济和哥哥成倅不服，两人一起光着身子跑到房顶上，大骂司马昭，最终双双被箭射死。成济当初举起长戈的时候，心里说不定还想着能一戈封侯呢！可怜可叹！ 如果成济有些政治头脑，当时只是用戈身击倒曹髦，然后一拥而上将其活捉，交给贾充后让司马昭去处理。如此一来，成济不但能保住性命，甚至还能拜将封侯。关键也不至于让司马昭背上弑杀皇帝这么大一口黑锅，事后司马昭顶多将曹髦废黜，让他去找曹芳一块养老，曹髦也不至于丢了性命。 尚书王经因事发时未能像王沈、王业一样及时向司马昭汇报，事后和家属一起被捕入狱，随后被下令全部处斩。 王经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临刑前特意向母亲道歉。王母却毫不在意，甚至面带微笑地对王经说：“人谁能不死，就怕死得不得其所。而今因为此事大家一同赴死，这有什么好遗憾的呢！”。王母口中的此事，应该就是指能为效忠曹魏而死，而不是像王沈和王业那样卖主苟活。 被杀那天，王经的旧吏向雄伏在王经尸体上恸哭不已，令在场的人为之动容，事后司马昭也没有为难向雄。王经早年做河内太守时，向雄曾是王经主簿。向雄后来因罪入狱，被钟会出手救出，从此在钟会手下为官。钟会谋反被杀后无人敢收尸，又是向雄不管不顾，将钟会装殓下葬。 与王经恰好相反，侍中王沈因告密有功被赐爵安平侯，食邑两千户，不久又升为豫州刺史、奋武将军。至于散骑常侍王业，史书未记载如何赏赐，王业本人在史书中留存的记录也非常少。 最后就是对于死者、皇帝曹髦的处置。 司马昭上书郭太后，要求废黜曹髦帝号，贬为庶人，以平民之礼下葬。不过下葬时因司马孚等人求情，司马昭临时加恩，仍旧以王礼将曹髦下葬。 当年曹芳被废之后还能恢复齐王封号，现在还在封国优哉游哉。曹髦这一冲动就把自己直接变成了普通百姓，连高贵乡公的爵位都没了。 司马家族掌权的这些年里，王凌、毌丘俭、诸葛诞这些武将反叛过，李丰、夏侯玄这样的文人也反叛过，最后连皇帝曹髦都赤膊上阵了。那曹髦之后呢，还会有人不惜被灭三族也要站出来维护曹氏而反对司马家族吗？ 再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