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甘肃61位举人联名

写了《请废马关条约呈文》，认为有三大危害

1895年，在北京参加会试的甘肃举人，联名写了《请废马关条约呈文》，针对即将签订的《马关条约》，甘肃举人们指出有三大危害。签订后，将极大地助长日寇的气焰和实力。因而，他们提出三个反对……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这几天，我们有必要再次回顾这句话。今天，老王就给大家讲讲，公车上书中的甘肃学子们。

公车是一项非常古老的意见征集制度。公车是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当时规定，吏民上书言事均由公车令接待，而能上书的人，多是大才者，因此上书后多被大用。它的实质意义是指普通人向当权者上书言事。这应该是古代一项征集意见建议的渠道。而清末发生的公车上书行动，则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公车上书的认知。它成为一项新型的群众性的觉醒运动。

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大清王朝战败，不得不议和。整个甲午战争，打得很蹊跷，本来不应该败的大清却败了。1895年春，清廷被迫同日本在马关议和，后于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马关条约》。

三四月间，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的举人们，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大清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不仅要赔款白银二亿两，还要割让台湾及辽东。顿时，北京城内外就沸腾了，各省的举人们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于是，各省的举人纷纷行动起来，阻止签订条约。

在北京的康有为、梁后超立即发动广东、湖南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绝批准《马关条约)。随后，康有为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言书》。《万言书》痛斥对日割地诸款，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并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 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救国纲领。4月8日，康有为将《万言书》递呈至都察院，请其代转。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公车上书”中签名的举人有603名，其中甘肃举人61名，约占签名举人的1/10。仅次于广西（99人）、贵州（95人）、广东（86人）、四川 (71人），居第五位。甘肃举人在积极参加“公车上书”的同时，还联名起草了一份甘肃举人《呈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拟送都察院，然后转给光绪皇帝。

据记载，甘肃举人的呈文坚决要求朝廷“罢可危之成约，树不敝之良图”，并提出：反对对日赔款，反对割地，反对日本在华投资设厂。甘肃举人们认为，此巨款应用于“练兵、造械、购船、铸炮”，与日本决一雌雄。，同时，日本与俄国已对我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若再对日本的非分要求节节退让妥协，西方列强必然趁火打劫，中国将无以应付。后来果然发生了日俄战争。尤其是，倘若听任日本和列强在中国“广设码头，招徕工匠”，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制成产品在中国倾销，必然造成“土货尽变为洋货，华商尽变为洋商”，到头来，“中国自有之 利权，尽为海国所夺矣”，这样将摧毁中国的经济基础。

甘肃举人的《请废马关条约呈文》由李于锴领衔执笔起草。李于锴（字冶成，一字叔坚），武威人。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名铭汉字云章，主讲、凉州、甘州书院，以品学负乡邻座望。李于锴1882年中举，1895年成进士，选为翰林院士。先后任山东蓬莱知县，代理开威、秦安知县、调山东大学监督。河州知府，在鲁为官十余年，办学堂、升矿山。后闭门读书坚辞不就。

当时，在《请废马关条约呈文》上签名的甘肃举人共有61人，他们是李于锴、王汝贤、张思永……（具体名单见图片）。他们提的：“反对赔款、反对割地、反对日本在中国建厂。”三个反对，至今还震耳发聩的作用。后来，因条约已批准，事情无法挽回，才作罢。这份呈文的草稿和正本，长期为李于锴及后人保存，现这份呈文现保存于甘肃省博物馆，为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最后，再说一段题外话，关于“公车上书”近人的研究又有新观点。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认为，“公车上书”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官员们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这上书被保守派官员阻挠，联名书未能交到光绪帝手中。甘肃举人们的《请废马关条约呈文》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历史不容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