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临终遗憾
1986年2月底到3月初之间，丁玲，中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命已经接近终点。她饱经风霜的脸庞略显苍白，满是倦容，唯有双眼还透出坚强和热情的光亮。
她长久地、安静地注视着放置于床头柜上的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张影印的毛主席诗词手迹《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那是1936年11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文艺协会组织，丁玲被推选为主任。毛主席批准丁玲跟着红军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后来毛主席在给前线聂荣臻将军的电报中，附上了这首《临江仙》词。次年春，丁玲从前线回延安，主席抄录了这首词亲手赠予她——龙飞凤舞的笔法，清新细致的词句。
病床上的丁玲回顾这些往事，脸上现出幸福的微笑，轻轻叹息道：“这是多大的荣耀啊！”丁玲本人过去在很多场合都表示，这是她此生最大的光荣。因为她是作为女作家获得主席赠诗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这种殊荣，绝无仅有。
这首《临江仙》完整、细心地描述了一位新女性的形象，体现了作者毛泽东对丁玲的欢迎、信任和赞许，实际上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所有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鼓励。
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丁玲经常得到毛主席的鼓励和关心。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动荡之中，丁玲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在此后年月中，即使国家形势逐渐安定，丁玲也没有接到主席对她任何的问询或者谅解——这是她的终身遗憾。
在这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想到这些，丁玲感到凄凉和哀伤，眼角渗出了泪水。但是，当她再次把目光投向床头柜上的那首《临江仙》，她坚定了自己的信心：“主席，您一定是了解我的。”丁玲想，“主席日理万机，有多少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他操心，而我又算什么呢？”
丁玲的脸上显出淡淡的红晕，“主席，让我死了以后，再一次做您领导下的文艺战士吧！”不管怎么安慰自己，丁玲还是期望能够知道最终的答案。但是，她已经没有时间了……
1986年3月4日，丁玲同志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岁。
（2）文武秀才
毛主席在《临江仙》词中对丁玲的描述——“文小姐”和“武将军”，概括地表扬和夸赞了丁玲。
1936年11月，丁玲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此时天色已黄昏。她看到，所有的机关都住在靠东山的窑洞里，一排窑洞约半里长。军委、边区政府、党中央各部都住在这里。
丁玲被安排住在“中华苏维埃”的外交部，那是当地一座“豪华”的大房子。得知丁玲到来后，周恩来副主席专门来看望她。两人正交谈着，毛主席披着棉衣微笑着走了进来。刚走完长征，毛主席体型消瘦，颧骨突出，脸颊瘦长，头发黑长而浓密。
周副主席看到是毛泽东，忽然眼睛一亮，问道：“主席今天漂亮了，刮了脸呀！”主席摸摸脸，笑着回道：“我还没有理发呢！”随后，毛泽东走到丁玲的身边，握住她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丁玲！大作家，我读过很多你写的文章，很好嘛！”寒暄几句后，毛泽东、周恩来便离开了丁玲的住所。
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特意组织了一个欢迎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主要领导人都隆重出席了大会。作为来到延安的第一位知名“大作家”，丁玲受到了热烈欢迎。
是的，丁玲无愧于“大作家”的称号，不论是在延安之前，或者在延安，或者建立新中国之后。
早在1927年底，丁玲的处女作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丁玲完成了著名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反响；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 1929年，丁玲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1930年，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丁玲出任左联《北斗》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左翼作家。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1949年，丁玲创作了她最重要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贫苦农民消灭土地剥削制度的斗争，成为丁玲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 1952年，这部长篇小说获得了苏联斯大林文学奖，成为了当时中国作家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奖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受欢迎。
丁玲同志并不是娇弱的“文小姐”，她是作家，也是红军战士，是“武将军”。
当年，中共中央希望丁玲留在延安指导文艺工作，但她却想奔赴前线，要与战士们在一起。1936年11月23日，毛泽东正式批准了丁玲上前线的请求。丁玲戎装上阵，从延安出发，准备参加打击胡宗南部队的战斗。
丁玲回忆道：“起程那天早晨，参谋部送来一匹跛马，一个饲养员。还派来一个12岁的勤务员，他行军常常掉队，每到宿营地我都站在村口等他。半路上他洗脸，把我的脸盆弄丢了，我就得跑到司令部借用任弼时同志的脸盆。我一天走六七十里，脚打泡了，用根线沾点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走。”
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丁玲依旧没有减退在前线进行创作的决心。她迅速抛弃了自己曾经的“文人”生活习惯，熟悉了军旅生活的节奏和纪律，这让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赓等首长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在这段时间里，丁玲写下了《广暴纪念在定边》、《到前线去》等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在这篇文章中，丁玲详细记录了红军会师后的首场大胜。文章像捷报一样传递了胜利的喜讯，提升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信心。
丁玲把文艺作品当作强有力的武器，鼓舞士气、战胜敌人。
（3）曲折人生
丁玲同志的一生，不仅是才华横溢的“文小姐”和英姿飒爽的“武将军”，还包括更多的艰难曲折的生活，这可能也是她的创作源泉之一。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官宦世家。丁玲幼年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然而，丁玲和母亲非但没有获得大部分亲属的同情，反倒受到了各种欺辱。这使丁玲第一次尝到了世态炎凉。
为了生存，母亲变卖了家产，带着年幼的丁玲，到舅舅家寄居。在舅舅家，丁玲被外祖母“许配”给表哥，就是说，等她长大后要嫁给表哥。这件事情并没有隐瞒丁玲，也就是外祖母和舅舅根本不在乎她的意见。这就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母亲为了帮助丁玲摆脱困境，就送她上学。后来，丁玲考入女子师范。毕业后，在母亲支持下，她进一步学习，增长见识，同时接受新思想。后来，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丁玲下定决心，反抗和拒绝了原来那个荒唐可笑的婚约。
1924年，丁玲来到北京。她住在一所补习学校里，邂逅了同样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胡也频，两人坠入爱河，共结连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每人可以省下一半房租。
1931年2月，胡也频与其他多名左翼作家被反动派杀害。得知丈夫遇害，丁玲心如刀绞。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和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
这种黑暗社会的压迫，促使丁玲投向革命的怀抱。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丁玲遭受国民党特务的逮捕。1936年，在组织的救助下，丁玲出狱，脱离国统区，奔向延安。
很遗憾的是，丁玲同志在建国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也受到不白之冤。这是她生活崎岖道路的一部分。1975年5月，丁玲重新获得自由之时，已经71岁了。
对生活中受到的委屈，丁玲具有博大的胸怀。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丁玲写道：“把这些作为革命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就没有什么可愤愤不平，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
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都逐渐好转，于是，丁玲决定继续写中断了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部小说的前一部分在1956年已经在《人民文学》发表，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当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时，丁玲十分悲痛，甚至恨自己创作太慢。她本来想把《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本书早些完成，希望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把这本书呈交给毛主席他老人家，证明自己是个坚持为党的文艺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合格党员。
1980年，中央为丁玲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1984年，中央组织部颁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甚至，国民党前军统特务沈醉也证实：“丁玲同志未被杀害，绝不是因为她自首、叛变。她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特务不会不知道。她没被处死，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国民党是考虑到国际舆论和社会影响。”看来是她的大作家的声望救了她自己。
（4）告慰逝者
丁玲不但是毛主席的湖南老乡，而且曾经是杨开慧的同学。主席和丁玲在文学上也有不少共同语言。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席非常理解和支持丁玲的工作，并且时常肯定她的努力和成绩。
然而，在国家那种混乱的政治形势下，连续多年，主席中断了与丁玲的联系。丁玲同志临终也不清楚主席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不知道主席是否谅解自己在遭受审查期间的表现。
可以告慰丁玲同志的是，毛主席在晚年，曾经要求亲手誊写、校订自己的诗词。由于体力有限，他最终只挑选出几首，其中就包括了赠予丁玲的《临江仙》。这说明主席不仅肯定丁玲，而且相当重视丁玲。
但愿丁玲在天之灵有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