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色有爱[招财进宝]欢喜自在
A Great Unraveling Is Underway托马斯·弗里德曼(NYT)
如果你对特朗普总统在乌克兰、关税、微芯片等一系列问题上反复无常的策略感到困惑,那不是你的错。这是他的错。你眼前的这位总统,为了逃避刑事指控而竞选连任,同时一心报复那些他无端指责“窃取”2020年大选的人。他从未提出过一个连贯的理论,去解释当今世界的重大趋势是什么,以及如何让美国顺应这些趋势,从而在21世纪蓬勃发展。这根本不是他竞选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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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胜选后,又捡起了他那些老掉牙的执念和怨恨——对关税的迷恋、对普京的偏爱、对泽连斯基的轻视、对加拿大的敌意——并在政府中塞满了边缘意识形态(fringe ideologues)的追随者。这些人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评判标准:把对特朗普及其突发奇想的忠诚,置于宪法、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价值观乃至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上。
于是,你看到了今天的局面:一剂疯狂的鸡尾酒,时而加征关税,时而取消;时而援助乌克兰,时而中断;时而削减国内外政府部门和项目,时而又收回成命。这些自相矛盾的指令,全由内阁部长和工作人员硬着头皮执行,他们战战兢兢,生怕被埃隆·马斯克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点名批评——只因他们可能偏离了“亲爱的领袖”五分钟前在社交媒体上随手抛出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政策路线。
朋友们,这样折腾四年是行不通的。
我们的市场会因不确定性而崩盘,企业家会失去方向,制造商会陷入困境,国内外投资者会丧失信心,盟友会感到绝望,而世界其他地方也会跟着遭殃。当美国总统在短时间内一会儿威胁乌克兰,一会儿威胁俄罗斯,一会儿又收回威胁,一会儿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加巨额关税又推迟执行,一会儿对欧洲和加拿大变本加厉,你没法治理一个国家,没法做美国的盟友,没法经营一家企业,更没法成为美国长期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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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老的盟友的高级官员私下坦言,他们担心美国不仅变得不稳定,甚至可能变成他们的敌人。唯一得到宽待的似乎只有普京,而美国的传统朋友们则目瞪口呆,震惊不已。
然而,特朗普最大的谎言莫过于此:他声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破败的经济,因此必须采取这些极端措施。这纯属胡扯。乔·拜登确实犯了不少错误,但到他任期结束时,在明智的美联储协助下,拜登经济其实表现相当不错,趋势也在向好。美国显然不需要一场全球关税的“休克疗法”。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油价偏低,失业率仅约4%,消费支出稳步上升,GDP增长率保持在2%左右。
现在,经济学家们担忧,特朗普为经济注入的深层不确定性可能会因错误的原因压低利率——投资者的极度不安将抑制国内外增长。更糟的是,我们可能面临“滞胀”: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一切都源于大规模关税的冲击。
但这不仅仅是你祖辈经历的那种周期性经济波动,而是特朗普引发的深入骨髓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一个你熟悉了80年的世界,正在被一个最强大的玩家亲手解构——而这个玩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周围簇拥着一群点头哈腰的人。
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一段非凡的经济增长期,大国之间未曾爆发战争。当然,这段历史并不完美,有过动荡的岁月,也有落后的国家,但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角看,这80年对许多地方的许多人而言,是异常和平与繁荣的时光。而这一切的首要原因,归功于美国的行为方式。

这种美国精神,可以用约翰·F·肯尼迪1961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的两句话概括:“让每个国家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为了确保自由的生存与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迎接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
还有:“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的世界公民同胞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做什么,而要问我们一起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特朗普和他那位空洞的副总统J·D·万斯,彻底颠覆了肯尼迪的号召。他们的版本变成了:
让每个国家知道,无论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今天的美国不会付出任何代价,不会承担任何负担,不会承受任何艰难,它会抛弃任何朋友,迎合任何敌人,只为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生存——哪怕这意味着只要对我们有利或方便,可以在任何地方放弃自由。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特朗普总统做什么。我的世界公民同胞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准备为美国捍卫你免受俄罗斯~威胁而付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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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如美国这样核心的国家——自1945年以来通过北约、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发挥关键稳定作用,且确实比其他国家付出更多以扩大全球蛋糕,因为我们从中分到了最大一块——当这样一个国家突然背弃这一角色,转而成为体系的掠夺者时,世界要小心了。
如果说特朗普有什么可以辨识且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理念的话,那也就是他在竞选时从未提及的、并在历史上也绝无仅有的理念。
“特朗普是个孤立主义-帝国主义者,”以色列《新消息报》专栏作家纳胡姆·巴尔内亚前几天对我说,“他想要帝国主义的所有好处——你的领土、你的矿产——却不愿派兵或支付任何代价。”
我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称为“打砸抢”,既不会是“遏制”或“接触”。他一心想成为地缘政治的小偷,想把格陵兰岛、巴拿马、加拿大和加沙塞进自己口袋,就像直接从货架上拿走东西,却不付一分钱,然后跑回他的“美国安全屋”。我们二战后的盟友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美国。
如果特朗普执意让美国来个180度大转弯,他有责任为国家提供一个连贯的计划,基于合理的经济学,依靠一群代表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而不是最谄媚和极右翼的跟班。他有责任解释,为什么清空那些让政府平稳运转的关键官僚机构(如司法部或国税局)的专业人士,换上边缘意识形态者来担任要职,对国家有益,而非仅仅对他个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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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无论党派,他欠每个美国人一些基本的体面与人性。要在如此激进的转变中取得哪怕一丁点成功,总统唯一的方法是向对手伸出橄榄枝,至少尝试争取他们的支持。我明白,他们很愤怒。但他是总统,应该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然而,可惜,这不是特朗普。利昂·维塞尔蒂尔曾对内塔尼亚胡说过一句话,对特朗普来说尤为贴切:他是一个如此渺小的人,却身处如此重大的时代。
如果说今天最让我沮丧的是与肯尼迪就职演说的对比,那么最让我不安的,是林肯1838年1月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上的演讲。他警告说,唯一能摧毁我们的力量是我们自己——通过滥用我们最珍视的机构,以及彼此间的互相伤害。
“那么,危险何时会降临?”林肯问道,“我回答,如果它真的到来,必定在我们之中滋生。它不会从外部入侵。如果我们注定要灭亡,那我们自己必然是始作俑者和终结者。作为自由民的国家,我们要么永恒生存,要么自我毁灭。”
如果这些话没有让你感到不安,那说明你毫无知觉。*
【作者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是外交事务观点专栏作家。他于1981年加入《纽约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