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9日，上海虹桥机场，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却注定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厚重篇章。那一天，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一行悄无声息地抵达了上海。然而，他们的到来并不如预期那般低调，反而一开局就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这场看似平凡的“工作”，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牵动着上海乃至全国的命运。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四人帮”余党的动向。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意味着“四人帮”的倒台，但这个倒台的背后，并不代表着他们彻底消失。在上海，这股余毒依旧盘根错节，尤其是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些人手中，依旧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更严重的是，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幕后操控，甚至酝酿着一场规模不小的武装叛乱。这让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派遣一个工作组，秘密进驻上海，彻底瓦解这些余党，确保上海的安全与稳定。

工作组一行人在上海的任务原本应该简单一些——稳定局势，揭批“四人帮”，然后把这些残余力量彻底清除掉。但当他们在虹桥机场一落地，就发现事情并不像预期中的那样顺利。工作组一行没有提前通知上海方面，但奇怪的是，上海警备区的几名高级军官早早就在机场等候，甚至直接询问工作组的行程安排。这让苏振华他们一愣，心里暗自升起了疑虑——这背后是否有某种特别的情况？为何上海的情报系统能够提前掌握他们的动向？

苏振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质问那几名军官：“我们没有通知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对方答得含糊其辞，只说上海方面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一点模糊的回答，让工作组立刻警觉起来，心里预感到这趟任务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必须非常小心，随时做好应对一切突发状况的准备。

而更为紧迫的是，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尤其是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这些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自10月8日开始，上海的街头巷尾便开始流传一些不稳定的消息。徐景贤和王秀珍开始组织民兵，加强对上海各大媒体的控制，特别是报社和电台，他们通过这些渠道煽动群众情绪，试图制造紧张局势，搞一些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甚至有传闻说要通过暴力手段来反抗中央政府。

这时候，工作组的任务不仅仅是接管上海的局势，还要面对可能的武装对抗和暴力冲突。原本以为只是“揭批四人帮”，结果一上来就碰上了这种局面，确实让他们心里更加沉重。尤其是这些余党的头目，早已不满足于幕后操作，他们显然准备采取更极端的手段了。

在这个背景下，工作组的核心成员——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决定先行与上海的主要政治人物接触，以便深入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首先，他们与马天水进行了会谈。马天水的言辞直接暴露了他的立场。他提出了两个“愚昧”的要求：一个是希望与“四人帮”的成员见面，另一个则是请求中央宽大处理这些余党。说实话，听到这些话，工作组的成员心里早已翻涌起了层层波涛。

马天水依旧死心塌地地效忠于“四人帮”，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剧变。工作组感到十分失望，因为这也意味着，马天水依然可以成为余党活动的一个“火种”。于是，工作组决定立即对他展开进一步调查，并向中央汇报相关情况，以便做出最妥当的应对。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停歇，上海的局势反而变得更加复杂。11月初，上海的街头开始频繁出现一些煽动性的传单，这些传单内容令人不安，甚至有谣言开始流传——“彭冲被刺杀”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许多人开始为此忧心忡忡。与此同时，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校也纷纷涌现出一些带有反动情绪的标语，比如“彭冲滚出上海”，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推动，试图激起市民的情绪，制造更多的社会动荡。

这些谣言与传单无疑是对工作组的一个巨大考验。虽然这些谣言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工作组，但它们仍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让工作组的成员感到局势的紧张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可能变成一场更大的风暴。

然而，工作组并没有因此动摇。他们始终保持冷静，密切关注上海的动向，稳步推进他们的任务。在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后，工作组终于逐渐稳住了上海的局势。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控制力被彻底瓦解，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失去了主心骨。原本酝酿中的武装叛乱，也因为领导核心的瓦解而未能付诸实践。

到了1976年年底，工作组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上海局势基本恢复了平稳，社会秩序逐渐回归正常。随着工作组的任务完成，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被调离上海，彭冲接替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位置，继续推动上海的改革和发展。这一连串的操作，不仅保证了上海的政治稳定，更为全国的社会经济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的“四人帮”余党，经过几个月的斗争，终于彻底瓦解。这座城市，经历了风雨洗礼后，重新焕发了生机。对于中央而言，上海的稳定意味着全国的安定，意味着国家的未来不再充满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