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近代有名的“疯子”，章太炎和吴稚晖都榜上有名。前者一生，傲岸不群，如猛虎下山，横扫千军；后者一生，却精灵古怪，雅好以恶作剧取乐，似乎总是童心未泯。在好斗使气，懒得理会人情世故方面，两人却又很是相似。他们的言行，多放纵不羁，特立独行，或“大逆不道”，得饶人处不饶人，常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没有一点中庸气象。
偏偏这两个人，在人生观念、文化见解、政治信仰上针尖对麦芒，不可调和，而时代和命运又一度把他们安排到一起，其间，私事公事天下事，一齐迸发—— 疯子对疯子，免不了大演“龙虎斗”。此时此境之下，想要没有传奇与纠葛都难！
章太炎（左）吴稚晖（右）
英雄入狱，天地悲秋
1903年闰五月初，一群中西捕探持着拘票，冲进上海爱国学社。章太炎在客室正襟危坐，静候着他们，双方一打照面，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捉拿章炳麟，我就是。”言毕，从容就捕，被带到巡捕房。
之前，他并非不知道一点风声；管事的租界当局，也并非十分乐意抓他——后者早已在有意无意之间，向包括前者在内的革命党人，释放出不祥信号。只要不是有意滞留，这些不安分的革命党人，总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信号，然后从容逃逸。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早在1902年，《苏报》 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合作，鼓吹反清革命，双方约定，学社教员轮流为报纸撰稿，而报馆则每月赠学社一百元，以济其经费空缺。自此，《苏报》 言论日趋激烈。学社的章士钊出任该报主笔之后，更是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其中，尤以推介邹容 《革命军》 的文章（其中一篇为章太炎的 《序 〈革命军〉》），及章太炎的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社会反响最大，可称振聋发聩。章太炎等人的被捕，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邹容 （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留日时倡导反清救国，是留学生中有影响的人物，后来回国在上海，寄居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两人志气相通，故相谈甚欢。1903年，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 《革命军》 脱稿，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由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中大呼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主张以美国为师，建立共和，并誓要与清廷“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主权外来之恶魔”。其言论之大胆，如黑夜闪电。故一出版即不胫而走，一时洛阳纸贵，销行达百万以上，成为清末最畅销的书籍。章太炎为之作序，称赞此书为“义师先声”；他自己还另外作有一篇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既驳康有为之谬论，又与邹氏相呼应。康有为说“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又说今日“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中国人未便进行革命。章太炎文章中则说，按世界通例，推翻专制，流血牺牲，不可避免，革命，不但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且“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对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清廷当然不能容忍，故严谕两江总督予以拿办。命令一级一级下达。不想，《苏报》 和爱国学社都在公共租界以内，享有治外法权、不服清廷法律管制的租界当局，却不吃天朝秩序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那一套。他们以保护政治犯为文明国家的通例作为挡箭牌，拒不听令。清廷无法，只有改变策略，依法起诉爱国党六人，又加派候补道员俞明震来沪查办，欲与外国领事团交涉，由租界当局逮捕并引渡章太炎、邹容诸人。后来，经磋商妥协，双方同意捕人，但约定在捉拿以后，须在会审公堂由中外官员会审，如果查实为有罪，亦须在租界之内办理。
在此前后，租界当局已经屡屡传讯章、邹及涉案的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名为问话，实则表示保护，所问问题，不过是“你们只是读书和批评，没有军火吗”之类，还暗示各人，令其早日出走，并不会严办。后来签发拘票，也早已有风声传出，故章士钊诸人，还有之前已经负气的蔡元培，皆能从容离沪躲避。在章太炎被捕的头一天，还发生了探捕大闹 《苏报》 馆一事，他们出示了捕人牌告，并锁走报社司账一人。当晚已经得到了消息的章太炎，要是一走了之的话，就不会有第二日的被捕了。
黑云压城城不摧。
章太炎坐牢，实是他自己求仁得仁的举动。他见旁人皆遁，自己却独不肯去，并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廷查拿，已经七次，现在是第八次，我志在流血，何必逃走！他还劝诫邹容不要逃逸。邹容毕竟年少，定力不足，所以最后在章被捕那一天，还是从后门逃走。但经章太炎入狱后“驰书劝之”，以大义相招，隔一日，邹容即自行投狱。
这便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上海 《苏报》 案。
当月14日，该案正式开庭审判。整个审讯时断时续，清廷摘取 《苏报》 言论，指控章太炎等“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邹两人则直言不讳，大胆承认自己就是“反动文章”的作者，但对清廷的指控，则一一驳斥；章太炎在法庭上与对方辩论，滔滔不绝，竟令会审委员们哑口无言，无从驳难，英国领事拍着桌子，方禁止他发言。清廷既不得引渡“罪犯”，案子在租界审判，罪证言论，按例尚须译成英文。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导致在汉语中刺激性颇大的词句，到了英语中变为平淡无奇。如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一句“载湉 （即光绪皇帝） 小丑，未辨菽麦”，英译者不甚了了，译为“载湉是个小贼，分不清豆子和麦子”，听起来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租界当局最后结案时，只判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做苦工，期满开释，驱逐出境。以中国专制时代的“大逆”罪名来衡量，此案量刑之轻，为有史以来仅见。
章邹两人本来肝胆相照，同陷囹圄，并肩患难，更见情深谊重。章太炎作 《狱中赠邹容》，诗称“邹容吾小弟”为“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邹容以 《狱中答西狩》 相和，称“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可惜的是，邹容年轻，不堪磨难，最终在刑期将满之前，病死狱中。邹容之死，虽属意外，但追究起来，与当年章太炎写信相招，毕竟有脱不开的干系。我不杀伯仁，伯仁实为我而死，章太炎思之，不免既痛且愧。他出狱之后，不忘为邹容立传，且在家中供邹容遗像，初一十五，都要进香，就兼有怀念并赎罪之情。
偏偏有一个人，在 《苏报》 案中，对章太炎得罪在前、又出言无状在后，甚至于对章太炎以大义相招邹容一事，也妄揣其意，作诛心之论。如此言行，怎能不惹是生非，造出事端。
此人正是吴稚晖！
吴稚晖
吴氏夜奔，疑雾重重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在章邹两人计划坐牢的时候，同在爱国学社，且一度也被列入清廷黑名单的吴稚晖，却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 远走高飞。
就在章太炎被捕前一天，吴稚晖与章太炎一行五人，到被捕探大闹之后的 《苏报》 馆，来问捕票上要拘拿之人的姓名。只见章太炎、邹容都赫然在内，吴稚晖却榜上无名。当时有人发问：是赶紧躲起来好，还是让他们捉了去好？章太炎听见这句话，两眼直视吴稚晖等。吴与之素有积怨，但一时不便说躲，于是只好“支吾其词”。章太炎当即扬长而去。吴这才大声说：当官的要捕，我们就让他捕去，那不如刚刚上演说台讲革命，一下台便将自己的脑袋割下，送与当官的好了，我想，还是躲起来好。
当日晚，约11点，吴稚晖等人趁夜来到爱国学社，匆匆将放在楼上的铺盖卷走。当时正睡在楼上的章太炎，可能为他们收拾东西的声响惊醒，在被中骂道：“小事扰扰！”次日一清早，吴稚晖又来学社等人，正撞见独自吃粥的章太炎，两人互相作出鄙夷不屑之态。紧接着，吴匆忙躲去；不多久，章太炎即被捕走。
约半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在上海虹桥一家石灰店楼上躲避多日的吴稚晖，终于悄悄登上英国太古公司的龙门号轮船，远走香港，旋转赴伦敦，后来又移居法国。事隔多年，他才重回故国。
这边是英雄入狱，天地悲秋；那边却“逍遥法外”，行色匆匆。
大难临头，脚底抹油。这是人类正常的想法，当时也并非只有吴稚晖一人有这个打算。他的与众不同，在于出事和逃跑之前，农历闰五月初二日，他与清廷查案专员俞明震，有过一次单独的会见。
这次会见，在章太炎被捕之前，吴并未与别人谈起，所以本来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然而，闰五月十二日，章邹等人被捕后，吴稚晖在探监时，却将此事的前因后果，全盘向他们道出。
原来，两江总督加派来的候补道员、办案专员俞明震，正是吴稚晖好友俞大纯之父。那日，俞大纯遣人约见吴，吴应约入门，才知是大纯之父俞明震托子之名，相约前来。双方寒暄毕，各自发了一些议论，俞即取出一件公文，中间赫然写着上谕，令俞明震会同上海道，拿办“逆犯”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六人，“即行就地正法”。俞明震接着示意吴稚晖早日起程，离开上海这是非之地，远走国外避难。俞还留吴吃面，为了免去吴的疑心，俞举箸先食，以示无毒。
此次会见，与吴稚晖后来没有出现在要被拘拿的名单上有着莫大关系。但是，他没有想到，此事一经他自己口中说出，日后一系列的是非，便也由此惹出。
“吴妖怪”碰上个“章疯子”！
《苏报》 案发，章太炎与吴稚晖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然而，两人之间的恩怨，却并非始自此次事变。
事情还得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成立，及其后来与 《苏报》 的合作谈起。
义和团“拳乱”之后，清廷反省到兴学读书刻不容缓，于是明令各省，开办学堂。上海的革命志士蔡元培等，借此机会，于1902年4月发起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却鼓吹革命。议定之后，驰书各地同志，到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被举为会长。初时因为人数少且经济困难，所以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当年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学潮，当局处置失当，兼任该校教习的蔡元培从中调停，不得要领，于是愤而辞职，誓与学生共进退，“遂成自来未有之退学大风潮”。他率领一百多名退学学生，向中国教育会求助。为安置他们，12月，中国教育会筹资创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出任总理，从日本归来的吴稚晖 （他一开始就任学监）、章太炎，也陆续来此，担任义务教员。学社开学后，各地闻风来学者甚众；学社组织亦极端自由，且每逢各省有学生反抗退学之事，则必发电祝贺；教育会还率领社员，每周于张园安恺弟聚集，开会演说，倡言革命。一时之间，精英荟萃，声势浩大，进入全盛时期。爱国学社社员，也都入会成为教育会会员。后来，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章士钊等，因不满学堂当局干涉言论自由，也退学到沪，教育会与学社之声色，又为之一壮。
当时上海各大报如 《申报》、《新闻报》 等，对革命党人的言说，多持反对论调。于是吴稚晖提议，作为对抗，教育会和学社自己，也必须有一份机关报。刚好创办于1896年的 《苏报》，当时刚由因教案被清廷革职的江西铅山前知县陈范 （字梦坡） 接手，他心怀愤恨，所以在报纸上持论较为激烈；在他有意与革命党人携手之后，报纸上大唱排满兴汉的议论，更是高响入云。一时之间，全国骇目，官场忌恨，终于引来“《苏报》 案”。
作为同事，章太炎与吴稚晖却很少有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两人都天生一副稀奇个性，一个奇崛，一个古怪，两个以“骂人”著称的“名嘴”凑到一起，一开始就铆足劲拌上了，一拌就是半个世纪。
要论“疯”劲，“章疯子”不必说，遐迩闻名；“吴妖怪”也不落后，他的名言之一，就是“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早年，吴氏在地摊上读到一本名为《何典》 的讽刺小说，其开篇就是：“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氏自道读后大悟，从此以后，文风一变，下笔千言，辄俚语与俗词齐飞，排泄物与生殖器共舞，骂人必到狗血喷头而后止。其言其行，都以怪异出名，又毕生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意即不肯含糊）”为座右铭，时人称之“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此人年少时，曾与同窗钮永建等人，以石块、砖头等物，投向江阴知县的轿子，把县太爷当场砸了个鼻青脸肿。他们自己，也被衙役们“捉将官里去”。原来，旧时规定，官员过孔子庙，理当下轿，这位老爷倚着势力，不按规矩办事。吴稚晖等人看不过，认定父母官“非圣无法”，以致斯文扫地，所以决定砸轿。吴手里还捏有一张王牌—— 按大清律令，举人与知县同级—— 身为举人的他，又何惧于知县呢！果然，识趣的知县自知理亏，恐事情闹大，有碍仕途，赶紧赔礼道歉，用原轿将“吴妖怪”送回书院了事。
1902年，吴稚晖大闹中国驻日使馆，更是使他一举成名，成为造反牛人。那时人们赴日留学，以学习军事为时尚。吴氏率男女留学生数十人中，就有九人想进成武军校 （号称为军官之摇篮） 学陆军。当时的驻日公使蔡钧 （和甫），按理应为他们提供担保的方便，但他秉承上意，虚与委蛇，不肯开保证。吴稚晖几番交涉，磨破嘴皮子，仍旧无功而返。他一怒之下，与人率二十六名留学生，大闹公使馆，“跪求终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没有想到的是，他请命不成，反遭拘捕；公使馆与日本警方还私下勾结，判了他一个驱逐出境。吴在牢中，写下绝命书，中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之语；次日被押解，途中他乘警察不备，跃入河中自尽。日警将他救起，仍旧硬行遣送。他临走时，有数百留日学生来送行；梁启超也自横滨赶来话别，回去后还作文称赞他——“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在日游历的蔡元培怕他再次寻死，竟决定同船相伴回国……七月初十，轮船到沪，中国教育会同人，在张园举行欢迎大会，到会者百余人，“稚晖登坛，备述颠末，慷慨激烈，淋漓尽致，述及政府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和甫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章太炎没有赶上这场讲演，此时他也刚刚从日本返国，潜回乡里，一心著述，直到次年 （1903年）3月，他才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任教于爱国学社，成为吴稚晖的同事。
吴稚晖的锋芒毕露和玩世不恭，在章太炎眼里，却显得鄙俗不堪，甚至是哗众取宠。吴稚晖自比为“刘姥姥”，出入于大观园里。从来不喜欢投靠任何政客的章太炎，对他这种行为很看不惯，视为污点，后来还讽刺他为“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吴氏曾自命为康梁“维新党”人，又曾在盛氏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任教）。吴稚晖大唱物质文明、科学救国论、进化论，鄙视国故，他曾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 中这样抨击：“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主张“比类知原，别创新律”，认为不整理国故，就做不出有根基的创新，对吴氏的妙论，当然大为反感。所以两人虽然同在爱国学社，本来应该同仇敌忾，但实际上关系紧张，互相嘲笑詈骂之事，时有发生。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本来是会社二而一，一而二，没有畛域之分的。学社开办之初，教育会为其筹措经费，会员担任义务教员，亲密无间；但到后来，教育会财政紧张，不但再没有大宗余款资助学社，反而显得是它要借学社收取的学费，以苟延残喘了。财政纠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者的裂痕，加之又有账目不清之事掺杂其中，所以学社方面，有激烈者，开始大出怨言，大闹独立。蔡元培对学社行为不以为然，但是他态度温和，不偏不倚，以示无私；吴稚晖却偏袒学社，与章太炎坚决主张不与学社合作，针锋相对。各方互不服气，于是会社之间，上演了一场类似梁山泊内夺权与反夺权的好戏。吴稚晖气走了蔡元培，章太炎却当众拍着桌子，骂吴稚晖要学宋江那样搞阴谋篡权，并说“有我在此，汝做不到”。口若悬河、骂人无数的吴稚晖，当然也不甘示弱，两个“疯头疯脑”的人，不免舌战一场。
会社之间的内讧，因调停无效，最后还是分家走路，“当时论者，莫不叹息我国民族之缺乏团结力”。不多久，《苏报》 案发，会社均渐渐走向末路，章吴两人，亦彻底反目。
“爱国学社”合影
半个世纪后仍是疑案
吴稚晖私下会见俞明震一事，当时便从狱中传了出来。在美国的梁启超听说后，于1903年6月27日给蒋观云的信中，便说自己一开始不太相信此事，后来见到章太炎狱中所书，才知吴稚晖“鬼蜮手段乃至此极”，“似此事而可为，则更何事不可为耶”？
所幸，此时“吴妖怪”与“章疯子”两个主角，一个出国，一个坐牢，倒是几年内相安无事。
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再次流亡日本。1907年3月，为纪念邹容，章太炎在宫崎寅藏等人创办的《革命评论》 第十号上发表 《邹容传》。此文记述了《苏报》 案发前后经过，在吴稚晖那里，一石激起千层浪。
《邹容传》 责骂吴稚晖曾经依附权贵，仗势欺生，又尤其详细写了俞明震“召”见吴氏一事。其中，章太炎除了交代俞氏曾示意吴氏逃跑之外，还多写了一个细节，即吴稚晖曾从袖内拿出邹容的《革命军》 与章著的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向俞明震献计策、进谗言：“为首逆者，此二人 （指章邹两人） 也。”文中写到邹容投案，“闻余被系，即徒步走赴狱自首”。
在法国的吴稚晖，于当年冬天看到了这篇文章，次年1月，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反诘章太炎，问他传记中所记有关他会见俞明震一事有何根据，“如为想当然语，亦请见复”，“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将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为也”。
章太炎不久即复信，并将其发表于 《民报》。此信言辞口气，极为严厉，首先说见俞明震屈膝请安、赐面及劝其善为谋之等事，都是吴氏探监时自述；献策一事，则是听人所言，吴稚晖探监时为邹容反问，当时他“面色青黄”，可以坐实此事；在信中，章太炎还对吴氏的人格，做了彻底的否定，说“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籍，终慕虚荣者，非足下乎！”章太炎说：我与你的纠葛，和我与康梁等人的相争不一样，我不光要骂你的主张无政府主义 （吴氏自称烧成灰，自己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是十足的幼稚，还要揭穿你的为人，“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你的人格有问题，“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对吴氏的诋毁，章太炎也一并骂了回去。
吴稚晖在回信中大骂章太炎这是“忮狠忌刻，随意入人以死无葬身之地之罪名”。他为献策一事为自己辩诬，说章邹之书，市面上早就有之，何须他来献与官家。吴氏说：你早就知道逮捕名册上有你的名字，还骂我等为“小事扰扰”，你自己不逃跑，被人抓走，“可谓求仁得仁矣，又何怨乎”？反倒是你在大堂上反供我的名字，不见效果，又在 《邹容传》 中诬蔑我出卖朋友，此事值得你反省；你写信要邹容等来自投罗网，不会没有“落水求侣”的嫌疑吧；邹容瘐死，你在 《邹容传》 中又讳言你写信相招的事，恐怕是心虚吧！
章太炎在复信中，以要吴氏“善钳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回敬。他说：你在探监时，料定我们必死，“以此自鸣得意，故直吐隐情而无所讳”，现在自食其言，恐怕晚了吧；我死守学社，“犹军吏之死城塞”，对邹容我以大义相招，仿佛昔日吕安、嵇康故事，汉土先贤，有此成例，“安知所谓落水求伴者哉”；而文字记载，有详有略，不写大义相招，只说邹容投狱，“义不负心可也”，即使自述其事，于我又有何损；至于把你反供出来，是因为你早定了逃跑日期，我已经算好，即使栽在你头上，也抓不到你了。
接下来，吴氏骂章氏“直欲以善诳为生活”，“信用一失，必不齿于人类”。章氏称吴氏为“牛襟马裾之洋奴”，人格尚不如污吏劣绅，“足下特一租界买办之才，略能作一二旁行书，驴非驴，马非马，而引此语以自蔑乡邦，是谓不知耻，是谓不知分量，是谓蛙黾不知日月光明，是谓盲龟跛鳖不知天高地厚”。从旧账到新账，从私事到公事，从是非之争到主义之争，再到人身攻击，双方势同水火。吴氏大用脏字，把章太炎给他的复信比为“他随即神速的，好像脱了裤子似的，连珠的放着，寄到最后一复”，他表示“得了机会”，就要“脱下鞋皮，打他十七八个嘴巴”。
双方关系一直紧张到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直到二次革命前夕，为了使民党一致对外，才由与两人关系都甚好的章士钊出面，邀章吴一起，到他家赴宴。大家心照不宣，相互客客气气，旧事则一概不再重提。此后，两人偶尔见面，有时也是说说笑笑。袁世凯倒台后，两人还在孙中山、李烈钧处一道议事。
然而，这笔旧账留在双方内心中的阴影，却始终未曾完全散去。
1923年，吴稚晖在北京见到章太炎的“章氏丛书”中仍有 《邹容传》 一文，虽然有所删改，去除了细节，但指责吴受俞明震之纵容，兼且卖友求荣之事实，赫然仍在。稍后，吴回上海，见到章的《章氏文钞》，里面也收了一封过去骂他的所谓“秽信”。觉得受到侮辱的他，不免又怒火中烧，跳将出来，在1924年初的 《民国日报》 上发表一文，文中嬉笑怒骂，一再数说章氏劣迹，说他“抱残守缺”，除了已经过世的刘师培外，当世没有一人可以对抗。吴氏文章结尾，还放出话来，似乎文戏过后，还要与章氏演一场打落牙齿的武戏，所谓“猪相打后狗相打”也。
然而还不等他们打起来，章士钊又出面做和事老了。他说“吴章交恶，为革命党中一大不幸事，至今迹仍未泯，不幸尤甚”，而自己于两方“皆有厚谊”，曾经居中调停，做过鲁仲连。他又为吴稚晖辩解，说他在 《苏报》 案中绝无通款之嫌，又劝双方以大局为重，各自检点口舌；如把兄弟阋于墙、相互痛诋的臭事公之于众，“张之只益吾羞”。一场冲突，到底还是平息了下去。
1936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教育会老会员蒋维乔 （竹庄）的文章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间涉及章吴在会社之争中的冲突，以及《苏报》 案发前后的恩恩怨怨，说到章太炎对吴稚晖在见俞明震一事上的指责，则说“稚晖至今，莫能自明也”。吴稚晖气不能平，提笔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文章，尽其可能地录入他与章太炎发生冲突的各种细节，及来往回复之原始信件，一则为自己辩白，二则对章太炎作一次总的清算。
那一年，章六十七岁，吴七十一岁，都已经垂垂老矣。然而，种在心里的怨恨，却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大而稀释。吴稚晖在长文中说：从1924年至今，我在政治上得意，他在政治上好像失意，“我若此时去同他相打，终好像我仗势欺人”，他现在在苏州讲学，党报现在也在盛赞他的读经主张了，说不定哪一天他要投到青天白日旗下，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那时，“我也准备着皮鞋候他”。可惜的是，此番争论，既非由章太炎挑起，也不能由他来做答复了。该年6月，面对着即将遍地而起的抗日烽火，章太炎留下仅有两语的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即撒手西去。单独留在人间的吴稚晖，一直到1943年，还发表《上海苏报案纪事》 一文，继续为自己辩白。不过，这半个世纪的恩怨，到头来却只能是他一个人唱独角戏了。再过得十年，他也要向人间谢幕了。
是耶？非耶？当事人在的时候，有些真相没有彻底澄清；当事人现在俱已烟消云散，真相当然更是难以分辨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