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七年（1668年）十一月底，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和传教士南怀仁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至于争吵的原因，自然是清朝新编的历法问题。

古代中国，因生产力相对低下，农业生产需要准确的农时安排，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形成了历法，也因此，每个王朝开国后，都要重新颁布历法，以显示天命。

清朝入关后，也有样学样，颁布了新的历法，不过满人只知道征战，哪里知道农时？所以，所谓颁布的新历法，其实就是明朝末年由传教士汤若望编写的《崇祯历书》换了个名字罢了，即《时宪历》，也因此，汤若望得到了清世祖的赏识，称他为“玛法”，是对老人的尊称。

凭借这个，汤若望得以初入宫廷，甚至参与政治，当上了钦天监监正，并且认为出过天花的玄烨是清世祖最好的储君人选。可以说，此时的汤若望已经做到了外国传教士梦寐以求的最高位。

然而一个西洋人居然掌管钦天监，无异于打了传统士大夫的脸，得到不少士大夫的激烈反对，其中最激烈的莫过于当时还是秀才的杨光先。

汤若望‍

而随着清世祖的驾崩，杨光先再次上书，此时清圣祖年幼，主政的是鳌拜等辅政大臣，杨光先从汤若望上历法，意图颠覆谋反为由，深得鳌拜等人之心，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作《不得已书》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利类思又作《不得已辩》批驳。杨光先上书参汤若望“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得到鳌拜等人的支持，​当即下令逮捕汤若望。本打算直接斩首，但没想到夜空居然出现了彗星，如此“不祥之兆”，让汤若望得以释放，但他钦天监监正的官职是保不住了，取而代之的正是杨光先。

杨光先哪里懂历法，上任纯属无奈，没办法，又举荐吴明烜为钦天监监副，意图用旧历取代西洋历法。

只是西洋历法是集合了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精确的天文数据表进行精密的历法推算的，精准度远高于传统历法，由于误差太多，遭到另一个传教士南怀仁指责，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吵到了清圣祖那里。

此时清圣祖刚刚亲政，一时间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因而下令让双方比赛，大家用自己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尽管南怀仁靠数学测算得到了分毫不差的结果，但在场的官员和清圣祖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这让他他意识到，如果连原理都没弄明白，怎么进行判断呢？当然，他也从结果看出，南怀仁说的是正确的，任命其为钦天监监副，从事历法的编写。至于自己，则开始学习数学，只是这一学不要紧，一下子就意识到数学的精妙了。

《几何原本》

为了学习数学，他让传教士们直接翻译欧洲的数学著作，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巴迪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等等。

虽然明末的时候，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但只翻译了前六卷，完整的翻译版本正是康熙时期组织翻译的，且清圣祖还利用自己学习的数学知识，亲自参与修改。

可以说，此时的清圣祖对数学是相当痴迷的，将自己的消遣时间都用来钻研数学，不仅自己学，还让儿子们和大臣们学习，几乎所有的儿子都要从小学习数学，就连清世宗，还要时不时的给老十三辅导一下数学。除此之外，他还下令成立算学馆，让一些八旗子弟进行学习，期间还发现了不少数学人才如梅珏成、陈厚耀等人，高兴之余，清圣祖还亲自带他们学习，并且编辑《数理精蕴》和《历象考成》两本书籍。

当然，清圣祖学习数学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爱好，还将其用到实践中，并且深刻意识到数学所带来的价值，而且通过对数学的学习，了解了传教士口中的西方国家，甚至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而后一语成谶，西方果然发动了鸦片战争。

那么问题来了，清圣祖明明意识到数学的重要性了，也知道数学的价值和未来对局势的影响，为何不下令大力推广数学，让东方超越西方呢？

爱新觉罗・玄烨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防汉。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从根子里就防范汉人，所以清圣祖深怕推广科学后，让汉人掌握科技，反过头推翻清朝的统治。

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只是基于后世的角度说的，构不成理由。真正没推广的原因，就是超不过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能够利用和使用数学的地方真正太少了，也没法真的让大家得到重视。

清圣祖的儿子们，从小学习数学，但除了老三胤祉，谁真的喜欢数学？清圣祖下令设立算学馆，有几个真正能够成才的数学家？终于一帮大臣也好，一帮文人也好，在清圣祖说要学习数学的时候，有几个肯学习的？哪怕为了讨清圣祖欢心去研究数学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呢？自然是学习数学对于仕途没有帮助啊。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呢？自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就是要做官。

在科举桎梏下，大家从小就是苦读诗书，有限的时间里，都去钻研八股文了。

想要做官，想要在官场更进一步，靠的是诗书，靠的是行政能力，靠的是人情世故，而不是数学，懂微积分，但能做官吗？懂几何，可以升官吗？很显然，并不能。而且历来数学都归为奇淫技巧哪一类的，属于鄙视链的末端。

明安图

尽管康熙时期也有不少官员在数学方面有些成就，比如梅珏成、陈厚耀、何国宗等人，但他们最初的身份是进士，而非数学家，数学只是兴趣爱好罢了，且对于仕途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梅珏成，一辈子就困在数学里，在政坛边缘化。而明安图呢？自幼就展露出数学天赋，但做官后，一辈子到头就是正五品钦天监监正。所以，大家一看到学习数学到最后这个结局后，还怎么敢学习数学？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出将入相，而非推动科学进步。

可以说，几千年的官场文化和秩序，不是清圣祖一朝一夕可以撼动的。

除此之外，就是数学只适合权贵阶层学习，毕竟在古代，读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对于未来不可控的数学学习，反而读书写字带来的实际效益更好。

尽管科举很难，不一定能考上功名，但读书最起码能当个师爷和教书先生，哪怕从事普通行业，但认字和不认字，待遇天差地别。所以，大家读书是为了日后的生存，而非研究，如果读了一辈子的书却无用武之地，甚至还不能养活家里，这书岂不是白读了？

实际上，清圣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下令让普通读书人去学习数学，都是让进入官场的官员们或者权贵们进行学习，但即便如此，响应的也不是很多。

有人说，清圣祖可以改变科举啊，增设“科学”进士，但设立这个干嘛的？还不是为了做官，那和普通科举又有何区别？

研究不好吗？说实话，当时数学在中国的用武之地实在太少了，哪怕清圣祖意识到数学的用处，但不知道用于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凭空设立一些大量需要数学的官职来。所以哪怕清圣祖下令推广，但大家就是不会高看数学一眼，毕竟在大家眼里，这玩意真的没啥用处。

那为啥西方人可以呢？这就是社会的差异了。

一般来说，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大家都把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生存上，不可能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研究一些对生产力“无用”的学问，这过于浪费了。

就好比“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只有吃饱了，才会懂礼节和荣辱，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谁还考虑这个？

当时的西方也是如此，但文艺复兴后，西方有了变化了。

自文艺复兴后，欧洲的神学逐渐跌落，一帮有闲又有钱的人在精力无处释放的情况下，就去学习一些对生产力没用的东西，比如美术、音乐之类的，而风靡古希腊的数学也被捡了起来，得以焕发青春。

至于中国呢？一帮有闲又有钱的人要研究的太多了，琴棋书画，文人最爱的自然不能落下，诗词歌赋、著书立说，也不是不行，哪怕不研究这些，还会研究经史子集，对典籍进行考据，甚至还有研究佛学、玄学的。哪怕是不爱干这些事的，提笼架鸟难道不好吗？总之，除了数学这些对于名声没啥用处的东西，其他都可以研究。

与之相反的，则是古希腊，古希腊算是一个另类，他们之所以研究数学，就是将数学作为贵族阶层消遣的用品的氛围，靠着这股消遣风，奠定了日后数学的基础，换句话说，大学以下的数学知识，其实就是古希腊那群人研究出来的。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清圣祖喜欢数学，下令推广数学，也没法让大家爱上数学，尽管他可以强迫一些人学习，但清圣祖驾崩后，都彻底放弃，即便官员因为爱好学习，但对仕途无用，也逐渐放弃。难道真的花大力气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推广？那岂不是说读书无用？这是和读书人走向对立面，颠覆儒家社会，这是要出乱子的。所以，清圣祖的数学梦，注定在驾崩后彻底凋零。

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在一个不重视数学的时代，注定无法诞生现代科技的。而什么时候开始重视数学呢？是近代的耻辱，被外力打疼后才知道数学的重要性，最终促使一部分自觉学习数学，最终让数学得以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