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邦参军后屡立战功,在黄土岭战役击毙日寇名将之花阿部规秀

史海撷英 2024-11-06 16:55:45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乱不断,百姓受战乱影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抗日时期,我军比较出名的战役有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黄土岭战斗等,这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在战场上嚣张的气焰,还充分体现出我军强悍的实力和战略。

相对于众所周知的前两个战役,黄土岭战斗就显得低调得多,知道的人并不多。其实黄土岭战斗并非一个孤立的战例,而是反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3期治安肃正作战”的一部分。在黄土岭战斗中,我军最突出的战绩就是击毙了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当时,此人算是日本最高将领了,这场战斗让日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而军政双才的王道邦将军就是主要指挥人。

鲜为人知的是,当初黄土岭战斗在我军内部,一度被认为是一场不成功的击溃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甚至还准备处分人,以整肃参战部队暴露出来的游击习气。

军政双才王道邦的成长之路

宣统三年十月初三(1911年11月23日),王道邦出生在江西永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王朝秀,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在王道邦到来后,夫妻俩更是早出晚归拼命干活,要养活一个孩子可不容易,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话真是一点没错,王道邦从小就十分懂事、听话,让父母少操了不少心。

当他6岁的时候,已经会帮家里分担责任了,只要父母去田里劳作时,他就会跟在一旁,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父母心中都非常感动,同时又自责让孩子跟着受苦,心坎里也很不是滋味。等王道邦年纪稍大些,就当了放牛娃,帮别人家放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王朝秀

转眼间,当初那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已经长成了朝气蓬勃的少年,父母都认为孩子大了,就应该出去多看看,多学点东西,以后才有能力养活自己。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父亲将15岁的王道邦送到了城里,在一个泥瓦匠那儿当学徒,学成归来有了技术,那也是一桩好事。

当学徒的日子说长不长,可说短也不短,三年的时间,通过他努力,已经将技术学得七八分了。他继续留在城里,当了一名泥瓦工,起初收入不高,但养活自己那是没有问题的,18岁正值青春,思想也到了开发的时候,在城里工作这些年,他遇到了许多不公待遇。

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压迫,让王道邦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地主阶级横行,百姓苦不堪言,为什么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这么大?穷人就没有人权?就活该受欺负吗?他萌发了反抗心理,终有一天自己要推翻地主的统治,让和他一样穷人活得有尊严。

城里消息一般都比较灵通,王道邦经常能听到“红军”、“共产党”这样的字眼,对这支为穷苦百姓存在的队伍,充满了好奇心。现在,他还要为家人奋斗,没时间想这些有的没的,可心中那颗想要革命的种子已经种下了,离发芽、开花还会远吗?

民国十七年(1928年)深秋,树上的叶子已经枯黄,就像是人的生命一样,终有一天会走到头。这年父亲身患重病,身体早已油尽灯枯,最终不治身亡了,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到了他肩上,他拼了命地干活,想多赚点钱补贴家用,好不容易有空休息了,他也在思考还可以从哪里搞钱。

次年,家中的农活忙不过来了,他便回到了家乡,下地务农。正巧这时,红军部队已经将永新县占领,并在当地建立起了苏维埃政府,那颗埋藏心底的种子开始生长:他想加入红军队伍,为人民而战!当年父母被地主压迫剥削的场景,依旧刻在他的脑海中,他想改变。

如今,参加红军便是最好的选择,这些年对于红军部队的事迹略有耳闻,他坚信红军将来一定可以改变现状,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下定决心后,王道邦参加了农民赤卫队,因表现出色,不久之后就被提拔为赤卫队队长,在队伍中的每一天,他都在尽心尽责为群众服务。

民国十九年(1930年),赣西南苏区革命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着,在各个县,甚至市区都掀起了一阵参军热潮。为响应党的号召,王道邦决定参加红军,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8月下旬左右,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他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会活着回来!

母亲支持他的选择,在儿子临走前,她一遍遍看着王道邦,仿佛要将他的模样刻在脑海里。也是,战场上子弹不长眼,这一别,能不能再见面都是一个未知数,在改变主意前,母亲将儿子送走了。另一边的王道邦,出发来到了吉安,加入了这一带的红军部队——红12军。

刚到部队,王道邦被分配到了军直属特务营3连,虽然目前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但他对待工作认真刻苦,浑身干劲十足,深受上级的认可。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一段时间后,王道邦就当上了班长,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瑞元

在入党后,王道邦越来越渴望上战场,发挥自己的价值,可迟迟没有轮到他,这让他十分郁闷。表现的机会很快就来了,蒋介石自中原大战失败后,依旧贼心不死,于12月调集了十万大军向苏区进发,准备一举消灭红军,阻止红军的飞速发展。

但蒋介石还是没有改掉自大的毛病,认为我军实力薄弱,不堪一击,干脆就派出一些杂牌军对付我军,拼拼凑凑弄出了十万大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担任前线总指挥,这两人其实不愿意对上红军,毕竟能力摆在那里,根本就不是一个等次啊!

不过,身后这十万大军就是“杀手锏”,他们坚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能力再强也会输。这时,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红12军军长罗炳辉带领第35师边打边撤,给敌人造成我军溃败而逃的假象,实则是一出请君入瓮。成功将张辉瓒率领的18师引进龙岗,红军拿出真正实力,将18师全部围歼。

王道邦在这场战斗中,展现出他高超的军事才能。当时,18师突然遭到红军围剿,一时间军心动摇,开始四处逃窜,毕竟他们都是一群杂牌军,哪里见过这种大阵势?这个时候,有一小股敌人已经找到了突破口,趁着我军无暇顾及,正准备从一个山坡逃跑。刚好,就被眼尖的王道邦看见了,没有时间向上级汇报,立即带着4班10人去对付他们。不过,敌人的这支部队有接近50人,这差距还不是一星半点儿,胆量决定能不能成大事。王道邦没有一丝畏惧,观察周围的环境,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冲着天上开了一枪,随即大喊道:“一排、二排、三排,往左、往右、往中间,堵住敌人的退路。”接着又大声喊道:“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缴枪不杀!”王道邦这一大嗓子,还真把敌人给唬住了,老老实实缴枪投降。最终,王道邦成功俘虏了50余人,缴枪30余支,受到了红12军上级的表扬,随后他又跟随部队追击剩余敌人,战斗结束后,他被提升为红12军特务营3连排长。此后,他参加了多次战役,有了实战经验后,其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王道邦跟随部队参加了红军长征,11月,由于他各方面表现突出,被调到了第二师第五团担任代理政治委员。时间来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带,并与红一方面军顺利会师,这标志着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序幕被全面拉开,王道邦所在的红军第一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他任组织科科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兵团集结于山西大同,准备前出山阴,迂回和攻占雁门关。也就是这个时候,日本华北方面军企图和察哈尔军团联手,将整个山西一并吞下。如此形势下,八路军第115师经过商议后,决定在平型关攻打日军,粉碎敌人的计划。

独立团主要的任务就是,深入敌人后方,切断日军从涞源至灵丘的公路运输线,以此来有力地阻止敌军的增援部队,为我军围剿日军争取时间。在协助主力部队获得平型关胜利后,115师独立团势如破竹,一鼓作气攻下了7座县城,部队也从原来一千余人增到七千余人。

10月23日,根据上级命令,独立团进行扩编,成为独立第一师,王道邦担任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委员,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到了第一团担任政治委员,团长是陈正湘。

王道邦和陈正湘联手“摧花”

陈正湘也出生于宣统三年(1911年),家在湖南新化,同样也是生在穷苦农民家中。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唐生智部队当过兵,期间还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他了解到红军和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的队伍,下定决心想要脱离现在的部队,想要去参加红军部队。

陈逸成

民国二十年(1931年),陈正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红十二、红三十五、红三十一师担任机枪排长兼连长。期间还担任过不少主力冲锋、阻击以及掩护等任务,这让他的能力得到了磨炼,曾参加了30多次重要战斗,率领战士们奋勇杀敌、英勇阻击,职务也是步步高升。深受各红军首长的认可,像彭德怀、聂荣臻等领导都奖赏过他。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在长征结束后不久,他又率领部队参加了甘肃环县山城堡战役,并顺利歼灭了一个旅的敌军,慢慢地他所在的部队转向和日军作战,自己也被提拔为了独立一师一团团长。

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下辖5个步兵大队,以及直属旅团部的炮兵队、工兵队和通信队等单位,编制兵力不过5000人左右,却要“警戒”包括张家口、怀来、蔚县、涞源、天镇在内的广大地域,兵力上难免捉襟见肘。因此,阿部规秀最初制订的“肃正作战”计划,只是让驻张家口的第1大队抽调2个中队兵力、加强旅部炮兵队前往涞源,与驻扎在涞源县城的第4大队会合后,第1大队作为左路讨伐军,经白石口直扑银坊,第4大队作为右路讨伐军,从插箭岭杀向马驿镇。

聂荣臻获悉这一敌情后,令第1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统一指挥属下的老1团和新3团,并配属第3军分区2团,集中打击左路的日军第1大队,力争断敌一臂。这个部署无疑是正确的。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下旬,聂荣臻在阜平青山参加北方局召开的组织会议,30日夜晚,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里拿着一份刚刚获得的情报,快速来到聂荣臻的房间,神情严肃地说:“坐镇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陆军中将,并派迁村宪吉率领1000余人进驻涞源县,并且在最近几日会开始兵分三路,对第一军分区附近进行扫荡。”

自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115师分兵之后,聂荣臻率部迅速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部队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也正因为如此,分兵时留在晋察冀的3000余115师老兵,也被迅速稀释。不仅新组建的部队缺乏战斗骨干和作战经验,就连老部队也因补充的新兵过多,而出现了战斗力下降的现象。聂荣臻此次调集的3个团,老1团是1分区乃至整个晋察冀军区的绝对主力,而新3团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由赵侗、纪亭榭等人领导的一股自发抗日武装,与少量八路军游击队合编而成,虽有少量老红军作骨干,但战斗力弱。而第3军分区第2团的战斗力,介于老1团和新3团之间。聂荣臻派出这样一个上、中、下驷相结合,旨在确保战斗胜利的同时,让新部队也能在实战中锻炼成长。

陈逸成

当时,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团长是陈正湘,王道邦任政委,全团共有1900余人,武器装备都比较精良,算起来是军区六个主力团之一,这次战斗第一团十有八九会参加。和预想的差不多,司令员聂荣臻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团主力,利用有利地形先歼灭银坊敌军,之后再另做打算。

11月1日晚,杨成武紧急致电陈正湘:一个小时之内出发,提前预设伏阵地。其实,今天是陈正湘和妻子结婚的重要日子,这时候他们正准备休息,现在只能告别新婚妻子,奔赴集结地了,好在妻子善解人意,没有埋怨。

与此同时,王道邦也跟随部队沿着山间小路秘密前行,终于在3日拂晓时到达了目的地。部队开始按照计划设伏,等待敌人钻进“口袋”。王道邦拿起望远镜,朝着银坊方向观察敌军部队,他们正在雁宿村的河边休息,休息过后,开始钻进我军准备好的口袋。

等到敌人进至雁宿崖和张家坟之间时,王道邦和陈正湘命令司号长吹响冲锋号角,当即第一营、第二营从峡谷两侧阵地向河滩猛扑了过去,第三营负责朝敌军的尾部开火。敌人被这阵势打得愣神,一时间队伍乱作一团,你打你的,我打我打的,很快敌军就所剩无几了。

11月3日,上述3个团在雁宿崖至三岔口峡谷地段,经一天激战,将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大队歼灭,缴获其全部武器装备,仅大队长辻村宪吉大佐等少数人逃出生天。但辻村宪吉的军刀及军大衣却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

聂云臻

雁宿崖战斗是一场干净利落的山地伏击战,但是在战斗过程中,新3团虽出力不多,但临近战斗结束时,抢夺兄弟部队的战利品却异常起劲。出于对新鲜血液的爱护,王道邦等人没吭声、没告状。但聂荣臻在知晓这个情况后,立即撤了新3团团长纪亭榭的职,任命副团长邱蔚为团长,以正军纪。

500余人被我军尽数歼灭,侥幸逃走了几个敌军,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这次胜利让我军军心大振,此外还获得了不少物资。而另一边的景象可就不好了,这次战斗失败得彻底,让阿部规秀愤怒不已,下定决心要对我军实施报复,率领1000余人,出动几十辆卡车,直接来到了雁宿崖,恨不得立刻将我军全部歼灭,这种情况对我军十分不利。

我军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战士们还未调整过来,因此军区命令部队立即脱离战场,为减小目标,分批隐藏,等待合适的机会,再做打算。敌人的速度很快,我团转移当天,1000余人的日军部队就来到了雁宿崖一带,将被我军掩埋阵亡的日军尸体找出,全部进行焚烧。

11月3日下午,阿部规秀在获悉第1大队在雁宿崖陷入绝境后,立即令第2、第3、第5大队除留下部分兵力守备据点外,主力立即向涞源集结。他同时还命令处于运动中的第4大队立即向银坊搜索前进。

面对这一新的敌情,聂荣臻决心集中更多兵力,准备打一个规模更大的歼灭战。为此,他将游击第3支队和25团2个营调拨给杨成武指挥。正在阜平附近的120师师长贺龙闻讯,也主动派120师特务团参战。

看起来,八路军投入的兵力几乎较雁宿崖战斗增加了1倍,但实际上游击第3支队无法胜任攻坚战重任。25团刚由游击队升编不久,战斗力与游击第3支队属于同一档次。120师特务团战斗力不俗,但该团属于客军,对当地地形不熟,部署地点离战区又远,难以及时赶到战场。

最困难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八路军电台稀缺,团级部队间主要靠人力通讯联络,身为战场最高指挥员的杨成武此次的指挥位置,离实际发生战斗的黄土岭甚远,而且以当时八路军的通讯条件来说,一次让他同时指挥6个单位也力有所不及。更何况部队长期分散打游击,各自为战的习气甚浓。突然间要让他们打需要严明军纪保障、令行禁止的正规集团作战,不出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刚开始,4个大队的日军都处在运动中,阿部规秀随第2大队行动。杨成武决心让正在银坊附近休整的新3团死死缠住日军第4大队,不让其与阿部规秀所在的第2大队会合,然后集中己方优势兵力,赶在日军第3、第5大队抵达战场前,一举歼灭日军第2大队。

应该说,这个决心是符合实际的。但非常可惜的是,刚换了领导的新3团动作迟缓,没能完成杨成武交办的任务,导致第4大队顺利地与第2大队会合,极大增加了此后作战的难度。

在日军方面,阿部规秀率第2、第4大队于11月6日晚抵达黄土岭地区后,已经从种种迹象判断出了八路军的意图。7日晨,他决心不再率部深入,而是原路返回。为防止中伏,撤兵时他以中队为单位,让各中队保持10分钟路途的间隔依次出发,大大拉长了日军的战斗队形。这一招看似老辣,实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日军固然不太可能全军落入八路军包围圈中,位于圈外的日军可以让设伏八路军腹背受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八路军分割日军,集中力量逐个歼灭。事态最终如何发展,就看对阵双方谁能更好地临机应变了。

杨成武

为了不失先机,杨成武不待120师特务团赶到,于11月7日中午令老1团、新3团、第2团及第25团一部发起了攻击。非常可惜的是,我军并没能及时分割日军战斗队形,导致日军第2、第4大队猬集一团,迅速夺占了几个山头,稳住了阵脚。等3个小时后,120师特务团赶到战场,也无法改变预其中的运动战已变成攻坚战这一事实了。

阿部规秀骄横不可一世地认为,只要他的武器够精良,人数够多,八路军就一定不是对手,因此他大摇大摆,率领部队走了迁村宪吉的老路,挑战我军的权威。晋察冀军区接到情报后,决定由第一团、第三团联手,再来打一个歼灭战,灭一灭敌人嚣张的气焰。

当即,第一团召开了敌情分析会,在会议上王道邦建议:拖住敌军。采取边打边退的策略,引诱敌人至黄土岭,寨头方向,在这里给日军一个教训,众人经过商议,同意了王道邦的想法。就这样,王道邦利用敌人急着找到我军的心理,略施小计将人吊了过来。

在我军派出小分队的引诱下,阿部规秀带领部队进入了黄土岭、上庄子一带,半点不差钻进了我军设下的包围圈,此时自大的“名将之花”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结局。

11月6日,日军分成两批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向司各庄、黄土岭方向进犯,与此同时,还派出了战机轰炸侦察。司令员杨成武决定在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围攻敌军。

黄土岭战役形势图

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往东到上庄子是一条五里长左右的山谷,敌人在向东运动的同时,我军也已经准备好了,伺机攻击。当晚,敌人进入司各庄、黄土岭一线,我军立即做出决定:迅速占领附近的阵地,挡住敌人的去路,第二团负责尾随敌人。进入黄土岭后,由西向东进行出击, 短短一夜时间,我军就对敌人部队完成了包围。

11月7日,王道邦和陈正湘指挥部队进入寨头以东地区待命,大约过了八小时后,王道邦通过望远镜发现,敌人正在向寨头挪动,立即派遣一个连迅速占领东南高地,掩护团主力展开。随即,第二营第一梯队来到寨头西南,和敌人进行激烈的交锋,并迅速夺得高地,第三营也趁此机会顺利夺取了主峰,而炮兵连至793高地东山沟隐蔽待命。

战斗打打停停,阿部规秀率领部队沿着山沟向东挪动,直到下午15时,敌人即将离开黄土岭之际,我军立即展开了攻击,黄土岭战役打响。王道邦和陈正湘将指挥所选在白脸坡的山上,山上的视野极其广阔,上庄子村等地都能够尽收眼里,便于观察敌情,指挥战斗。

第一团、第二十五团对敌人展开了正面攻势;第二、第三团从西南北三面进行包围。一时间,黄土岭的山沟里回荡着震耳欲聋的响声。面对我军的强势攻击,敌人拼命进行反击,企图冲出重围,双方在战场上互不相让,一场血战在所难免。趁着这个功夫,第一、第二十五团在寨索村设伏,等待敌人自投罗网,处于激战中的敌军还没有发现异样,继续向东开进,并试图攻击第一分军区。

等敌人“好不容易”冲出重围,离开黄土岭,到达寨索村时,提前埋伏好的第一、第二十五团立即开火,用火力攻击阻挡敌人的去路。敌人仍在奋力抵抗,不愿意投降。就在这时,我军其他部队,从北西南三面赶了过来,这股敌军只有死路一条。

黄土岭战役形势图

下午16时,战斗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王道邦站在山头上,拿着望远镜观察着目前的战况,突然发现在南山根部山梁中间有一个小院子,期间一直有日军进进出出,根据他的推断,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敌人的指挥所,此时不打,更待何时?王道邦立即命令炮兵进入阵地,目标点随着一声令下,瞬间就变成了一片废墟,无一人生还,当时大家都不知道阿部规秀也在里面,而且被炮弹打了个正着,一代“名花”就此陨落。最终,黄土岭战斗获得了胜利,两战共歼敌1500余人,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

但在当时及战斗结束后一段时间里,我军并未能掌握这一情况。战场上的日军也并未因主官阵亡而显出慌乱的样子。

阿部率部在黄土岭与八路军打得难解难分,不仅隶属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第3、第5大队在兼程赶来驰援,周边的日军第26、第110师团也派兵“扫荡”易县和唐县我抗日根据地。杨成武为阻援敌,调回了25团的2个营。但新3团和第2团却也趁着天黑撤出了战斗,赶回根据地反“扫荡”去了。

11月8日天亮后,黄土岭战场上的我军就只剩下第一团和120师特务团了。面对得到了空投弹药和空投指挥官补充的日军第2、第4大队,八路军与其正面硬碰硬,力量显然远远不够。因此战至8日中午,120师特务团和第一团只得交替掩护,逐次撤出战斗。

聂荣臻获悉战况后,认为此仗本该打成继雁宿崖之后又一个歼灭战,却因为一些指挥员自行其是,不严遵军令而打成了没能控制战场、缴获不多的消耗战。这样的消耗战,对于武器弹药主要依靠取之于敌的八路军来说,是需要极力避免的。因此,盛怒之下,聂荣臻准备整顿部队。

不过,还没等晋察冀军区的处分决定成文,华北敌占区的报纸纷纷刊载了阿部规秀的死讯。这一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阿部规秀是实打实晋升的中将,不是那种死后追晋一级的“注水货”。敌后抗日武装击毙如此军阶的日军高级将领,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其意义非同一般,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这才打消了处理干部的念头。

不过,聂荣臻并未“一俊遮百丑”。他一直在思索着如何解决部队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最终促成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上半年,晋察冀军区下定决心,将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批调往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核心区,开展了两期整军运动。经过严格整训,部队的面貌,指战员的军政素质都有了明显提高,为当年下半年发动“百团大战”,提供了战斗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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