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时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的张震就和刘伯承元帅探讨起了各位开国将领的军事特点，谈到邓小平时，刘伯承元帅却说:“邓小平从来没上过军校”，

此话一出张震一时语塞，按理说:“邓小平会不会打仗，他的老搭档刘伯承最有发言权。”

邓小平的生涯履历也从未有过军事主官的经历，让许多现代军事评论员对邓小平的军事能力也抱有怀疑。

那么刘伯承对邓小平的军事评价到底是褒是贬?邓小平到底会不会打仗?

1926年,刚从国外回来的邓小平怀揣着学习的先进外国知识和满腔报国热忱，投身到了救国救民的民族运动之中。

和普通的军事将领不同，邓小平更加看重部队士兵的思想建设工作，在对部队进行思想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发现，参加军队的大多是因生活所迫参军的农民工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文化水平低，他们对于革命的定义还很模糊。

邓小平认为:“战士一定要明白什么是革命，只有认可政党和革命，才能更好的投身到革命事业。”因此在那个时期邓小平创造性的举办了各种文化思想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从1929年开始，邓小平参与百色起义，主办创建工农第七军和第八军，历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野政委等军队要职。邓小平的军事履历虽然丰富，但唯一的不足就是从来没做过军队的一把手，这让许多现代军事评论员对邓小平的军事能力也抱有怀疑。

邓小平没当上过军队的一把手倒不是因为能力不够，实在是因为他的搭档——刘伯承元帅，在党内的军威地位过于显赫。刘伯承与邓小平相识于1931年，邓小平思想活络，两人又是老乡，加上两个人仗义执言的脾气十分投机，在1932年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遭到牵连免职后，反倒让两人变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

随着“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逐渐纠正，全党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和刘伯承才再次被调回军委参加日常工作。在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后，邓小平于1938年正式调任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一带同刘伯承开始了长达13年的军事合作。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刘伯承和邓小平之间多的是和气，少的是争执。当时八路军部队中许多指战员和军队政委总是产生矛盾，像《亮剑》中李云龙在遇到赵刚前更是接连气走了不少团政委，这种军政分家的现象对于当时的八路军来说很正常，但是刘邓二人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

据刘邓老部下回忆:“当时只要刘师长说过话的事情，再去找邓政委，邓政委的回答一定是按照刘师长的意见办，如果是邓政委表态过的事情，刘师长也会毫不余力的表示支持。”

刘伯承和邓小平二人的合作是同频共振、思想一致的合作，二人在军队内部一度成为了全军搭档楷模，更是留下了一段又一段“刘邓不可分”的军事佳话。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正在刘邓大军捷报频传、接连胜利时，毛主席意识到只有让一支军队迅速插进大别山，才能影响蒋介石的整盘战略部署计划，而这时离武汉最近的刘邓大军也就成为了首选。

从8月7日开始到27日结束，在连续20多天的作战中，刘邓大军克服了疲惫和伤亡，12万人马的成功挺进标志着解放军转为战略反攻，不过对于刘邓大军来说，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1947年10月，随着刘邓大军直逼武汉，国民党程潜急忙调动部队，在武汉近郊处展开了多场激战。在李家集镇战役中，由于城墙窄、且内部有许多修建已久的坡沟，解放军战士们的手雷不但不能伤敌，反而还暴露了自己的藏身位置，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我军的一千多名战士被困在城墙下动身不了，情况十分危机。

关键时刻，邓小平迅速找到李家集镇的老乡，对城墙周围的地理环境进行了详细的摸排，在找到了薄弱地点后，邓小平立即下令:“所有炮兵集中精力轰炸城墙东南角，待城墙攻破缺口后再集中兵力发动反冲锋。”

此次战役一直打了三天三夜，国共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过在邓政委的指挥下，国民党设置的黄城防线被初步摧毁。

10月9日，皖西张家店战役打响，张家店地理情况非常复杂，当地百姓居民和商店交错，有利防御而不利进攻，刚刚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军此时已如惊弓之鸟，妄图凭借有利地形，在张家店一带修筑防御基地，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一边固守待援一边又寻找合适机会突破包围圈。

战斗前沿的纵队副总司令郑国仲接到邓小平的指示:“部队要在晚间集中兵力速战速决，要先扫清外围之敌，再集中精力攻打集镇。”当时郑国仲安排第七八九三个旅团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依靠地形地势在黄昏时段打起反攻任务。

担任反攻任务的九旅旅长童国贵亲自率领炮兵指挥员，在距敌200米处寻找最佳火力地点，在炮火的掩护下，七旅二十团首先夺取了张家店河边的一个居民点，在一个多小时的火力掩护中，我军将外围敌人迅速肃清，顺利完成了邓政委交付的第一项任务。

虽然打了第一阶段的胜仗，但是我军的伤亡也十分大，关键时刻邓小平做出指示:“我们累但是敌人更累，一定要趁着夜幕降临继续稳固攻击，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以雷霆之势拿下集镇。”

当天夜晚，南面的九旅二十七团率先突入镇内，解放军们战士不顾个人安危，爬过满是荆棘丛生的河岸，占领了敌人的阵营。眼见大势已去，国民党副师长张世光带着十几个亲信趁夜色跑路，失去指挥的敌军也如无头苍蝇般乱作一团，短短20分钟内，还没缓过神的敌军就已整连、整营的建制进行投降。

这两场战事均发生在刘邓大军驻守新洲的三天内，短短三天刘邓大军在地理不清、环境不明、敌人不熟的情况下接连突破各种瓶颈取得两场大胜，虽然离不开前线战士的英勇奋战但更离不开指挥部刘邓二人的战略部署。

大别山指挥部纪念板

除此之外，在进驻新洲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书记发布了《进驻大别山的工作指示》，发动群众参加土改，纠正筹粮筹款中存在的左倾主义错误思想，邓小平的这一举措也被中央做出了重要指示批示转送到各解放军指挥处，要求“一体遵循”，足以证明邓小平在军队中结合实际同时又带有创造性思想的军事头脑。

有人说邓小平不会打仗，一二九师之所以履立战功，更多的还是刘伯承运筹帷幄，但是平心而论，在某些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上，邓小平做出的决断和策略丝毫不逊色于刘伯承，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最好的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二人结束了长达十三年的军事共事，邓小平接连接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工作重心从军事转移到了政工。他的老搭档刘伯承则接受任命，远赴南京创办军事学院，为我国培养下一批军事技术人才。

在1955年授衔仪式结束后，还从事军队工作的刘伯承和朱德等开国元勋均被授予元帅军衔，而邓小平等人却自动让衔，主动退出了授衔名单，否则以邓小平的履历和能力，最起码也是一个大将军衔。

授衔仪式后，刘邓二人因工作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但互相仍十分惦念着彼此，毕竟是一起曾经出生入死，经过枪林弹雨的老搭档。尤其是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中经常拿自己当初的一二九师当做教材例子，邓小平的指挥能力和作战思路总是让刘伯承赞不绝口。

时间来到1957年的一天，当时任职南京学院副院长的张震在遇到一个很罕见的军事问题后像往常一样来到刘伯承的办公室进行请教，刘伯承在给张震讲解的过程中又不自觉的提到了当时邓小平指挥的某项战役，两个人正在探讨到激烈处时，刘伯承忽然说了一句:“邓小平他从来没上过军校!”

当时张震一时语塞，心想以前老首长可是逢人就夸当初邓政委多厉害，今天为什么又旧事重提，说起他没上过军校这事了。谁料刘伯承紧接着说到:“正因为小平他没上过军校，所以在看待军事上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那么遵守所谓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创办军事学院也是一样，最根本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而不是让一批批人才墨守成规，学习些纸上谈兵的知识。”

听到这里的张震也茅塞顿开，不能总是拿以往的经验和过程看待现在的事情。

其实对于邓小平的军事能力，不止刘伯承，毛主席也曾给予过高度评价，1971年经历了特殊时期的动荡与风波后，毛主席曾调邓小平回中央，在中央军委对邓小平的评价批示中写道:“小平同志协助刘伯承打仗是有战功的。”在1974年毛主席力排众议推举邓小平为总参谋长时又说道:“他会打仗。”简简单单四个字却包含了主席对邓小平军事能力的绝对肯定。

1976年在四人帮阴谋被彻底粉碎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的全部工作，针对军事发展，邓小平也和刘伯承展开过认真讨论，向这位老朋友学习了不少军队建设的新思想。

相比于其他开国元勋，邓小平可谓是文武兼备，既善于治军又能打仗，曾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就充分证明了邓公的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邓小平就曾经说过:“我是军人出身，打仗可是我的看家本领。”

1977年7至8月期间，邓小平两次就军队建设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军队要依靠学习培训干部，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升到战略地位。”由此可见军队建设和军需训练在邓小平心中的重要地位。

在当时相对保守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和刘伯承对他“不墨守成规”的评价一样，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发展发挥自身的优势特点。虽然当时看来他的每一步决定都有着超乎常理的大胆，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是有着深思熟虑后的慎重决定。

1986年刘伯承在临终前说到:“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邓小平主持我的追待会，否则我不进八宝山。”10月16日，邓小平在八宝山怀着悲痛的心情主持着这位老朋友的追悼会，随着这篇《悼伯承》写下最后一个句点，两人的情谊和过往也被邓小平深深埋藏在了内心深处，对于二人的那一段军事佳话和邓小平的卓越军事指挥能力，也被铭记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心中。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和无私奉献，就没有今天的繁华盛世。让我们向这些将军，向这些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