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认为地球上文明古国有四，即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这就是教科书上“四大文明古国”的来源。

当然，西方略微不太认同这一观点，因为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纯洁的童年”，怎能不算文明古国之一呢，于是美国威廉·麦克高希在《世界文明史》中提出五大文明古国，即巴比伦、埃及、印度、希腊、中国。甚至，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然而，无论四大文明古国、还是五大文明古国，或者古希腊文明如何辉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它们都消亡了。问题在于：为何其他文明古国全都消亡，而偏偏中华文明传承了下来，背后有什么原因？对此，史前考古给出回答。

过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一般认为局限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但现代考古改写认知，上古中国满天星斗，存在诸多区域性的文化，比如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

也就是说，除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也孕育了中华文明，几乎囊括了如今大半个中国，涉及范围极其广大。

大江大河水系众多，涉及范围又大，那么会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发展潜力，养活更多的人口，面对天灾人祸时的回旋余地就大。

因此，一方面中国古代人口众多，长期占世界总人口的25%左右，如此人口基础上的文明自然就难被灭绝；一方面战略回旋空间大，比如五胡乱华时衣冠南渡，金兵南下时赵构在南方建立南宋等，不至于一下子就被灭国。

相比之下，古埃及只在尼罗河流域，巴比伦只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印度只在印度河流域，古希腊只在地中海周边。其中，古埃及、巴比伦的周边更多的是沙漠，与中国相比可谓是弹丸之地，面对危险时的回旋余地就小，遇到一次极端气候或一次强敌可能就是文明消亡。

需要注意的是，以古埃及与中国为例，古埃及的“王国”、“王朝”与中国的不能等同类比，因为两者在疆域、人口等方面大不相同，古埃及的“王朝”在中国可能连一个“方国”都算不上，就像身价一亿的叫“富人”，世界首富也叫“富人”，但两者富的程度大不相同。因此，不能因为书上说古埃及王朝出现的比中国早，就觉得中国王朝史不如古埃及。

以史前考古看，中国与其他古国的文明特性大不相同，比如以下两点：

首先，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的文明，整体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排外性，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却具有强烈的包容性。也就是说，其他古国容易变成狭隘的小圈子，而很难升级为更庞大的势力集团，不会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大一统政权，而中国的却可以。

如今，考古已经证实上古中国是满天星斗，比如苏秉琦提出的“六大文化区系”，这种“多元”能走向“一体”，多点融合为面，武力自然存在，但核心原因在于文化上的包容性，反之没有包容性的话，六大文化区系如何融合为中华文明、形成大一统的政权？笔者多谈几句，欧洲没有大一统，难道历史上没有强大的帝国？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排外文化，一时统一也没用，最终还是分开。

总之，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可以整合更多的势力，从而形成更强的实力应对危机。但其他古国缺乏这一特性，强大时还好，衰弱时遇到危机可能就会消亡，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次，其他古国都有很强的宗教文化，其中最典型的是古埃及，将大量资源用于制造金字塔、神庙等等对民生或发展实力无用的东西，但中国却与之不同，虽有祭天或商朝重鬼神重祭祀之类，整体却是世俗化的，更重视现实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危机时，其他文明古国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但中国却是强调自力更生，靠自己克服苦难，比如传统文化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大禹治水等，考古发现良渚遗址中庞大的水利工程等。宗教是虚无缥缈的，肯定不能真正解决危机，但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却可能解决。

可见，文化特性上的不同，是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不同命运的核心原因。

梁启超提出四大文明古国，原因主要基于西方历史叙事，西方笔下的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都历史悠久、极为辉煌璀璨。以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可谓货真价实，每一阶段的发展都符合生产力水平，史前考古证实中国是有深度、有广度的文明古国，但其他古国却存在很多有违常理之处，至少存在被夸大的嫌疑。

按照西方叙事，古希腊时的雅典大师汇聚，人口高达数十万，城市建筑鳞次级别，与今天的雅典位置没有变化。按理说，在雅典地区一挖，想必就能挖出各种遗存，包括大量生活痕迹，但实际却几乎没有，这显然是严重违背常理的。

至于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遗址，也没见像中国一样出土大量生活遗存，更是鲜见金属工具，只是在不停的出土莎草纸文书、泥版文书或壁画等。其中，刚出土的4500年前的梅勒日记被直接徒手抓，海底捞出的各种雕像光滑如新等，就明显存在伪造嫌疑。

因此，西方对古希腊、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的叙事存在问题，至少是存在夸大或过度美化的嫌疑。实际上，这些文明古国的真实情况比西方对中华文明的评价好不了多少，即偏居于东亚一隅之地的可有可无的对世界历史进程毫无影响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文明。

也就是说，如果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实质都是一般文明，只是被西方包装的高大上，远不能与中国相比，那么它们传承不下来不很正常吗？

总而言之，所谓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其他文明古国全都消亡，而唯独中国传承了下来，显然有其必然，说明其中必然有其优秀之处，必然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反过来说，其他文明必然有其失败之处。

既然如此，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中华文明存在优秀之处，那么就不能将中国一切文化视为糟粕、以及“言必称古希腊”、“言必称西方”的变相予以否定，而是要多几分信心，并将其优秀之处在新时代进一步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