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月笙逝世与家族的迁台
杜月笙十四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初到上海。他找了一份在水果行当学徒的工作,负责搬运、整理货物,虽然辛苦,但他勤快能干,很快就被老板注意到。老板看这个少年机灵,时不时指点他一些经商的小窍门。
民国七年(1918年),杜月笙通过介绍,进入青帮上海头目黄金荣家中做杂务。当时,他主要负责家里的琐事,比如采买、打扫、跑腿。尽管只是些微不足道的杂活,但杜月笙做事特别细致周到。他的行为赢得了黄金荣老婆林桂生的注意。

随着机会的到来,杜月笙逐渐在黄金荣的事业中站稳脚跟。他不满足于仅仅按照惯例做事,而是提出了很多改进经营的办法,生意越做越红火。黄金荣对他的能力有了更多的信任,开始委托他处理更复杂的事务。
民国十四年(1925年),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联手成立“三鑫公司”,专营鸦片生意。杜月笙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运营。通过这家公司,他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鸦片生意带来的暴利,让他有能力扩展其他领域的投资,比如赌场和房地产。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杜月笙逐步脱离黄金荣,建立自己的势力,自立门户。

杜月笙依靠烟赌生意迅速崛起,名声大振。他的财富和权力不断扩大,受他恩惠的人数不胜数,比如通过他的捐赠而获得教育机会的学生,因他的资助而摆脱困境的贫民。但与此同时,他参与鸦片贸易和赌博事业也使不少家庭破碎,社会矛盾加剧。可以说,他的行为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
杜月笙在追逐财富和权力的过程中也不择手段。他利用青帮的势力打压竞争对手,逼迫欠债的人清偿,甚至直接接手对方的产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和军阀、政客建立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牺牲了许多普通人的利益。

1951年,杜月笙的逝世,姚玉兰女士作为家族的支柱,决定带领儿女及杜月笙的灵柩前往台湾。
杜维善的教育与职业起步
杜维善在台湾完成中学教育后,他决定前往澳大利亚深造地质学。抵达澳大利亚后,杜维善进入了当地一所知名大学攻读地质学专业。初到异国他乡,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又陌生。从语言到生活习惯,再到学术环境,他都需要适应。与许多留学生不同,杜维善选择了勤工俭学。

他找到了一份在银矿工作的兼职。这家银矿地处偏远地区,环境艰苦,矿区工作更是繁重。尽管如此,杜维善仍然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项任务。他每天穿戴好矿工装备,和其他工人一起钻进矿井深处,挥舞着铁镐采掘矿石。矿井幽深,空气中弥漫着矿石与尘土的气味,矿灯的光线微弱而坚定。
除了采矿,他还负责协助绘制矿区的地质图。这项任务需要他在实践中运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他将矿区的地质层分析得井井有条,把各个矿脉的位置标注得清晰精准。

矿区的生活中,他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工。完成学业后,杜维善带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知识回到了台湾。他的首份工作是在一家石油公司担任地质师。石油勘探需要大量的地质调查工作,而这正是杜维善的强项。他凭借在澳大利亚积累的实战经验,迅速适应了工作环境。
重归上海与古币收藏的热情
1990年,杜维善怀着复杂的心情再次踏上了上海这片曾经无比熟悉的土地。距他上次离开,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刚抵达上海,杜维善的日程便安排得满满当当。上海博物馆听闻这位古币收藏界的大咖到访,早早为他准备了特别的接待。

一位博物馆的副馆长亲自迎接了杜维善,显然对他的到来非常重视。在简单寒暄后,副馆长带领杜维善参观博物馆内的藏品。馆内的陈列一如既往地精致,尤其是古币展厅,吸引了杜维善的特别注意。他在每一枚钱币前仔细端详,时不时还会拿出放大镜观察钱币上的花纹和铭文,显然对藏品极为熟悉。
参观过程中,杜维善偶然间发现了一些特别的古币展柜。他凑近仔细观察,又向馆长询问其来源和背景。他与馆长的交流渐渐深入,从钱币的铸造技艺聊到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他讲述了一些自己收藏钱币的经历,并分享了关于丝绸之路沿线古币的学术研究成果。

走到展厅的一处窗边,杜维善突然停下,转头看向副馆长,带着几分幽默说道:“你们知道吗?这里曾经是我家的产业。如果按照租金算,你们这房子是不是要交点租金给我?”副馆长愣了一下。参观结束后,馆长特别安排了一场小型座谈会。参与者包括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几位古币专家。
慷慨捐赠与学术贡献
从1991年开始,杜维善与上海博物馆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那一年,他第一次将个人收藏的一批中亚古币捐赠给博物馆。这批古币超过300枚,包含了塞人、大月氏和哒等游牧民族建立的古国货币,也有与这些国家有关的多个政权的流通货币。当这批钱币被交付给博物馆时,相关领域的专家立即对其进行了详细研究,确认了它们的重要历史价值。

在随后的几年中,杜维善并没有停下收集的脚步。他的收藏方向更加明确,主要集中在丝绸之路沿线游牧民族与古代王朝的货币体系。他与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和拍卖行保持联系,参与国际拍卖会,在异国寻找那些散落的文化遗珠。他尤其重视货币背后的历史背景,通过细致的研究和分类,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收藏体系。
1992年,他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古币的来源、工艺、使用背景以及历史意义。通过实物研究,他还原了那些早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和政权的经济活动图景。这本书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关注,被誉为填补国内古币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成果。

2004年,杜维善再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一批数量庞大的古币,总计1700多枚,其中包括来自安息、萨珊和贵霜等古代王朝的货币。这些古币的保存状况极佳,其中一些银币和金币甚至保持了铸造时的光泽。除了古币,杜维善还捐赠了200多册关于丝绸之路古币的外文书籍。这些书籍涵盖了国际学术界对丝路货币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参考。
馆内专门开辟了新的展厅,陈列杜维善捐赠的古币,展览主题定名为“丝绸之路的货币与文明”。展厅开放当天,许多观众慕名而来,馆长亲自陪同杜维善参观,详细介绍展品的布局和设计。

2012年,杜维善的第三次重大捐赠将他的收藏与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这次他捐赠了贵霜铜币157枚、金币12枚、萨珊银币143枚、白衣大食银币63枚以及其他各类钱币28枚,共计410枚。这些钱币的范围覆盖了丝绸之路沿线多个重要王朝和政权,包括阿赫美尼波斯王朝、萨珊王朝、西突厥、金帐汗国和蒙古帝国等。这次捐赠进一步完善了博物馆的古币收藏体系,尤其是贵霜钱币的部分,几乎达到了体系完整的程度。
晚年的斗争与遗产
杜维善的晚年生活尽管被疾病侵扰,但他的日程并未因此停止。他依旧坚持整理自己的古币收藏,参与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还时常与国内外的博物馆、学者保持联络。随着病情的发展,他不得不减少外出的频率,但这并未削弱他对古币研究的热情。家中的书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书架上堆满了与丝绸之路古币相关的书籍和笔记,工作桌上摆放着他最新购入或捐赠前的藏品。

2019年底,在他的病情加重后,杜维善仍然坚持与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保持联系。当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带着相关文件和最新研究成果登门拜访时,他躺在病榻上与他们交流细节问题。他对藏品展览的布局、研究的方向甚至展示说明的措辞都提出了具体建议,显示出他对细节的严谨态度。
杜维善离世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许多古币研究领域的学者和机构纷纷发表文章或声明,缅怀这位为文化遗产保护做出卓越贡献的收藏家。他一生中捐赠的古币,价值高达18亿人民币,但在他看来,这些钱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了金钱本身。
参考资料:[1]赖浩然.杜月笙子杜维善与丝路古钱币[J].东方收藏,2015,0(12):12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