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军统局天津站长王天木和手下在北平逛妓院时，因纠纷打死了一个嫖客，然后将尸体装入箱子偷运出城。事发后，蒋介石下令处决王天木，戴笠却痛哭流涕地为其求情。

戴笠作为国民党的特务头子，虽然以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著称，可是对待自己的心腹，在严厉要求的同时，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

1934年，蒋介石密令戴笠将王天木逮捕回南京处决，戴笠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王天木到底犯了什么事情，得罪了老大？

戴笠几乎彻夜未眠，因为王天木对于他太重要了。

王天木与赵理君、沈醉、陈恭澍一道，被称为戴笠的“四大金刚”，王天木任天津站站长，其行动以快准稳狠著称，能够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间，圆满完成戴笠交给的各项急难险重任务。

戴笠多方打听，原来是王天木与最近的一个杀人案件有关。

王天木工作之余喜欢沾花惹草，一天他与手下一同在北平逛妓院，手下因为和一个嫖客抢夺妓院的头牌而大打出手，情急之下将一个酒瓶砸在对方脑袋上，破裂的玻璃碎片扎到了要害处，没有多久那嫖客就躺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王天木也是护犊子的主，他草草训斥了手下几句，便命令手下找来了一个大箱子，将嫖客尸体放入其中，拦了一辆黄包车，将箱子放置其上，准备连夜运出城外。

但无巧不成书，那天天色已晚，城门紧闭。王天木几个人犯了难，如果原路返回，将大箱子放置到何处是个问题，且夜长梦多，如果硬要疏通关系，破例开城门出城，反而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商量来商量去，王天木和手下做出了事后看来算不上精明的决定，他们将大箱子遗弃在城门不远的草丛中，便逃之夭夭了。

本来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坚持几天不被发现，也就大概率蒙混过关了。可那天的黄包车车主本来就对王天木几个人有所怀疑，后来看到他们抛弃了大箱子，已经走掉的他又折返回来，想打开箱子一探究竟。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车夫被箱子里的尸体吓了个半死，他意识到刚才坐车的几个人竟然是杀人凶手，便立刻报警。

这件事情在北平闹得满城风雨，甚至还有到处捕捉奇闻轶事的文人以此为背景，写下了小说《箱尸案》。王天木和手下杀死嫖客藏尸箱中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也传到了一些政敌耳中。

比如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他早就看不惯王天木及手下的飞扬跋扈，并对其手下威胁绑架自己孙女一事耿耿于怀，便私底下疏通关系，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大肆报道这个事情，并在南京蒋介石那里告了“御状”。

在天津居住的许多北洋政府下野的政客也不甘寂寞，他们也向南京上交了联名信，呼吁对该案件凶手进行严惩。

在这种风口浪尖下，蒋介石大怒，对戴笠做出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的指示。

戴笠只带了两个贴身随从，连夜赶到了北平，他只通知了北平站长陈恭澍，让其亲自迎接，以免打草惊蛇。

陈恭澍将戴笠安顿在东长安街中央饭店内，戴笠草草吃了几口饭，就让陈恭澍陪其到了住的房间。

“王天木什么时候到北平？”戴笠突然问道。

陈恭澍猛地一愣，他支支吾吾答道：“王天木人现在在张家口，我立即通知他，让他即刻赶赴北平。”

第二天，王天木就从张家口赶到了北平。面对戴笠的诘问，王天木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他对戴笠没有一丝的隐瞒，表示都是自己的错，与属下无关，自己一个人扛起所有的罪责。

戴笠明确告诉王天木，这件事情经过媒体和政敌们的炒作，已经有愈演愈烈之势，老大现在正在气头上，但别无他法，你只能去南京负荆请罪。

王天木表现的倒很像一个汉子，他表示自己完全听从戴笠安排，用最快的速度去南京。

等到陈恭澍再见到戴笠时，已经是在即将出发的火车前面。陈恭澍对戴笠身边的王天木很是吃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的戴笠身边。

抵达南京后，为了最大程度保护王天木，戴笠一个人去见了蒋介石。戴笠几次三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御下不严，出了这档子事情，但同时表示王天木业务能力极强，是自己不可或缺的手下大将。

蒋介石没有问戴笠任何关于案件的细节，显而易见他已经完全掌握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雨农，你写一下吧，怎么处置王天木。”

副官拿来了笔墨纸砚，戴笠思考片刻，在纸上写下了三个处理意见，依次是“判处死刑并执行”“判处无期徒刑”“释放，让其戴罪立功”。

戴笠这么写当然是有原因的，死刑是为了迎合蒋介石的愤怒，而“戴罪立功”有偏袒之意，显然是不可取的，戴笠判断蒋介石会选第二条。

果然，蒋介石作出了将王天木判处无期徒刑的指示。但在戴笠的运作下，王天木仅仅服刑2年便被释放，允许其“戴罪立功”。

就这样，一桩人命大案，在戴笠的操作之下，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