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隋朝统一了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建立了南北统一的政权，统治初期“户口益多，府库盈溢”，并下启了唐朝盛世，每每为后世所称颂。然而，隋朝政权实际上只存在了 38 年，导致其灭亡的原因众多，综合史料来看，隋炀帝不断启动的“大工程”也起了加速隋朝灭亡的作用。

一、举全国之力营建都城

隋炀帝一即位，就开始了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民为国本，本固邦宁”，早期的隋炀帝是有这种理政意识的，对于东都工程特地下诏书要求：“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隋书》卷三）皇家建造力行节俭，为天下后世以作垂范。

实际上，隋炀帝营建东都工程浩大，每月动用的壮劳力为 200 万人———而隋炀帝初年的总人口为 4602 万左右（钱穆《国史大纲》）。在营建东都的施工过程中，工程的具体负责大臣杨素等人为讨隋炀帝的欢心，大兴土木，极尽奢靡，皇宫建筑“苑囿连接”“周围数百里”，壮丽无比，还大举搜寻全国各地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栽植到皇宫中。同时为迅速打造东都的繁荣市容，推动东都经济发展，隋朝将登记在册的全国数万家富商大贾强制迁徙到“东京”———洛阳。

营建东都工程巨大，条件艰苦，工期紧迫，加上官吏督促严酷，壮劳力活活累死的达到一半，“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隋书》卷二十四）。如此粗略计算，隋炀帝的东都工程使得近百万的壮丁殒命。当时运送劳工尸体的车子像运送工料的车子一样，在去洛阳的大道上绵延不断！

同时，大业九年（613 年）三月，隋炀帝“发丁男十万城大兴。”“大兴”即隋朝都城（唐代改名为长安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 年）开始兴建，经过隋炀帝的再修建，规模宏大的大兴城格局形成，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达到 80 多平方公里，外国文献称之为“胡姆丹”，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隋炀帝这样大规模营建都城，耗费了过多的财力、物力，以及帝国的强壮劳力。

二、不惜民力数次开渠通河

历史上，隋朝数次开渠通河，实现了大运河贯通中国南、北的格局，意义深远，但是就当时而言，确实加重了隋朝百姓的负担。

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为了漕运和军事需要，先后两次开渠，但是规模都不大：一条是广通渠，300 多里；另一条是山阳渎也是长约 300 里。

隋炀帝杨广一即位，大业元年（605 年），在大举营建东都之时，“雄才大略”的隋炀帝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工程浩大，自皇宫西苑引洛阳的谷水、洛河水流到黄河，再打通黄河一侧的板城渚口，引黄河水东达淮河，长 2000 多里。

大业四年（608 年），隋炀帝沿洛阳东北方向开凿永济渠，“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黄）河，北通涿郡”，使得运河向北延伸，直至当时帝国的北部边境涿郡，便于皇帝北巡边疆，所以称之为“御河”。御河边上，修建平整的御道，两旁栽种柳树。永济渠工程也十分浩大，有 1900 多里。

大业六年（610 年），隋炀帝下令继续开凿江南运河，使得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段通航，全长 800 余里。

于是，在隋炀帝统治的前六年间，以京都洛阳为中心，通过通济渠、永济渠两大渠道，打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总长 2700 公里的中国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对此后的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然而，这使得隋帝国的劳动力构成发生重大转变，男性壮丁无法满足大规模开渠工程的需要，不得不开始以妇女掺杂其中服劳役。可见，在较短时间内，隋炀帝一再大规模开渠通河，极大透支了民力和帝国稳定的根本———财富与壮丁，这一点为帝国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三、漠视民瘼乐于对外夸富

从父亲手上接过锦绣江山，隋炀帝一切都顺风顺水，国力强大国库殷实，使得他在外交上格外注重排场气势。

大业三年（607 年）七月，秋天，隋炀帝为建立他在西域的威信，带领大批扈从去榆林接受东突厥启民可汗的朝见，一路沸沸扬扬。史书记载，相见甚欢，炀帝对启民可汗的赏赐也极其丰厚。并且在酒桌上，隋炀帝乘着酒性对着在场的高丽使节说：“你看到了吧？回去告诉你们国王，早点来朝见朕，否则的话，我会与启民一起去教训他！”

大业五年（609 年），启民可汗又到富丽堂皇的东都洛阳来朝见隋炀帝，炀帝觉得很有面子，对其优礼有加，令其“位在诸侯王上”，而且为表宠信，隋炀帝亲自去东城外专门为突厥建造的大帐里，摆“国宴”宴请启民可汗和他的随从3500 人，仪卫盛大，旌旗飘扬，数千人边吃边喝边看歌舞杂耍演出，“奏百戏之乐”，场面壮观。招待突厥客人们吃喝玩乐尽兴之后，还都有高低不等的赏赐。与此对应的另一番情形的是：修筑榆林长城，死亡 50 多万隋朝壮丁！

当年，隋炀帝巡视黄河以西地区，西域少数民族首领带领部落百姓在道路旁隆重迎候炀帝，为了向他们显示大国风范，隋炀帝命令隋朝与少数民族接壤的边境地区———武威、张掖的百姓人等，都穿着华丽的盛装参加欢迎活动。对于那些没驾好车、没穿漂亮衣服的百姓，州县官吏负责检查督促他们换新衣华服参加活动。一时之间，百姓为避免被胥吏严斥，只得节衣缩食，甚至高息借贷来买新衣服参加欢迎活动，民怨沸腾。

对于隋朝来说，大业五年（609 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隋炀帝亲征西域强敌吐谷浑，隋军大胜，收复了西域数千里之地，并且在西域建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隋军也死伤甚众，兵力大损。然而，隋炀帝却毫无悲悯之情，令人制造了一个十分气派拉风的、用轮子推行的“观风行殿”，上面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古董装饰，“奏九部乐”，大开音乐会，笙歌燕舞，用山珍海味招待西域 30 多个部落首领。不顾将士的死活，一味夸富享乐，这严重伤害了隋军将士的感情。

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中也记载了“观风行殿”，他说隋炀帝在巡狩西北地区时，曾经制作了一个大行殿七宝大帐篷，大到可容纳数百人，用各种各样的珍宝装饰内外，一时之间，“光辉洞彻”，把匈奴的一些首领看得目瞪口呆，“疑非人世之有”，对隋炀帝的威仪确实也起了一些壮色作用。但是，隋朝有见识的官员们却不以为然，私下认为，隋炀帝建造“大行殿”是个不吉祥的兆头。———“大行”有一去不返之意，在古代指新近去世的君王。———实际上，反映了隋炀帝外交上的极度铺张奢侈也是导致亡国的恶兆。

大业十一年（615 年）正月，隋炀帝大会近三十国使节，尽管其时各地的反叛频起，但是依然大摆宴席，设置了大型杂耍表演，而且，大赏参加宴会的人等，一派歌舞升平。大业十二年（616 年）五月，隋炀帝在洛阳的“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被各地叛军迭起而伤神的隋炀帝，依然不忘为一己的欢娱，漠视民瘼，大搞情调，此时距他被弑只有两年时间。

四、穷兵黩武屡屡大动干戈

在隋朝短短的历史上，共 4 次征伐高丽。第一次是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 年）二月，隋朝水陆 30 万大军进攻高丽，由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但是“九月己丑，汉王（杨）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隋书》卷二）。东征高丽失败，这几乎成了隋文帝留下的政治遗憾。而在隋炀帝手上又共计征伐高丽三次。

为了防范高丽，或者说是为进攻高丽作准备，隋炀帝上台后的大业三年（607 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工程绵延千余里，在当时极其简陋的工程工具下，这项大工程花了多长时间呢？十天。因为工期短极、任务极重，加之监工苛酷，这次修筑榆林段长城的死伤巨大，如果按照正史记载“死者十五六”的话（《隋书》卷三），最少有 50 万壮丁死亡，伤者不算在内。此时，隋炀帝正在榆林现场办公，对于 50 万壮丁的死去，他毫不怜悯。

大业八年（612 年）正月，在修建好了东都，贯通了南北大运河，降服了西域后，隋炀帝壮志满怀地在前线涿郡下诏大征高丽，这是他第一次征伐高丽。隋军规划 24 路兵马齐头并进，“舟舮千里，高帆电逝”，共计 113 万余人，同时后勤辅助人员等量配备，当时号称 200 万大军，史书称“近古出师之胜，未之有也”。到了七月份，因为地形不熟悉、粮草不济、气候变化多端等原因，隋军无功而返。

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丽是在大业九年（613 年）。正月，“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骁果军是隋朝的骁卫御林军，是直接受隋炀帝指挥的劲旅。二月，隋炀帝再次讨伐高丽，他带着骁果军亲征，这次的准备比上次要更加充分，器甲精良，粮草充足，隋炀帝势在必得，但是又出了个小插曲：国内一个高官———礼部尚书杨玄感叛乱，为平定内乱，隋朝征讨高丽的精锐大军立即中道撤回。

大业十年（614 年）三月，基本平定了内部局势后，隋炀帝第三次调兵征讨高丽。这次，高丽国王一听说隋军又要来进攻，立即派人来投降了，还将一个叛逃到高丽的原隋朝兵部侍郎斛斯政交还给隋帝国，见高丽王如此恭顺，隋炀帝的气消减了大半。再说这时的隋帝国四处弥漫着叛乱的战火烽烟，于是就坡下驴，隋炀帝立即宣布接受高丽国王的投降，隋军班师，历史上隋炀帝沸沸扬扬征讨高丽的大业就此收场。

隋炀帝三次征讨高丽，都是浩浩荡荡带着后宫上阵的，“从行宫掖，常十万人”，征讨兵马更是几十万、上百万，所有的军需供用都由地方州县承担，这几乎耗尽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士卒伤亡也很大。

更为关键的是，三次大举征讨高丽给隋帝国留下了一个致命的后遗症。“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隋书》卷三）———很多隋军士兵和后勤夫役为躲避战争“转型”成了土匪强盗。虽然，隋朝中央政府严令郡县严格追拿叛乱盗贼，捉住了立即斩首，但依然无济于事。因隋炀帝的穷兵黩武，逃兵逃役者越来越多，不但使得国内农业生产一蹶不振，而且使社会更加不稳定，对帝国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成为推翻隋朝政权的重要力量。

五、劳民伤财三次巡幸江都

在隋炀帝的皇位坐稳以后，他就开始追求享乐起来。隋炀帝一生曾经 8 次巡游，其中 4次北游，1 次西巡，3 次游江都，尤其是巡幸江都的声势规模巨大，“隋炀帝下江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

在隋炀帝大规模营建东都、贯通南北大运河的同时，隋炀帝还派遣了大臣专门到江南收集巨木，建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不同规格的船只数万艘。当时，全国各地将选中的巨木源源不断地向东都运送，其场面史书用了一句话来概括“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年）八月，登上皇位后，隋炀帝第一次乘龙舟巡幸江都，随从文武官员五品以上乘坐楼船，九品以上乘坐黄篾船，还有庞大的警卫部队，在大运河上，船队浩浩荡荡，“舳舻相接，二百余里”。这些船动用拉船的民夫共计 8 万多人，仅龙舟就需要 1080个身穿华丽服饰的民夫拖曳前进（梦华：《中国通史》）。规模之大，空前未有。

按照命令，船队经过的运河两岸的 500 里以内的州县负责招待上至皇帝后妃、大臣百官，下至军士纤夫所有人员的吃喝用度，地方官吏绞尽脑汁接待供奉。对于招待得好的州县官吏，炀帝为其加官晋爵，招待稍稍不周或者备办食物简单者，立即斥责甚至处死。于是，从洛阳到江都沿运河的各地官吏放下一切政务，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接待隋炀帝上。

隋炀帝于大业七年（611 年）第二次巡幸江都。除了大肆挥霍外，隋炀帝这次还大摆酒席，山珍海味招待江淮以南的名士，借此炫耀豪华，大摆皇家威风。

大业十三年（617 年），是隋炀帝最后一次巡幸江都。尽管百姓已穷困到了极点，但是这次隋炀帝巡幸的规格比原来的还要富丽豪华。隋帝国还有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曾在全国大规模征用野兽的骨头、角、牙齿、兽皮，以及飞禽的羽毛等。干什么用呢？用来装饰隋朝皇室的车马以及仪仗队的旗帜，以使皇家出巡更显威风气派。各地官吏不敢怠慢，立即组织百姓猎户去山野草泽中捕捉飞禽走兽，一时之间，“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尽管这样，州县官府依然完不成征收额度，只好花高价从豪富蓄积之家的手上购买兽骨鸟羽等，物以稀为贵，使得当时山林野味的价格高涨，“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羊毛出在羊身上，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隋炀帝每一次巡幸江都皆劳民伤财，几乎是全天下的百姓在为他准备行装，供奉食物，堪称“工程”浩大，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六、并非“后话”

尽管唐朝魏征等编撰的《隋书》中对于隋朝灭亡的总结为：“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但实际情形是“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隋书卷二十四）可见，隋炀帝的父亲交给他的国家的政治面、经济面都很不错。

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当时历经“四百年的分崩动乱”（钱穆：《国史大纲》）后的中国，但他在生活上，带头节俭，后宫女子不作美丽装饰，都穿着洗了又洗的旧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皇家的车马轿子家具等用旧了，都是能修的就修能补的就补，平常吃饭只允许有一样荤菜，其他用度也是节俭得近于吝啬。杨坚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开皇之治”，其时，社会民生富庶、百姓安居乐业、政治相对安定，“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钱穆：《国史大纲》）。

一个富得流油的“家业”到了隋炀帝手上，十多年就败废得不成样子。导致富庶的隋王朝走向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频频启动“大工程”是加速隋朝败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隋炀帝兴建大运河、建设京都大兴城、营建东都洛阳，包括修驰道、平定西域、讨伐高丽等，就当时的历史情境而言，都有其积极意义，为什么却对王朝统治起了反作用？古人说：“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三皇不易之教也。”（《隋书·食货》）然而，隋炀帝却在很短时间内，密集上马“大工程”，过度消耗了财力、民力和国力，加之生性轻浮的他贪图游乐，好大喜功，荒于政事，使隋朝末年出现了“吏在贪残、官无攸次”的乱局，引发了国内的乱局。这一切，使得诸多问题积重难返，进而一步步走向自身殒命。隋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38年，帝国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