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子罪不容诛,人贩子余华英因贩卖17名儿童,被判处死刑,全社会无不拍手称快。但很多人并不知晓,这个毫无人性的人贩子所贩卖的第一个孩子竟然是她自己的亲生儿子。
01
人贩子余华英,犯罪情节极其严重1992年,云南人余华英的丈夫因盗窃罪入狱,耐不住寂寞的她前往县城打工,在此期间结识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龚木匠。两人迅速同居,并诞下一子。
余华英
由于经济拮据且孩子为非婚生子,龚木匠提议卖掉孩子换取钱财。余华英本就非善类,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辗转上千公里,从西南老家奔赴河北邯郸,以5000元的价格将亲生孩子卖给了当地蛇头。
在90年代,5000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这笔巨款落入囊中时,贪欲彻底压垮了良知,贩卖儿童的“致富经”在她脑海中浮现。
1995年的一天,余华英来到贵州。经过多日的踩点和经营人际关系,她将目标锁定为邻居家年仅5岁的小女孩杨妞花。趁其父母不在家,她将杨妞花诱骗走,迅速登上了开往河北的火车。
5岁的杨妞花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哭着闹着要回家。余华英面露凶光,揪着她的头发,还用开水烫她,并威胁道:“再敢提回家,就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
此时,在杨妞花的贵州老家,杨家人发现女儿失踪后,发疯般地四处寻找。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注定徒劳无功。
1997年,杨父因悲伤过度酗酒吐血而亡。1年后,杨母精神崩溃,也撒手人寰。家中只剩下十几岁的大女儿杨桑英,只能寄人篱下,饱尝世间冷暖。而这一切悲剧的根源,皆因人贩子余华英的贪念。
杨妞花
从1993年起,人贩子余华英累计贩卖儿童17人,犯罪情节极其严重。
20多年后,5岁时被拐的杨妞花长大成人。在寻亲成功后,她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余华英。
在庭审现场,轮到杨妞花发言时,她突然起身,当场下跪,哭着请求法庭对余华英重判。而此时,余华英竟说出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我不是和你道过歉了吗?”
在余华英看来,一句道歉就能弥补自己所犯下的所有过错。如果道歉有用,那还要公理和法律做什么?余华英既无悔过之意,更无愧疚之心。
02
为何90年代,儿童拐卖如此之多呢?不论是余华英案,还是徐州丰县事件,以及近些年曝光的人口拐卖事件,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大多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人口拐卖案件总数占全部统计数据的八成。
为何那个年代的人口拐卖,尤其是儿童拐卖如此之多呢?从去向来看,拐卖案多发生在我国西南地区,买家则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儿童拐卖
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企改制,发展市场经济。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力从土地走向工厂,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传统观念下劳动力空白严重。
农村需要大量的社会生产力,这可能直接导致了后期买媳妇、买孩子、买儿子等现象的发生。有需求就有买卖,在利益的驱使下,人口拐卖开始猖獗。
那么,人贩子为何将毒手伸向西南山区呢?因为这里经济落后,司法力量相对薄弱,更关键的是通讯闭塞,易于逃脱。大量人口贩卖案件也因此在这一地区爆发。
而千禧年之后,农村生活日益向好,人们不再迷信多子多福,市场需求减少。贩卖人口相较于其他犯罪,属于典型的高风险低回报买卖,从事的人自然越来越少。
除了经济增长,社会治安手段的升级更为重要。遍布全国的天网系统让人口贩子无所遁形。截至2017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联网视频监控系统,遍布全国的2000多万个摄像头让罪犯无处可逃。
联网视频监控系统
就像在杨妞花被拐的贵阳,天网系统一年就能协助公安系统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375人,辨识准确度高达90%以上。天网摄像头堪称最好的平安保护神,家长们终于可以放下那颗时刻悬着的心了。
根据最高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我国贩卖人口犯罪批捕人数相较1990年下降了96.8%,多数地区基本上杜绝了人口买卖。
虽然中国基本消灭了人口拐卖案件,但在世界范围内,人口拐卖这一古老的行业依然猖獗。根据联合国2016年的统计数据,全世界共发生了25000多起相关案件,大多发生在战火连绵的中东和非洲。除了我们熟知的传宗接代、强迫劳动之外,更多的是被用于性剥削,甚至是武装童子军。
当今世界其实依旧并不安全,只是我们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家。
是经济发展和数字化的社会治理给予了我们足够强的安全感,也正是因为我们基本杜绝了人口买卖。
所以,我们今天更加坚定地支持人贩子判死刑,愿天下无拐,助万家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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