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月,北平市公安局某分局局长朱文刚带着8名民警,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在核对接收的时候,朱文刚在监狱一个醒目的地方看到了一座庞大的装置,他问这是干什么的,在场的一个旧警察说:这是绞刑架,当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从意大利进口的。听说当年贵党的首领李大钊就是被它绞死的,刺杀宋教仁的洪述祖也是被它绞死的……
朱文刚听到“李大钊”这三个字,立刻就绷紧了神经,他当场吩咐:“把它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随后,朱文刚就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北平公安局,向上级汇报了此事。
当时的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听到汇报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物,在他的要求下,这座绞刑架很快就从功德林监狱送到了北平历史博物馆,后来成了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
这座绞刑架的发现,引起了北平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他们希望能在22年后查出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给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交待。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排查,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最终确定:当年主谋杀害李大钊同志的人,就是当时张作霖的侦察处长吴郁文。此人现在化名吴博哉,隐姓埋名居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随即展开行动,但当他们来到吴博哉的住处时却发现,此时的吴博哉已经垂垂老矣,他无儿无女,而且身患重病,瘫痪在床,一副命不久矣的样子。
工作人员假装帮助他打扫屋子,在打扫的过程中,发现了他珍藏的一枚北洋政府颁发的“文虎勋章”,这让工作人员确定,吴博哉就是那个杀害李大钊的吴郁文!
以吴郁文当时的状况,就算不抓起来恐怕也活不了多少天了,把他抓起来,他可能没多久就要被吓死了。要不要继续抓捕呢?工作人员把问题汇报了上去,彭真同志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法不容情,照抓不误。
在被抓捕的过程中,吴郁文不停哀求,说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希望政府能高抬贵手,放自己一马。公安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在抓捕过程中非常小心,努力不使他受到损伤,这既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考虑,也能保证吴郁文可以交代更多的罪行和细节。
来到公安局后,吴郁文对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副处长雷恒成等人的罪行。此时的雷恒成人在上海,住在马立斯新邨46号,每天深居简出,靠算命为生,化名“赵志安”,对外号称“了明禅师”。上海警方迅速行动,将其抓获。
吴郁文和雷恒成二人,在历史上罪行累累,吴郁文先是跟随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张作霖失势后,他又投奔国民党,在中央宪兵教导总队担任副队长等职,参与过镇压“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日本人打到华北,他又投靠日本人,在伪政府中担任警察局侦缉队副队长等职务。
雷恒成则是在九一八之后撤到北平,投降日本人,用无数革命烈士和进步人士的鲜血染红自己的仕途。
据这些刽子手回忆,1927年4月28日下午,他们一共处决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20名同志。第一个受刑的是李大钊,由于他们当时缺乏经验,李大钊经历了三次绞刑,一半的绞刑很快就能结束,但李大钊的绞刑却进行了约40分钟。在李大钊的遗体上,有三道深深的血痕。整个过程,李大钊烈士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和儿女被释放出狱。据《晨报》记载,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看到噩耗后,“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由于李大钊生平一心治学,没有什么家产,他的遗体都是他生前的好友梁漱溟、蒋梦麟、章士钊等人负责安葬的。这种惨状被媒体报道后,社会各界发起了募捐活动,鲁迅先生捐款50元,胡适、周作人、傅斯年、钱玄同等人捐款20元,资助李大钊的家人生活。
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执行枪决。吴郁文本来也被判处死刑,但鉴于他身患重病,法院决定暂不执行,1953年6月17日,吴郁文病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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