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刑警秦川，经历过无数罪恶的洗礼，早已练就了波澜不惊的沉稳和冷静。然而，良城连环杀人案的侦破，尤其是对主犯常兴荣的审讯，却在他内心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激荡起难以平复的愤怒和深沉的思考。

这种情绪的剧烈波动，甚至让他出现了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久久无法从案件的阴影中走出。

是什么让这位经验丰富的刑警如此失态？是常兴荣的毫无悔意，是他面对十一條人命的冷漠，是他骨子里散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恶。常兴荣的嚣张态度，对受害者家属的轻蔑，对自身罪行的漠视，都像一根根尖刺，深深地扎进秦川的心脏，激起他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和对人性的拷问。

这种失控，秦川并非第一次经历。二十多年前的西山煤矿案，主犯宋小军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仍不忘向死去的同伙“致敬”，也曾激怒了年轻气盛的秦川。

然而，与常兴荣的恶相比，宋小军的举动更像是一种亡命之徒的最后挣扎，一种扭曲的义气。而常兴荣的恶，则更加纯粹，更加冰冷，更加令人绝望。他不是一时冲动，不是被逼无奈，而是将杀人当成了一种“兴趣爱好”，一种寻求刺激的方式。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对法律的蔑视，对人性的践踏，让秦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愤怒。

常兴荣的恶，不仅仅是针对受害者的，也是针对秦川，针对所有秉持正义的人。他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最阴暗的角落，也激发了秦川对人性的深度思考。

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源于何处？社会发展究竟应该如何约束人性的恶，释放人性的善？这些问题，在秦川的脑海中不断盘旋，久久挥之不去。

秦川意识到，常兴荣这样的禽兽，才是他真正的敌人。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警匪较量，而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一场人性与兽性的碰撞。

秦川明白，他必须战胜常兴荣的恶，不仅仅是为了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也是为了守护心中的正义，为了捍卫人性的尊严。

常兴荣，这个名字注定将与罪恶和恐怖永远联系在一起。他犯下的十一条命案，桩桩件件都令人发指，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忍卒读。

从最初的抢劫杀人，到后来的连环杀人，他的罪行一步步升级，最终沦为一个丧失人性的杀人魔。

是什么驱使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最初的抢劫杀人，或许是由于经济拮据，但在尝到杀人的“快感”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将杀人当成了一种扭曲的“兴趣爱好”。这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被逼无奈，而是一种纯粹的恶，一种对生命的漠视。

更令人可怕的是，他停止作案的原因并非悔悟，而是“不想杀就不杀了”。这轻描淡写的几个字，背后隐藏着多么可怕的冷漠和麻木！他对受害者的态度，更是令人发指。

“死了就死了”，这句冷冰冰的话，彻底暴露了他内心的空虚和残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在审讯过程中，他反复追问案件是否会影响到他的儿子，这并非出于父爱，而更像是将儿子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一种扭曲的自私。

他不在乎受害者的家属，不在乎法律的制裁，却在乎自己的“血脉”，这种矛盾的心理，更凸显了他人性的扭曲和变态。

他所谓的“后悔”，也并非真正的悔恨，而是后悔自己留下了破绽。他对女护士和八岁女孩的“后悔”，是因为这两个案件让他暴露了行踪，而不是因为对生命的惋惜。

他后悔的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而是后悔没有做得更“干净”，更“完美”。这种扭曲的逻辑，让人不寒而栗。

在审讯过程中，他表现得嚣张挑衅，毫无悔意。他甚至不关心自己的罪行，反而关心自己的高血压，要求警方提供进口降压药。

这种赤裸裸的挑衅，是对法律的蔑视，是对人性的践踏。

他将自己飞行员考试落选的经历，解读为被顶替，并将这种错误的认知转化为对社会的仇恨。他不敢对有钱有权的人叫嚣，却将弱势群体，尤其是年轻女性，作为自己发泄的对象。

这种懦弱和残忍，形成了他扭曲的人格。

秦川深谙审讯之道。他知道，审讯的目的并非简单的惩罚，而是获取真相，构建完整的证据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养成了一种特殊的习惯：给罪犯提供食物，通常是面包和牛奶。这并非出于怜悯，而是一种策略。他知道，人在饥饿状态下，更容易产生对抗情绪，不利于审讯的进行。而吃饱喝足之后，人的心理防线会相对降低，更容易坦白交代。

然而，在面对常兴荣时，秦川的策略发生了转变。常兴荣的嚣张态度和毫无悔意，激怒了秦川，让他放弃了惯用的方法。

当常兴荣厚颜无耻地向秦川索要牛奶时，秦川将牛奶打开，却放在了他够不着的地方，任他眼巴巴地看着，却无法触及。这无声的举动，是对常兴荣的蔑视，也是对正义的捍卫。他认为，像常兴荣这样的恶魔，不配享用任何食物，不配得到任何怜悯。

秦川带来的面包，也并非普通的食物，而是一种象征。那是西班牙进口面包，与之前张克寒案中出现的面包是同款。

这不仅仅是对张克寒案的呼应，也是对常兴荣的一种暗示：这是你最后的晚餐，吃饱了，就该上路了。

将常兴荣的案例与其他案件进行对比，更能凸显他恶的纯粹性。清江两案的杜坤，因为生意失败，选择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但在恢复正常生活后，他并没有继续作案，这说明他的犯罪动机并非纯粹的恶，而是在特定环境下的绝望选择。东林县三女童案的王海，属于激情杀人，事后也表现出了恐惧和悔恨。在家人的包庇下，他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这说明他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良知。

与杜坤和王海相比，常兴荣的恶更加纯粹，更加令人恐惧。他没有明确的作案动机，没有外界的压力，仅仅是因为“想杀就杀，不想杀就不杀”。

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对法律的蔑视，是杜坤和王海所不具备的。他们的犯罪，或多或少都与社会环境、个人经历有关，而常兴荣的恶，则源于他内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无法解释，也无法救赎的纯粹之恶。

常兴荣的案例，引发了我们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人性并非单一的存在，它包含着神性、人性、动物性三重属性。

人性向上的发展，是圣母般的慈悲和善良；人性向下的堕落，是禽兽般的残忍和暴虐。而大多数人，都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平衡状态。

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约束人性的动物性，释放人性的神性。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的教育引导，尽可能地减少犯罪的发生，帮助人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杜坤和王海的案例，都反映出社会因素对人性的影响。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引导，或许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然而，常兴荣的案例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性的恶可以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即使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会有像常兴荣这样纯粹的恶存在。这并非社会发展的失败，而是人性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我们需要警惕这种纯粹之恶的存在，加强防范，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常兴荣对儿子的“在意”，也引发了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恶的影响是否会遗传？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使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复杂而难以确定。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常兴荣的儿子贴上“恶”的标签，但也不能忽视他们成长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影响。

这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帮助他们摆脱原生家庭的阴影，走向健康的人生道路。

常兴荣案对秦川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让他经历了极度的心理煎熬，也让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意识到，打击犯罪不仅仅是抓捕罪犯，更是与人性中的恶进行斗争。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强的毅力，以及更深沉的思考。

这个案件也对社会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警惕潜藏在身边的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完善法律体系，为人们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那些可能受到恶的影响的人，给予他们帮助和引导，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对于执法者而言，常兴荣案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何面对极端罪犯，如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维护人性尊严，这些都是需要不断探索和改进的问题。

秦川的审讯策略，虽然在常兴荣案中发生了转变，但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真相的追求。在未来的执法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灵活地运用各种策略，在保障法律公正的同时，也要兼顾人性和社会效益。

常兴荣案，不仅仅是一个案件，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挑战。它提醒我们，恶的存在是无法忽视的，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才能战胜黑暗，守护光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