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国家事务黑暗、官吏无能，地方百姓生存环境恶劣。在这种背景之下，生祠的功能愈加明朗。

国家、地方、士绅、百姓共同构建的生祠荣誉体系却在此时出现异化，生祠祈福报恩之义日益微小，成为官场之间阿谀奉承的手段。这对国家正祀、社会风气、官场交往等都产生了强烈冲击。大小传统之间内在的紧张性愈加凸显。而明王朝的发展变迁与明朝生祠的普遍化密切相关，生祠成为窥探明王朝统治的一个侧影。

异化的内在动力——荣誉体系

先秦时期，宗法血缘关系的亲疏决定着权力的分配，“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秦汉之际逐步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打破了先秦时期宗法血缘关系的权力分配制度。

此时，代表中央的的官府成为当时唯一的权力主体，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围绕着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集团而运作。而官吏的“有为”与“不为”，直接影响地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管子·明法解》曰：“吏者，民之所悬命也”。太祖朱元璋曾多次指出，治国之本在保民，保民之要在择守令，并谕吏部曰：“任官惟贤才，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足以致治。”

可见，官吏在地方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有明一代，在太祖、成祖等对官吏选举的严格把控之下，地方知识精英对明王朝选拔的官吏也持认可的态度，《句容县志》载“君子有惠政则惠德之民将戴之如父母矣，泽之厚故其感也深，感之深故其思也永，故于其去也挽之不得而怙恃末由，则相与肖其像而俎豆事之”。

中央、地方、百姓都在无意中支持了符合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的治世理念，而官吏也将其作为他们为官生涯的最高价值追求。

陈实，弘治进士，因“有权宦夺芜湖民苇洲，即论奏还民，民为立生祠，升常州知府，爱民善政有古循吏风”。“席书，四川遂宁人，由进士弘治四年知郯城县，恭毅简重，严以锄奸，宽以抚良，优礼学校，存恤孤老，政平人和，有古循吏风，升去民立生祠祀之，累官至礼部尚书。”不论是在生祠碑记还是地方志的记载中，都在反复强调被建生祠的官员的“循吏”身份。

生祠被赋予的循吏传统，受到深受官本位传统影响的官员追捧，他们认为地方建立生祠，虽没有受到明王朝官方注意得以进入国家祀典，但是地方对他们治理政策的认可，对他们的敬仰之情亦可以实现他们作为一名地方官的最高追求，也是对自己为官生涯的慰藉。甚至成为地方官员合法性乃至权力来源的追求。

同时，百姓对官员的精神寄托在演变过程中物化成祠堂、生祠碑记等表征，成为传承官员美誉的载体。祠堂本就是国家自古以来建构的一种荣誉体系。而祠祀则通过一个长时段的祭祀活动向更多的人传达祠主不朽的功业、崇高的品德，同时此后的祭拜活动也表现出对祠主的重视与报偿。除此之外，生祠具有的文化内涵符合明王朝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官方对被建生祠官吏此后的表彰、迁转等成为官方默认的颂扬德政的方式，也以此向社会暗示明王朝选任的地方官可以有效的治理地方，是朝廷良吏。

生祠无形之中被官方、民间赋予的“优秀评价”，得到了秉承儒家官本位传统“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地方官员的重视。也正是随着对生祠文化内涵的层层积淀，这种具有名贤身份的祠主所具备的神异性逐渐瓦解，更多的是一种官僚生态环境之中“循吏”的选择，其思想性能日益突出。“周如斗，余姚人，嘉靖中以御史巡按苏松，时倭患方棘而嵗又不登，如斗悉心经画，外应军旅，内抚士民”。

实则周如斗“奏免田租数十万石”是“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誉，将应征钱粮槩请停免，士民悦之，为建生祠，奏留”。周如斗离任后，苏松还有谣曰：“‘苏州一只斗，救了万民口’谓周公如斗也。”生祠、民谣等成为周如斗宦途的工具，这些载体共同塑造了他想要的官场美誉。又因，明中后期官僚机构不断膨胀，行政和俸禄开支大增；正德、嘉靖后，东南沿海土匪之乱、西北“虏患”、内地农民反对等战乱不断，军费开支骤然上升，有“计天下田租之入，大半供军”之说，加之宦官官僚化、势力权倾天下。

在此背景下，明王朝命令不严、朝政败坏，中央命令难以执行，地方督抚权力膨胀，官风腐朽等弊端尽显地方。生祠逐渐成为官场交往的手段与工具。这也是明中后期生祠逐渐普遍化的原因之一，百姓生活十分艰苦，而对“纾解民力”的官员则大为称赞。

官府对建立生祠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对被建生祠的官员此后的迁转、名誉等的褒奖。正是中央后续的参与，生祠自身所构建的荣誉体系在无形中进一步被加强。而且，生祠处于国家祀典之外，是地方上的一种自主行为，相较于官员进入国家祀典来说更容易实现。但，生祠又不属于淫祀范畴之内，因此成为官员宣扬美誉的不二选择。

同时，“乱世出英雄、盛世产庸吏”，明中后期内外危机不断，这就对官员治理地方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地方官员为了更好的迁转、自身名誉的宣扬等，不论“惠政”与否，采取自建或请他人建、邀誉于民等方式，用生祠为自己此后的仕途作嫁衣。以及在不触犯国家禁令的情况之下，地方官员、士绅、百姓对立碑建祠禁令的弹性解读，官员之间建立生祠成为地方常态，“物以稀为贵”，生祠在明中后期逐渐普遍化，发生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