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章（左）
刘建章，1910年出生，河北景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部撤往保定，北平沦陷。当天，中共北平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下少数干部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同志分散撤往乡村，组织抗日武装。
此时，刘建章任北方局联络局（也称“特科”，负责人柯庆施）党支部书记，以东方印书馆的工作作为掩护，专做情报工作。北平沦陷后，上级拟派他去平西门头沟一带，参与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但刘建章觉得去平西人地生疏，困难较大，不如回冀南开展游击战争比较有利。冀南是他老家，他又在那里为党工作多年，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恰在此时，津南特委和景县县委根据对敌斗争需要，也向河北省委提出了调刘建章回冀南组织抗日武装的申请。
经河北省委与北方局联络局联系，同意将刘建章调回冀南。行前，时任河北省委秘书长的姚依林在天津向他交代了回冀南改造游杂武装、组建抗日队伍等任务，并宣布了河北省委的决定，任命他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8年3月，津南特委书记赵镈，到北平与北方局的陈雷为刘建章交接了组织关系，将他接回冀南。
其时，日寇正沿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继续南犯，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与此同时，大刀会、红枪会、白吉会等会道门以及地主民团、地方游杂武装、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趁乱各霸一方，或骚扰劫掠百姓，或相互兼并厮杀，河北境内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民水深火热。
刘建章回到景县后，从县委书记王青那里得知，冀南已划归新组建的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领导，便立即赶赴省委驻地南宫县，向省委书记李菁玉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前方司令部的宋任穷汇报改编地方游杂武装的想法，一起研究改编的策略和组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事宜。
当时决定在八路军主力暂不能分兵参与改编工作的情况下，由刘建章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的名义，利用党的组织以及同学、朋友等社会关系先行实施。
在冀南地区，盘踞着数十股地方游杂武装。势力较大的有景县的葛贵斋部、徐子和部，交河的穆金城部，深县的徐亚平部，衡水的邵北武部，枣强的杨哲如部等，其中人数最多、实力较强的是葛贵斋部。
刘建章在详细了解各支游杂武装的现状后，即与赵镈、王青一起制订了改造游杂武装的计划，采取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区别对待。
他们认为改编工作应从人数较少、实力偏弱的游杂武装入手，待取得经验后，再对实力相对较强的地方武装进行改编。经过研究，决定先争取交河的穆金城部和景县孙镇的徐子和部。哪知出师不利，刚与这二人商谈改编之事，就被直言拒绝。他们不得不调整策略，将首先争取的对象改为葛贵斋部。
葛贵斋是冀南景县人，原在国民党军队当兵，1936年返回家乡，做过屠夫和小商贩。卢沟桥事变后，他拉起“竿子”，缴了“大户”的枪支并开仓放粮，吸引不少人加入他的锅伙。
这支武装在“吃”掉了景县几股小游杂武装，打下枣强县城后，迅速扩大，并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号。此举顺应民心，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个团，号称五千之众。
刘建章他们认为葛贵斋部虽带有土匪武装性质，但他们打土豪，杀汉奸，与国民党组织和日伪军队没有联系，并且一直打着抗日旗号，应该比较容易接受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刘建章任中共景县县委书记时，有一位交往较深的党外朋友刘金科，此人正在葛部当军师。刘建章知道此人出身贫寒，精明强干，对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统治不满。他觉得首先争取他的合作应该是有把握的，之后再通过他去争取葛部的上层也有较大可能。
中共景县县委也早在这方面做过工作，1937年10月即派遣党员辛一飞、沈铁民等人打入葛贵斋队伍内部。他们在士兵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启发士兵的抗日觉悟，因此葛部抗日热情较高。
这时，刘金科听说刘建章回到家乡，立即把他接到驻地加以款待。刘建章随即将这次回乡组织抗日武装的打算，以及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都跟他说了。还让他看了中共河北省委颁发给自己的委任状。刘金科很高兴，表示一定听从老朋友的指教，做好改编葛部的配合工作。
葛贵斋历来对刘金科言听计从，十分信赖。但这次刘金科把刘建章的意思向他透露后，他却一反常态，态度十分冷淡。刘金科不满地说：“建章是我的朋友，你不见他，就是瞧不起我，那么我只好离开你这里。”
葛贵斋怕把事情闹僵，不得已说出了心里话，说自己对接受改编存在三怕：一怕丧失人马和地盘；二怕被“捆住”手脚；三怕不能再过以往逍遥自在的日子。
刘建章了解情况后，让刘金科带口信给葛贵斋，就说刘特派员有个犟脾气：你不见他，他偏要见你；你要想见他，他还不一定见你呢。葛贵斋原本就被刘金科说得拿不定主意，听到刘建章的口信，终于同意会面。
刘建章和这些“草莽英雄”打交道多，很清楚他们的思想状况。他和葛谈得十分诚恳，向他介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以及共产党、八路军愿意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击日军侵略的政策主张，指出只有坚持抗日才能顺乎民心，不抗日便站不住脚，投靠日本人当汉奸更是自绝于人民，只有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他说，至于所谓的“三怕”，完全不用担心，你若真心实意抗日，共产党、八路军不仅不会削弱你的实力，还会鼓励、帮助你发展壮大。
刘建章的这一番话，打动了葛贵斋，他没料到这个特派员对他会如此坦诚。
此后，刘建章又多次对葛贵斋进行争取教育，晓以大义，又指明出路，任他选择。其实，葛贵斋心里也很清楚，他的队伍不但组织混乱、人心涣散，还处于日军、民团、人民抗日自卫军等多股军事力量的包围之中。当汉奸肯定是死路，可不当汉奸，日军又不会放过他。八路军在冀中、冀南发展很快，实力越来越强大，要想在景县站住脚，势必得背靠八路军这棵大树支撑。
在刘建章的耐心争取下，葛贵斋终于打消顾虑，同意接受改编，但同时提出要枪、要钱的要求。刘建章说：“老兄呀，我一没枪，二没钱，但我有一个大靠山，这就是共产党，就是人民。只要你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你也有了这个靠山，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去争取，现在只能给你一本《抗日联军政治工作条例》，拿回去好好看看。”
葛认真看后很感兴趣，表示愿意按照《条例》要求，对自己的队伍进行整训。
1938年5月，已开始接受改编的葛贵斋部内部出现一股民团反水投敌现象。为稳定部队，严惩汉奸，刘建章经请示决定由葛贵斋率部坚决铲除这股反水武装。战斗只用了两个小时，这股民团便被全歼。
几天之后，日军进攻阜城，刘建章与葛贵斋率领三个团进行阻击，坚持战斗13天，官兵伤亡百余人。其间，葛曾向赵云祥部（游杂武装）求援，赵非但不支援，反而把驻守阜城的一个团调离。经历了血的教训，葛贵斋深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靠得住的，只有打鬼子，除汉奸，群众才会拥护，自己也才有出路。
1938年6月，葛贵斋的队伍被正式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八支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葛贵斋部的改编成功，为发展壮大冀南抗日武装力量打开了局面。
随后，刘建章又乘胜出击，继续对冀南其他势力较大的游杂武装进行改编，先后将衡水的邵北武部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九支队，将枣强的王筱石部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十支队，将深县的徐亚平部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总队，策动东光的日伪皇协支队王惠庭部反正，并改编为滏运抗日支队。
至此，冀南地区的景县、阜城、衡水等地，已全部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所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