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

风来的时候，她来了，他也来了。他俩手挽着手，在风中走着，一步一徘徊。风是他们的诺言，也是他们的信使。风吹到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风吹到屋檐下，他们就追到屋檐下；风吹到院墙根，他们就追到院墙根。仿佛那每一场风中，都有他们要追讨的债务。小街上住着的每一个人，只要逢到他俩在白日里追风，都会给他们让路。让过路的人心里都清楚，给他俩让路，其实就是给衰老和晚景让路，给活着的尴尬和失去的经历让路，给他人的未来和自己的明天让路。

小街上的人们大多都还记得，几年前的那个阴沉的、飘着微雨的下午，他被一场风莫名其妙地刮跑了记忆——他拄着拐棍，去小街尽头的晒坝上收床单。那床单很有些年头了，是他和她结婚时唯一的新婚纪念物。他们年年都会拿出来翻晒，因翻晒的时间长了，床单上的艳红色就变成了暗红色，上面绣的一对鸳鸯也被搓洗掉了羽毛，只剩下一个过去年代里的爱情的象征。他那天像往常一样，想尽快将床单从竹竿上扯下来。谁知，他刚走到床单底下，一颗冰凉的雨滴就砸进了他的眼眶——他的眼眶里原本就装满了冰凉的东西——雨滴使他眼里又增添了一层冰凉。他呆呆地站住，想抬起手将那颗来自天空的雨滴挤出眼眶。这时，那场急遽的、恶劣的风便来了。它先是将床单刮到了晒坝的墙头上，接着就将他刮倒在了地上。他那根雕花的、暗黑色的、不太结实的拐棍也被摔成了两节。在拐棍被折断的那一刹那，他的脑子里发出“嗡”的一声脆响。他意识到，他身上的一根骨头碎掉了，他前半生的光阴也碎掉了。但他没有喊疼，他沉默着，隐忍着，克制着。他在等待那场风把刮跑的床单再刮回来，等待那场风将刮倒的自己再刮站立起来。可他想错了。那场风刮跑了他的一切——床单、拐棍、记忆和活着的喜悦。当有人冒着冷雨将他搀扶起来时，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再也认不出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小街，认不出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老伴儿，认不出周围的一切，连同他自己。他成了一个他人眼中熟悉的陌生人。凡遇到有小街上的人跟他打招呼，他都只会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说：“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

每每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她的心都很难受。她不知道那个曾经健谈的、风趣的、乐观的他到底去了哪里。她深深地怀疑，那场将他的记忆刮跑的风一定来自他的前世。一定是他在前世有什么因缘未了，风才将他的记忆强行押回去，在前世里作彻底的了结。这样想着，她的心里多了几分坦然和淡定。在这个世界上，又有谁不欠自己的前世什么呢？我们今世之所以还能够变成人，大概都是前世设下的一个局，让人在轮回的劫难中继续归还前世所欠下的债。人活着的过程，就是还债的过程。今世还不了，那就来世接着还。

他的记忆走了，现在剩下的只有肉体——一个人快要活到入土的年纪，上苍突然借助一场风将他之前活过的几十年清了零，什么都没有留给他。这等于宣告了他的一生无意义，他这辈子都算是白活了。他的得与失、功与过、是与非，都不再有人铭记。他活着跟死去没有丝毫的分别。但是，跟了他大半辈子的她，是不甘心的。她爱过他，恨过他，骂过他，吻过他。他们曾一同经历过风霜雨雪，也曾一同分享过温馨和浪漫、甜蜜和愉悦。他的身上承载了她太多的回忆。如今，他的记忆虽然不在了，可她的记忆还在。她不想放弃他，她试图帮助他将失去的记忆找回来。只有他的记忆复活了，她的人生才算是没有白活，才算是有意义的。他们是一个整体——再狂再猛的风也刮不散的一个整体。

她每天都将那张床单拿给他看。不管什么季节，也不管是早晨或是傍晚，中午或是下午，只要有风吹起，她就赶紧将床单抱去挂在晒坝上的竹竿上，再返回来牵着他去收床单。她坚信以这种方式能够将他的记忆唤回来，就像她坚信他们能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生活中的苦难。

一年又一年，刮过小街的大的、小的风不停地吹着；一岁又一岁，她和他在小街的晒坝与家之间不知疲倦地往返着。看着她痴心不改的样子，小街上的人们都失望了，都不再相信她还能将他的记忆再找回来。就连他们那个在大学里教授“人类学”的大儿子也不相信；就连他们那个在医院里的神经内科当医生的二儿子也不相信；就连他们那个已经在文学圈赫赫有名的写诗的三女儿也不相信。他们统统认为，她所有默默的付出，都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见过太多太多像他们父亲那样失忆的人。他们不再相信，单凭亲情和毅力，可以唤醒一个人沉睡多年的记忆。不只是这类事，这个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他们都不再相信是可以改变的了。但唯独她仍是确凿地相信的。每当风来的时候，小街上就会出现两个老人的身影，手挽着手，一步一徘徊地走着——好似从前世走到今世，又要从今世走向来世。

黄昏安息着，天就要黑了。在小街靠近两间瓦房的廊檐下，有人用红色的砖头垒砌起一个简易的灶。那个灶应该是新砌的，还没有煮过几次饭食。因为只有灶门周围的红砖被柴烟熏黑了，其余部分的红砖照样红着，跟晚霞的颜色一样红，跟灶火的颜色一样红，跟灶门前坐着的那个烧火煮饭的小姑娘的脸蛋一样红。

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真实的情况是——这是冬天的最末一个月份——最末一个月份里最寒冷的一天。那个小姑娘在天快要黑的时候，坐在灶门前点燃了第一束火光。伴随火光而起的，是一团一团浓白的烟雾。大概是柴草不够干燥的缘故，那烟雾特别呛人。小姑娘一边咳嗽，一边揉眼睛。有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滚落出来——她每次烧火煮饭，都有泪珠从眼眶里滚落出来。或许，她生来就有一双被泪水洗涤过的眼睛。只有被泪水洗涤过的眼睛，才能看见灶间的火光，也才能看见生活中的光亮。

她安静地、神情专注地朝灶间添着柴。越燃越旺的火舌舔着锅底。不多一会儿，那口大大的、盖着锅盖的铁锅里就发出了“毕毕剥剥”的响声。人们都不清楚那口锅里煮着什么，也许是一锅红薯，也许是一锅土豆，也许是一锅稀粥，也许是一锅清水，也许是一锅夜色……

添了几块柴之后，小姑娘站起身，揭开锅盖看了一眼，又拿起锅铲朝锅里搅拌了几下，就转身快步进了那扇油漆斑驳的、暗红色的木门。她刚才坐在灶前烧火的时候，就一直听见躺在屋内木床上的病重的奶奶在咳嗽。她担心奶奶从床上摔下来，或翻身时将手臂露在了被子外，想进屋去瞧瞧，给奶奶倒杯水。她知道奶奶跟她一样，也需要温暖，需要一团火或一束光。

她照顾好奶奶后从屋子里出来，灶间的火苗弱了许多，先前添加的三块木柴有两块都已化为了灰烬，而锅里煮着的东西又还差点火候。于是，她重又安静地在灶门前坐下来，继续朝灶间添加柴块。这时，一个年龄比她略小的姑娘牵着一个年龄更小的男孩出现了。小街上的人们都不陌生，正走来的两个孩子，是烧火煮饭的小姑娘的妹妹和弟弟。这三个孩子有个秘密的约定，只要一到煮饭时分，老大就负责留在家中照顾奶奶和煮饭，老二则负责陪着老三玩耍。在这三个孩子当中，老二跟老大的感情最为笃厚。老二很心疼姐姐，她心里明白姐姐的苦，老想着能帮助姐姐干点活儿。但她的三弟实在是太小了，才刚满三岁。故每当她领着弟弟在小街上游玩时，眼睛总会望着从家门口升腾而起的柴烟遐想——她的遐想既是姐姐的遐想，也是弟弟的遐想。在他们共同的遐想中，那浓白的柴烟随着他们那潮湿的、幽暗的、灰颓的记忆在打转。转着转着，他们的记忆便也如柴烟一般模糊了、漫漶了。他们小小的心忽然感到一阵难受和刺痛。他们真想变成三只相亲相爱的、形影不离的蝴蝶，尾随盘旋上升的柴烟而去，去往一个明媚的、祥和的、欢快的、天堂般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将不会看到分离，不会看到孤单，不会看到劳累，不会看到病苦。一切该生长的都在悄然生长，一切该怒放的都在争相怒放，一切该流淌的都在肆意流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将会享受到父爱和母爱，像别的孩子那样可以撒娇，可以任性，可以偷懒，可以朗笑，而不必再去梦中呼唤他们正在消逝的童年，不必再去望着柴烟期盼朝霞，不必再去冬天里寻觅春天。

那灶间的火再度燃旺了起来。大概是饿了吧，那个最小的男孩拉着二姐的衣襟哇哇大哭，无论怎么哄劝都哄劝不住。屋中奶奶的咳嗽声也越加厉害了，要将冬日的天空震塌似的。烧火的小姑娘焦急地看看身旁号啕的弟弟和无助的妹妹，又起身揭开锅盖看看锅中半生不熟的食物，再跑进屋内看看咳嗽咯血的奶奶，她的额头渗出了一颗颗豌豆般密集的汗珠。这个稚气的、成熟的小姑娘每天都是那样繁忙、劳顿，又每天都是那样周全、有序。

天彻底黑了下来，吞噬掉缭绕不去的柴烟。该隐去的也都隐去了。整条小街上，唯剩下暖红色的灶火前，那三双空洞的、迷茫的、游离不定又清澈如水的小眼睛在闪动。

天大概是亮了。他平躺在屋内狭窄的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着屋外的动静。他清楚地知道，又有人将要从小街上搬离了。那从黎明起就一直在喧杂着、争吵着、辩论着的人声，就是搬家之人发出的告别声。他太熟悉这种声音了，比每天早晨他养在隔壁邻居搬走后的破房子里的公鸡的啼鸣声还要熟悉。最近几年，他时常能听到这种挽歌似的声音——有时是在薄暮时分，有时是在午后安歇时分，有时是在晨曦时分。每一次搬家，都有人哀泣，都有人怒吼。那哀泣的，多半是在小街上住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不愿意离开，只能用哭泣来表达愤怒和抗拒。而那怒吼的，多半是老人的子女们，他们千方百计，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要将父母带离小街，去往镇上那花费掉他们大半生积蓄购买的商品房居住。在这脆弱的哀泣和强硬的怒吼的拉锯战中，没有一次是哀泣战胜了怒吼的——衰老终归要输给新生，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自然规律吗？

他平躺在屋内狭窄的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着屋外的动静。他在心里暗暗地揣度，这到底是小街上搬走的第多少户人家了呢——十五户？二十六户？三十七户？四十八户？他一边数数，一边睁大惺忪的睡眼，盯着挂在墙壁上的一个挂钟和一面镜子看。这两样物件是他今生最为珍贵的东西，因为它们都出自他年轻时上过班的工厂。工厂就开设在小街上，既生产挂钟，也生产镜子。那些已经从小街上搬走的人，许多都是他曾经的工友。那时，他们每天都在小街繁华、兴盛的生活中一同迎着朝阳上班，又一同披着晚霞下班。每个人都过着自适、饱满、舒坦的日子。后来时代变化了，小街一夜之间由热闹变得沉寂，所有的工厂也都相继倒闭了，那些意气风发的工人们也不得不作鸟兽散。整条街只剩下一片衰败、萧瑟的景象。或许是为了铭记一段人生岁月、铭记一个时代的消逝吧，每个工人都给自己留了一个挂钟和一面镜子作为纪念。以至于如今几十年过去，这批老工人依然习惯通过这面蒙尘的镜子来观察自己的衰老和心境的沧桑，依然习惯通过这个老旧的挂钟来记录光阴的流转和生死的无常。

在写生过程中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增强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绘画的兴趣。突破以往教学中常见的“由浅入深”的渐进式的基础训练模式，直接启发学生对“看”的研究。鼓励提倡学生走出画室，到街头、广场、公交车上、公园，到现实生活中去放眼体验，在视觉和意识的不断感知和流变的过程中把握对象，直指事物存在的真实状态。实际上采用具象表现绘画基本方法所呈现的出来的画面不仅是作品内容、形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教会学生在面对物象时如何观察、思考，如何重新看待世界的一整套完善的方法论。

屋子里太黑暗了。他几次睁大眼睛，看到的还是黑暗——挂钟是黑暗的，挂钟的指针指向的时间是黑暗的；镜子是黑暗的，镜子里映照出的晚景是黑暗的。自从他的儿子在三天前来动员他搬离小街那天起，他就把门窗关得死死的，不让外面的一丝光线照进屋里来。他想一个人静一静，将自己藏起来，不让光明找到他，也不让他的儿子找到他。他的儿子已经多次义愤填膺地告诉过他了，如果他继续保持他的犟脾气，执意要像守灵一般守着小街，那他将不再管他的死活。儿子的话让他感到悲凉。他觉得儿子不是不爱他，而是不懂得怎样爱他。他的儿子跟小街上所有强行逼迫父母搬离小街的老人们的儿子一样，都是爱面子的人，好攀比的人，追求理想生活的人，渴望明亮未来的人。他们以为将父母接到镇上的新居终老就是尽孝，却不知自从他们将父母接去享福的那天起，这些老人们就已经死去了——他们的根断了，叶枯了，血流干了。儿女们永远不会明白，新居只是他们的新居，不是父辈们的新居。就像他们永远不会明白，那挂在墙壁上的挂钟和镜子的意义；他们也永远不会去了解一条小街的历史，永远不会对一条小街上曾经存在过的几个工厂感兴趣，更不会对那些工厂里曾经发生过的悲伤的、欢快的、恼人的、离奇的故事感兴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和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烙印和疤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和创痛。他也深深地知道，年轻人的想法和做法没有错，他们只有将父辈接去身边同住，才不会遭受世人的指责和谩骂，落得一个孝子的好名声。他们也只有将父辈接去身边同住，才能获得一笔搬迁补偿费，让自己的下一辈过上富裕点的生活。他们需要告别黑暗，告别泥泞，告别简陋；他们需要火，需要热，需要光。但他们不知道，即使再明亮的光也照不亮所有的孤独和黑暗。

他平躺在屋内狭窄的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着屋外的动静。他听见一个不停咳嗽的老人先是在埋怨，继而在哭诉，再接着就是拉东西的货车发动马达的隆隆声。这之后，小街便平静了下来。他养在隔壁破屋子里的公鸡又高亢地啼叫了一声——招魂似的一声。他慢慢从木床上坐起来，摸黑穿好衣服。这时，他听见那辆开走的货车又折返了回来。他以为是那个老人的儿子突然改变了主意，同意让老人继续留在小街居住了。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之后，那辆隆隆响的货车又突突突地开走了。车走的时候，他听见老人的儿子说：“一个破挂钟，不知有啥稀罕的，还非得嚷着回来取走。”听了这话，坐在木床上的他再次怔怔地望着墙壁上的挂钟和镜子出神。他想，下一个将从小街上离开的人，确凿无疑该是自己了。

小街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说，她不是一个人，她只是一个影子，随时随刻飘荡着。天放晴的时候，她在阳光下飘；天降雨的时候，她在雨丝里飘。即便是到了午夜，她也要么在薄凉的月光下飘，要么在浓密的夜色里飘。据说凡是她出现的地方，都会刮起一阵惊悚的、摄魄的风，以至于所有人都躲避着她。尤其是那些小孩子们，一到天黑，大人们是绝不允许他们再跨出门槛半步的。在成年人的眼中，她实在是阴气太重了。如果谁家的小孩子不慎碰见她，那势必是会丢魂儿的。

若干年前的一个除夕的下午，就有一个孩子被她搞丢了魂儿。那个孩子当时正跟另一个孩子在小街后山的小庙里争抢佛前的供果。那供果是三颗彩色玻璃纸包裹着的糖果，和两个刚从树上摘下不久的柑橘。那两个孩子都还太小，不懂得敬畏庙内端坐着的那两尊高高在上的、神情一派威严的菩萨。当他俩同时看到碗里的供果时，都像小猫见了鱼儿，或蜜蜂见了花朵般扑了上去。四只小手死死地抓着那只碗，谁也不松开。一阵推搡之后，那只碗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三颗糖果和两个柑橘也掉在了厚厚的香灰里。刹那间，这两个孩子好似猛然长大了，身体内爆发出英雄般的力量。在菩萨的见证下，他们扭打、撕扯、抓挠，把一个小小的寺庙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战场。几个回合过去，一个孩子骑在了另一个孩子的身上，正要用牙齿咬身下的孩子的耳朵。这时，忽然从寺庙的侧边蹿出来一个妇女，一把就将那个占了上风的孩子提起来扔出了寺庙。从那一刻起，那个被扔出寺庙的孩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的魂丢了。直到三年以后，那个活在半梦半醒之间的孩子才勉强认得出自己的爸爸和妈妈。而也是从那一刻起，那个突然闯进寺庙的妇女遭受到小街上众人的指责、辱骂和拳打脚踢。再后来，她就疯了，变成了一个影子。

变成影子后，再也没有人理她，再也没有人跟她说话，加上她天生的聋哑和跛足，她实足地成了活在小街上的一个“影子人”。时间长了，人们也就差不多将她遗忘了。只有那些胆小的大人，还会时常叮嘱自己家的小孩，提防着“影子人”的出现。她知道人们提防她，鄙视她，仇恨她，故她大多数时间都尽量躲在小街末梢的那间破房子里不出来。可她越是不出来，她留给小街上的人们的记忆就越深——人们遗忘了她的人，却无法遗忘她的影子。换句话说，她使小街上的每个人都患上了“恐惧后遗症”。

然而，她也并非如传言所说的那么坏，那么令人不安。她骨子里其实是个十分善良、可亲、充满爱和温情的人。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那个一直跟在她身边成长的孩子——那个曾被她从寺庙的战役中拯救出来的孩子。倘若不是因为她，那个孩子或许早在那场战役发生之前就死去了——死在一个寒冷黄昏的草堆里。

这事得从头说起。那是四十年前了。那会儿整条小街还相当繁荣。卖菜的、挑担的、剃头的、扯布匹的、编箩筐的、宰杀牲口的……将街头街尾堵得水泄不通，好似活着的每一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唯独她在忙着自己的死。由于聋哑和跛足，她在家中没有地位。她的父亲去世得早，除了母亲心疼她以外，两个哥哥都嫌弃她。遇到别人欺负她，两个哥哥不但不帮忙，反而视若无睹地站在旁边呵呵地傻笑，这给她的心理烙下了永恒的阴影。她的母亲身体不好，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就到处托人替她物色婆家。可直到她母亲病危，也没有一个人看得上她。她母亲憋着一口气，最终托人从路旁的草堆里给她捡回一个幼婴，才放心地闭上了双目。母亲离世后，她与捡来的婴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好在她的脑子不笨，人也勤快，平时靠在小街附近的工厂做点零工维持生计。

没有人能够体会得到她生存的艰难。她那时给人的唯一印象，是从早到晚都将孩子捆绑在背上，就连从周边来小街赶集的人看了都会摇头叹息。但她爱这个孩子，像她的母亲爱她一样爱这个孩子。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受到哪怕一点点的凌辱。从小到大，她太清楚受人凌辱的滋味了。她就这样默默地、坚韧地承受着命运赐予她的压迫和不幸。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发生后来她在寺庙里将别人家的孩子扔远的事。那个下午，目睹那样的场面，她的脑子里浮现的全是自己当年受人凌辱时，对两个哥哥袖手旁观的愤慨。她跟两个哥哥不一样——她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她的遭遇点燃了她的怒火。

如今，这一切俱已成为往事。孩子也在她爱的滋养下长大成人，并已娶妻生子做了别人的父亲。做了父亲的孩子很孝顺，多次请求她跟自己一起生活，让她在晚年享受人世间的天伦之乐。可她死活不肯，她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做一个影子，习惯了活在别人的诅咒中。但她的孩子知道，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不希望她的后代会因为她而感到自卑。的确也是如此，她这辈子注定要以一个“影子人”的身份去守候子孙后代的幸福和辉煌了。

时间是冷的。夜也是冷的。在冷的时间和冷的夜里，只有一盏灯亮着。那盏灯，是小街的夜晚的太阳。正是因为有了它的光照，小街上才多了一个传说，一份慰藉，一种温暖；同样是因为有了它的光照，他也才能抵御和熬过那一个又一个凄清的、漫长的、孤苦的黑夜。

早在他七岁那年的春天，那盏灯就为他点亮了。只是那个时候，他并没有觉得这盏灯有什么意义。对于他已经死了的人生来说，再明亮的灯也照不亮笼罩着他的巨大的黑暗。他不相信自己能活过那个春天。他从悬崖上摔下去的那一刻起，春天就离他远去了。他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远方和梦想。他整天被困在一张床上。他觉得命运已经将他抛弃了。他一出生，背上就扛着一口棺材。从前跟他玩耍的伙伴们全都开始疏远他。有时，他听见他们三五成群地嬉笑着从他的窗前跑过——或是去放风筝，或是去摘野果，或是去看夕阳，或是去喊山……他都好想从床上爬起来，融入到他们的欢乐中去。但痛苦没有让他长出一双翅膀，伤口也没有赋予他奔跑的速度。他一次又一次从床上滚下来，在地上爬来爬去。他多么希望变成一只老鼠，钻进床底下那个深深的洞穴里去，一辈子不要出来。那样，他就可以躲避人世的羞辱和命运的嘲弄了。可他没有这样异化自己的机会，他的背后永远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但凡他一有轻生的苗头，他的母亲就会跑出来制止，并流着泪告诉他：“如果你走了，我也没法活。”

他听不进母亲的劝慰，他一直在偷偷地寻找埋葬自己的办法。他的床底下，藏着一把生锈的锤子、一把不再锋利的弯刀、一根如血管般纤细的绳子，还藏着一大堆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埋葬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超出了他的年龄，也超出了他的经验。他的母亲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几乎寸步不离他的左右。白天，她将他背去墙根下晒太阳，背去后山上看梨花和桃花，背去河边看鱼儿产卵，背去路旁的柳树林听风吹树响。入夜，她就在他床边的桌子上点燃一盏煤油灯，坐在灯下不停地跟他说话。她说蜗牛怎样追赶一队偷运粮食的蚂蚁，说一头牛如何摇曳着尾巴走在春阳下的田野上，说一把镰刀与一块金黄的稻田的隐喻，说一个头戴草帽的农人为何宁可耽误收割也要站在麦田里仰望一只飞翔的红蜻蜓……她的叙说无疑减轻了他的痛楚。他看见灯光中的母亲的影子在墙壁上一晃一晃，很像他七岁之前的梦境。他一直想不明白，母亲的精力为何那么好，每夜都必须要见他熟睡了，才能终止她的说话。有无数次，母亲越说他心里越烦躁。他对着母亲怒吼，像狮子对着一头疲惫至极的绵羊。可他的母亲从不生气，依然露出微笑，耐心地继续说话。他奋力用双手支起上半身，一口气将桌子上的煤油灯吹灭，让黑暗将他和母亲，连同母亲的说话声一同覆盖。可母亲立刻又将吹灭的灯点燃了。他旋即又吹灭，母亲旋即又点燃。他再次吹灭，母亲再次点燃。灯点燃后，母亲仍旧耐心地接着她的话说，一字也不漏。他躺在床上，故意睁大眼睛，盯着暗黄的、明亮的、闪烁的灯火，整夜都不睡觉。母亲也不睡觉，就那样默默地看着他，微笑着，心甘情愿地坐在寒夜里陪他到天亮，说话到天亮，守候到天亮。

一个又一个寒暑过去，他居然在那盏灯的照耀下活到了十八岁。但日夜陪伴他、呵护他、心疼他的母亲却迅速地苍老了，生病了，且病得不轻。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在黑夜里跟他说话，他也不再需要母亲跟自己说话了。这么多年过去，他虽然大多数时间仍是躺在床上生活，但他早已从床上站了起来。他找来木头，给自己做了一副拐杖，他学会了用另外一双腿走路。然而，时不时的，他照样会感到窒息，一种活着的虚无感压迫着他。不过他想，现在母亲需要他，他得好好活着，得每晚也给母亲点一盏灯，得跟她也说说那些她曾经说给他听的话。他的确做到了。他每晚都拉亮电灯，给母亲喂饭、擦身子、说话。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不知是母亲见他太累了，还是母亲自己太累了，她抢走了压在他身上的那口无形的棺材，撒手去了另一个世界。他顿时觉得照着他多年的那盏灯熄了。他这会儿也才真正感觉到活着的绝望，活着的无意义，比失去了双腿时还要无助和茫然。他重又想到了床底下藏着的那把锤子，那把弯刀和那根绳子。他匍匐在床前，摸索了又摸索，却一样工具都没有找到。他恍然大悟，母亲不仅带走了他的那口棺材，还带走了他试图埋葬自己时使用的锤子、弯刀和绳子。他扔掉了双拐，静静地躺在床上，凝望着那盏比多年前的煤油灯更加明亮的电灯泪流满面。

从那以后，他夜夜都要对着那只灯泡说话。他从冬天说到春天，又从夏天说到秋天。每说一次，那只灯泡的亮度就会增加一点点，整条漆黑的小街也会变亮一点点，他的冷寂的心也会温暖一点点。他知道，只要那盏灯亮着，母亲的灵魂就会每晚都准时回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