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英”到青梅竹马

钱学森与蒋英的故事，得从1924年说起。那一年，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到蒋百里将军家做客，瞧见了蒋家三女儿蒋英。这小丫头才五岁，扎着两条小辫子，跑来跑去地闹腾，满脸都是笑，眼睛亮晶晶的，透着一股机灵劲儿。

章兰娟看着就喜欢得不得了，半开玩笑地跟蒋百里夫妇说：“这孩子多讨人喜欢啊，不如过继到我们钱家来当女儿吧！”蒋百里和妻子左梅听了这话也没当回事儿，笑着应了下来，心想不过是大人间的玩笑话。于是，两家就这么口头定下了这门“亲事”，蒋英多了个新名字——“钱学英”。

那时候的钱学森已经十三岁了，比蒋英大了整整八岁。蒋英呢，刚被“过继”到钱家的时候，还挺不适应。她毕竟才五岁，离开自己爹妈，心里总有点空落落的。钱家给她准备了不少新玩具，可她最喜欢的还是从家里带来的那把小口琴。钱学森偶尔从外头进来拿书，见她蹲那儿吹口琴，也没多搭理，自顾自翻他的书或者摆弄他的零件。

这兄妹俩相处的时间其实不长。蒋英毕竟年纪小，过了没多久，就开始想念自己的爸妈。她在钱家住了一阵子后，蒋百里夫妇看她老是蔫蔫的，舍不得女儿受委屈，就把她接回了自己家。钱学森那会儿正蹲在院子里摆弄一堆铁片，抬头瞅见她走，也没说啥，又低头干自己的活儿去了。这段“过继”的日子就这么结束了，钱家和蒋家都没再提“钱学英”这回事。

各自登顶的异国岁月

到了1930年代，钱学森和蒋英的路子彻底分开了，俩人一个跑去美国，一个去了德国，全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混得风生水起。钱学森那会儿已经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拿到了庚款留学的资格，1935年打包行李去了美国，先在麻省理工学院扎下根。那地方可是工程学的大本营，他一头扎进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整天跟风洞实验和数学公式打交道。

后来，他觉得麻省的路子不够宽，又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那儿有位大牛叫冯·卡门，专门研究航空技术，钱学森跟着他混，没几年就搞出了名堂。1937年，他和冯·卡门一块儿琢磨超音速飞行的事儿，提出了“卡门-钱近似公式”。

这公式可不是随便写写，它直接解决了超音速飞机设计里空气阻力怎么算的问题，后来飞机能飞那么快，少不了这东西打底。钱学森那时候才二十多岁，已经在美国的航空圈子里有了名气，连老外都得竖大拇指。

与此同时，蒋英那边也没闲着。她从小就跟着父亲蒋百里接触文化艺术，家里条件好，又有那个氛围，音乐这块早早开了窍。1930年代初，她收拾行囊去了德国，进了柏林音乐大学，开始学正儿八经的美声唱法。

那时候的柏林可是欧洲音乐的中心，歌剧院里天天上演大戏，蒋英在那儿泡了好几年，把嗓子练得炉火纯青。到了1937年，她跑去瑞士参加万国音乐会，这是个国际大舞台，来的都是顶尖选手。她挑了首《蝴蝶夫人》的咏叹调上台，那嗓音一亮出来，清亮又有力，直接把评委和观众都震住了。

结果下来，她拿了声乐金奖，成了东亚第一个在这比赛里拔头筹的歌手。消息传回国内，报纸上都登了，说她给中国人长了脸。那会儿，钱学森在加州埋头算公式，蒋英在欧洲唱歌剧，俩人隔着半个地球，各干各的，谁也没想到对方在干啥。

兰心大戏院的重逢

到了1947年，钱学森和蒋英的路总算有了交集。那年，钱学森已经混成了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才36岁，在美国学术圈里算是年轻有为的代表。他那时候忙得不行，火箭技术、空气动力学，脑子里全是公式和图纸。可家里人觉得他岁数不小了，老惦记着让他回国探亲，顺便把婚事给定了。

钱学森拗不过父母，就回了上海一趟。家里早就给他张罗好了相亲的事儿，挑了好几个姑娘，条件都不错，介绍人忙前忙后，就等着他点头。结果那天，他跑去了上海兰心大戏院，事情就拐了个弯。那晚，蒋英刚在那儿开完一场独唱音乐会，她那会儿是上海滩最火的女高音，嗓子好，人也漂亮，票早早就卖光了。音乐会散场后，她留在后台收拾东西，手指在钢琴键上按来按去，调着下一场要用的曲子。

钱学森也不知道咋回事就走到了后台，可能是家里人安排的活动，也可能是他自己想散散心。结果一进去，就看见蒋英在那儿忙活。那时候的蒋英27岁，正当红，穿着演出礼服，手上还拿着一叠乐谱，忙得挺起劲。钱学森一眼就认出了她，毕竟小时候那段“过继”的日子不算短，蒋英抱着口琴吹的样子他还记得。

介绍人那会儿正领着别的姑娘过来，想让他见见，可他压根没心思看别人，眼睛老盯着蒋英那边。蒋英忙完一抬头，也瞧见了他，俩人就这么对上了眼。多年没见，她早不是那个蹲在书房吹口琴的小丫头，变成了上海滩的音乐明星；他也不是那个拆铁皮车的少年，成了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俩人也没多寒暄，钱学森就直接开了口，说了句“你跟我去美国”。

那时候，蒋英正筹备一场欧洲巡演，行程都排好了，乐谱也准备了一堆。可她没多想，把巡演的事儿推了，收拾了几本钢琴谱，跟着钱学森上了去波士顿的渡轮。1947年的夏天，俩人就这么定了终身，他36岁，她27岁，一个是科学界的顶尖人才，一个是音乐圈的当红歌手。钱学森回美国后继续教书搞研究，蒋英跟着他到了波士顿。俩人小时候那点缘分，隔了二十多年，又接上了。

风雨同舟的软禁岁月

钱学森和蒋英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撞上了大坎儿。1950年，俩人还在美国，钱学森因为搞火箭技术的事儿，被美国当局盯上了。那时候正赶上冷战，美国人怀疑他跟中国有啥联系，怕他把技术带回去，直接在港口把他扣了。

消息一出来，蒋英没半点拖拉，把自己攒下的首饰全拿出去卖了，换了钱赶紧请律师。她那会儿刚在美国安顿下来，手头有点值钱东西，都是当年开音乐会攒下的家底，可她一点没舍不得。律师请好后，她每天带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钱永真，跑去探监。

那时候探监条件差，时间也短，她就抓紧每分钟跟钱学森说上几句，给他带点吃的用的，让他别太熬着。钱学森被扣后没多久，美国政府干脆把他软禁起来，不让走，但也不放人，就这么拖着。

软禁日子一长，蒋英的日子也变了样。她本来是唱歌剧的，嗓子在欧洲都拿过金奖，可这五年她没再登台，连钢琴都很少碰了。她在家琢磨着怎么帮钱学森打气，后来从朋友那儿弄来一把吉他，开始学着弹。她挑了《义勇军进行曲》练，这曲子节奏硬朗，弹起来铿锵有力，她想着让钱学森听着能提提劲儿。

吉他这玩意儿她以前没怎么碰过，学起来手都磨出了茧，可她没停下来，慢慢弹得像模像样。钱学森那边呢，被关在屋子里，啥也干不了，只能拿纸笔算算东西。他听着蒋英的琴声，也不闲着，把脑子里那些工程控制的想法一点点写下来。那五年，他硬是把手稿攒成了《工程控制论》，这书后来成了控制理论的大宝贝，连美国人都得承认厉害。这五年拖下来，美国那边终于扛不住国际压力，1955年放了人。

归国后的默默相守

1955年回了国，钱学森和蒋英的日子一下忙了起来。钱学森一落地就投进了国防科研，那时候国家正缺人，他直接被拉去搞导弹和火箭。工作地点多半在西北荒漠，啥条件都没有，连信都不能随便寄，家人问他在哪儿，他只能打哈哈搪塞过去。

他常年跑那些地方，风沙吹一脸，衣服也穿得破破烂烂，可他没半句怨言。蒋英呢，回了上海，挑起了家里的大梁。俩人有两个孩子，钱永刚和钱永真，她一边带娃，一边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声乐。她教得特别认真，学生里出了不少好苗子，像傅海静，后来也成了声乐圈子里响当当的名字。

钱学森忙归忙，只要有点空，就跑去看蒋英学生的毕业音乐会。他那时候已经是科研大佬，可一点架子没有，坐那儿跟学生家长似的，手里拿个小本子，边听边记。他记的不是啥闲事儿，全是演唱的细节，音准怎么样，节奏对不对，写得跟工程报告似的，整整齐齐。

蒋英的学生瞧见他这样，都挺感动，知道这位“家属”不是随便来凑热闹的。时间一晃到了1991年，国家给钱学森颁了个“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表彰会上他说了一句俏皮话：“奖（蒋）归我，钱归她。”这“奖”指的是蒋英，意思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收获是她，大家听了都乐了。

晚年日子更安静了。蒋英有时候会念叨，说钱学森忙得连场音乐剧都陪不了她看。他确实忙，国家的事儿一件接一件，退休后也没闲着，老想着科研的事儿。可蒋英没真抱怨，她一直留着钱学森年轻时从美国寄回来的明信片。那明信片有点泛黄了，上头是他用钢笔抄的《唐诗三百首》，字迹工整得跟印刷似的。

那是他留学时寄的，隔着洋寄到上海，蒋英收了就没舍得扔，一直收在箱子里。这习惯一直到2009年钱学森去世都没变，俩人一块儿走了六十二年，从1947年结婚算起，愣是没分开过。蒋英后来也慢慢淡出声乐圈，把日子过得简单了些，可那份相守早就成了她跟钱学森的故事里最硬的底子。

参考资料：[1]徐娜.钱学森与蒋英的婚书[J].中国档案,2016(8):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