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绘画历史的研究中，“南北宗”论是一个关键概念，由明代的杰出书法家董其昌及其同代的莫是龙、陈继儒等人提出，用以划分中国绘画流派。

这一理论至今仍有广泛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关于谁是该理论的创始人。尽管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董其昌在书法和绘画上的巨大成就让他在四位中最为知名，对后世也有着深远影响。

按照“南北宗”论的分类方法，自唐朝以来的绘画作品被划分为南宗和北宗两大流派。南宗包括了王维、张躁（唐），荆浩、关仝、董源（五代），巨然、李成、范宽、李公麟、米芾、米元晖（宋），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元），以及沈周、文征明（明）等。北宗则包含李思训、李昭道（唐），赵伯驹、赵伯骕、李唐、马远、夏圭、刘松年（宋），以及戴进、吴伟等（明）。这一分类不仅反映了当时绘画风格的地域差异，而且也标志着艺术家之间的风格传承与创新，对中国绘画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北宗"的理论，源自董其昌及其同辈人借鉴了佛教禅宗的南北宗概念。据传，禅宗五世祖师下有两位弟子，慧能与神秀。慧能倡导的是顿悟，他开创了一种立即觉悟而达致佛性的方式，由于他的教义主要在南方传播，故形成了被称为“南宗”的派别；相对地，神秀推崇渐悟，建立了一种历经磨难最终超越生死的方法，因其教义主要流行于北方，而成为“北宗”。

这种教义上的分歧，映射到了绘画艺术上，表现为“南宗画”的自由奔放与“北宗画”的精致繁复之间的差异，由此董其昌等人将这一理论引入绘画，用以区分南、北宗派。

在绘画风格方面，“南宗”画作通常是由士人所创作的，强调即兴的书法笔触和文学气息，注重艺术家个人修养的表现，因而被称作“文人画”。与之对立的“北宗”，则包括那些受皇家画院赞助的画家们的作品，这些作品非常注重技巧的精湛，因而又被称为“院体”画，有时也因过于讲究技巧而被贬低为“工匠画”。

傅抱石先生在《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中深入剖析了“南宗”与“北宗”绘画风格的显著差异。北宗画派，亦称宫廷画派，其艺术风格特征包括：着重于色彩运用与骨架构图；追求绝对客观性；作品制作过程繁复且艰难；相对缺乏艺术家个人特色的表现；以及其贵族化的审美取向，而南宗画派，也称文人画，则强调水墨的渲染技法；主观表现优先于客观描绘；创作方式较为自由流畅；彰显画家的个人情感与精神；并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艺术审美。

在董其昌等大家看来，笔墨格调的不同尤为关键。北宗画作通常展现出强烈的阳刚之气，笔触坚定而有力，笔锋直接外露，常用斧劈皴法来表现山石的坚硬质感。南宗画作则流露出柔美之情，笔法温和细腻，充满诗意，多用披麻皴法以捕捉山水间的灵动与生机。

这些风格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地区山川峻峭、岩石嶙峋，自然环境的严酷塑造了人们偏于阳刚的个性；而南方则以平缓的丘陵和温婉的水乡为特点，孕育出人们倾向阴柔的性格特征。这些地域特性不仅反映在画风中，同样也深深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表达方式。

“南北宗”论并非仅基于画家的地理归属而定义，其核心侧重于通过绘画揭示的个体笔触风格和艺术氛围。这种理论认为，除了外在环境对艺术家风格的影响，师承传统与个人修为亦是塑造画风的关键要素。

董其昌所倡导的“南北宗”论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一些人批评该理论偏好南方风格，无形中促进了后人忽视绘画技艺的误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尽管理论尚未成熟，它确实提升了文人画的思想境界。

但不可否认的是，“南北宗”论提倡的文人画理念对于推进近代文人画发展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一观念不仅丰富了文人画的精神内涵，也为绘画艺术史的发展贡献了独到的见解和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