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后，在遵义成功占领了这座黔北重镇，摆脱了国民党追兵的威胁。红军在这里得到了急需的物资补充，还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民心，解决了指挥失误问题。除了遵义会议，红军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的势头如猛虎下山，快速逼近遵义，红一军团由刘伯承亲自指挥，率领第2师第6团展开了对遵义的进攻。为了顺利突破敌人的防线，红军并没有单纯依赖强攻，巧妙地运用了伪装和诡计。

1月6日夜幕降临，红六团第1营的营长曾保堂带领一队精锐战士，化装成黔军官兵，混入敌人阵营。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他们还让数十名经过思想教育的战俘带领队伍，引导他们接近城门。成功地欺骗了守城的黔军。城楼上的守兵完全没有察觉出异样，没有仔细审查来人的身份，便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城门。就这样，红军悄无声息地进入了遵义城，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了这座战略要地。

遵义城作为黔北的重镇，地理位置优越是附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红军一进入城内，便立即开始了广泛的宣传工作。除了常规的军事任务，红军指挥员还特别注重对当地群众的动员。宣传队四处游走，向百姓揭示黔军的暴行，尤其是王家烈部溃兵的掠夺行径。

王家烈是贵州省的军阀，在其部队溃败后，残余的溃兵开始肆意抢劫百姓，夺取他们的家当。地方百姓的生活一直处于极度困苦的状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红军的到来无疑带来了希望，红军提供军事保护，还大力推动社会变革，动员群众参与革命。

红军一进驻遵义，立刻决定开展紧急行动，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对当地地主和军阀剥削资产的没收。这不只是为了填补红军急需的军需补给，能够帮助那些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为他们送去一线希望。红军深知，只有彻底解决这些腐败分子手中的财富，才能在革命战争中彻底赢得民心，也能给贫苦百姓带来一丝喘息之机。

红军才意识到，遵义城中的贫困状况远超他们的想象，王家烈的黔军虽然曾多次侵扰城镇，甚至洗劫了不少财富，但遵义的许多地主和军阀依旧拥有着巨额资产，这些财富远远超出了红军的预估。

这位黔军25军第2师的师长，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富豪，家中财富几乎足以支撑一个小型军队的日常开支。柏辉章家族的产业庞大，资金雄厚，几乎囊括了当地的所有重要资源，从矿产到商贸，再到粮仓和货币储备，几乎没有什么是他们没有触及的。而这家族的财富，直接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那个战乱频繁、物资紧张的年代，军阀们掌握的财富竟然能达到如此离谱的程度。这些军阀的财富来得极其不正当，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剥削贫苦百姓、抢夺民财获得的。

在一次搜寻行动中，两名红军战士未能在一户人家找到任何可用物资，结果带回了那家的女主人。当她们将这位妇女带到萧劲光营长面前时，萧劲光对这一意外的“战利品”感到困惑。他询问：“我让你们去搜集物资，你们怎么带一个妇女回来了？

听完士兵的解释，萧劲光笑着说：“回去告诉你们的排长，让全排出动，搜集这位反动派家中的所有银洋、粮食和肉类。只要把这些物资搜集全了，这位女士就可以放回去。

红军士兵们于是深入该黔军师长的府邸，经过彻底的搜寻，他们除了发现大量的粮食和肉类外，竟然还搜集到了超过两万银洋的巨额财富。

红军在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之后，全队七千多人手头仅剩下一千大洋，面临隆冬严寒，急需购买粮食和棉衣。在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毛主席不得不亲笔写下借条，请求十五军团的徐海东借出2500大洋以支持中央红军的冬季开销。据此计算，3500大洋足以支持七千多名士兵维持三个月的生活。

在红军占领遵义期间，除了缴获了贵重家具外，他们还发现了大量的烟土，这种物品在民国时期是极为赚钱的商品。很多地主和军政人员都涉足此中，通过贩卖烟土聚集了大量财富。红军士兵对这种剥削百姓的行为持有强烈的厌恶态度，长期以来受到宣传教育的他们对烟土有着本能的反感。

在缴获烟土后，一些激动的战士提议将其焚毁，以示对这种剥削行为的抗议，就在烟土即将被火焰吞噬之际，毛泽民和其他高级领导及时介入，阻止了这一行动。他们认识到，在特殊时期，处理这些烟土的更好方法是将其转卖而不是销毁。

当时的市场上，烟土的价值不亚于黄金，它的购买力远超一般货币，促使红军领导层决定将这些烟土运往黑市交易。他们能够从中获得资金，还能用这些资金换取急需的医疗物资，以缓解红军在药品供应上的紧张。

通过在黑市上交换得来的药品，红军显著提升了部队的医疗条件，增强了士兵的士气和战斗力。这种策略的成功实施，在物质上支持了红军，也在精神上鼓舞了战士们，强化了他们为理想奋斗的决心。

红军在对柏辉章家族的产业进行没收时，柏辉章拥有数十间豪华的宅邸，还囤积了大量粮食和军需物资，这些物资如果分发给红军，足以支撑数月的战斗。在这座豪宅中堆积如山的财富背后，是千千万万贫苦百姓的血汗，红军进入柏辉章的宅邸时，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古董字画，还有成箱的货币，这些物品本来是用于军阀家族的奢侈生活和贿赂政客，但此时却成了革命战争中的一笔宝贵资源。

在1935年1月19日，红军在遵义完成了重要的补给和休整，再次踏上了漫长的长征之路。红军在遵义短暂停留的12天期间，召开了遵义会议，调整了战略指挥，还成功获取了大量急需的物资和当地民众的坚定支持。

在离开之前，红军的领导层精心策划了物资的分配和管理，他们保留了足够的银元、粮食和衣物以支持接下来艰苦的行军，还将一部分珍贵的补给品留给了遵义的贫困居民。

这一策略是出于对物资的有效利用，深化红军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红军巧妙地将革命理念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帮助了当地百姓渡过难关，还巩固了其在民众心中的正面形象。

在撤退的过程中，红军还加强了对群众的政治宣传，通过悬挂横幅、发放传单等形式，强调持续支持革命的重要性。这些宣传材料呼吁遵义的居民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通过提供物资支持还是通过口头上的鼓励。

柏辉章在红军撤离遵义后迅速返回这座城市，他对于自己豪华别墅墙上覆盖着的红军宣传标语感到极大的愤怒。不肯容忍这种侮辱，柏辉章立刻下令手下人将这些标语一一抹去，试图以此来消除红军留下的痕迹。

尽管墙上的红色标语可以被简单地擦洗干净，红军在民众心中播下的思想种子却已经扎根深深。在红军的短暂停留期间，他们的政策和行为赢得了遵义百姓的广泛赞誉和支持，这些思想和信念，如同休眠的种子，暂时隐藏在人们心底，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芽生长。

红军的宣传不只限于墙上的标语，他们分发的粮食和衣物，以及开展的政治教育，都深刻影响了遵义的社区。

柏辉章的行动虽然在表面上恢复了他的权威，但却无法逆转红军理念对当地社会观念的深远影响，柏辉章及其同僚逐渐意识到，红军留下的是物理上的标记，更是思想上的启迪。可以抹去墙上的标语，但已经激发的民众觉醒和追求变革的精神是无法消除的。

当柏辉章站在自己家门前，他惊喜地发现宅子依旧完好如初，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不禁泪流满面。那一刻，即便是对红军曾有过深深的敌意，他也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一丝温暖和好感。

1935年5月，柏辉章在贵州威宁的一次机遇中被红军改编，并被任命为102师师长，全面抗战的爆发将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舞台，柏辉章参与了数个重大战役，包括淞沪会战、南昌会战、徐州会战以及长沙会战，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展示，逐渐建立起了抗日名将的声誉。

新中国的成立，柏家的宅邸，即柏公馆，也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它见证了柏辉章个人的转变，也见证了中国从动乱走向统一的过程。1955年10月，柏公馆被选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以此纪念那些在革命岁月中作出贡献的英雄和历史事件。

1964年11月，这座纪念馆获得了毛主席的特别关注，毛主席亲自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以纪念红军在此召开的历史性会议。

柏公馆的变迁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刻脉络，柏辉章自己的命运也同中国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紧密相连。从一位家门被红军占据的军阀，到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再到革命纪念馆的一部分，柏公馆和柏辉章的故事成为了许多人学习和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窗口。

参考资料：

《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遵义会议》—中国政府网

长征中的会议-遵义会议.新华社.2009.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