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县位于四川省巴中市东北部，素有“中国红军之乡”的美誉，红军的精神根植于每一寸土地，每一颗心中。李玉南作为谢觉哉夫人的战友，她的后半生却鲜为人知，选择在革命胜利后默默地返回家乡，成为一个普通干部，为何在光荣的战斗之后，她选择默默返回家乡，成为一名普通干部？
在1932年寒冷的冬季，红四方面军以1.5万壮士之势，冲破重围，突破了四川通江县北部的两河口。他们进入通江，立刻展开了打击地主豪绅的行动，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并且看到当地人民因缺粮受苦，红军在市中心设立了粥站，免费为饥寒交迫的百姓分发热气腾腾的白米粥。
通江县的街头人声鼎沸，冻得发抖的人们得知有免费粥吃，纷纷涌向街头，李玉南在那时只有十六岁，正挑着自家种的瓜子在市场上叫卖。当她看到人群聚集，也被好奇心驱使，跟随大伙儿前去索取那一碗令人暖心的粥。
粥香浓郁，滑入心扉，而身着军装的女红军们则显得格外耀眼，她们自信满满，胸前佩戴的小手枪显得英姿飒爽。这种从未有过的场景深深激发了李玉南内心的向往，李玉南每天重复的家务劳作、曾被迫进行的缠足使她感受到生活的束缚，而这些女红军显得自由自在。
冲动之下，李玉南决定报名参加红军，追寻她心中的那份自由与平等，当她的决定被母亲发现后，遭到了严厉的反对和惩罚。母亲认为女子家的安全与婚姻远比冒险重要，且严苛的家规让母亲无法接受女儿从军的选择。
尽管遭到母亲的打击，李玉南的决心却未曾动摇，只有加入红军，她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为压迫下的女性争取更多的自由。她偷偷地离家，加入了红军的童子团，并很快因其机智勇敢，被提拔为团长。
在童子团中，她带领其他孩子进行日常训练，管理财物，以及执行战时任务，李玉南的领导能力得到了认可，她的声音在没有扩音设备的年代里格外响亮，每次讲话都能清晰传达到每一个人的耳中。
李玉南积极投身于支持红军的各项工作，虽然她的学识不多，但她那敏锐的思维和勤奋的态度被高层注意到。张琴秋是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员及红四军政治部的主要负责人，对李玉南展现出的才华与坚韧尤为赏识。张琴秋本身就是一位突破性别界限的女将军，她看到李玉南身上的潜力后，决定成为她的导师，并带领她正式加入了红军。
尽管年纪轻轻，李玉南只能起初在童子军中服务，她的勤劳和智慧让她迅速脱颖而出，在部队中，尽管李玉南缺乏正规教育背景，但她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张琴秋的指导，表现出色，不仅快速掌握军事和政治知识，还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
使她在几个月内就被任命为赤江县妇女部部长，在那个年代，红军推崇男女平等，虽然女性普遍受到社会的压制，但在军中，李玉南这样能力出众的女性是极受重视的。当时红四军正处于孤立无援的战斗状态，急需调动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包括广大劳动妇女。
李玉南的工作表现和她与广大妇女群众之间的深厚联系，使她在后续的省委党代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拔。不久，她惊人地被提名为省委常委，并继续兼任妇女部部长，这样的荣誉对于一个仅十六岁的少女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她是红军中一个出色的青年领袖。
正当李玉南在工作中取得一番成就时，她被自己的母亲诡计欺骗，强行带回家中以便安排婚事。在当时的乡村传统观念中，女性的主要角色通常是尽早成婚，李玉南坚持自己的信念，拒绝屈服于传统束缚，她未被家庭压力所迫就嫁人，因为红军及时介入，将她解救出来。
她的这次短暂回家却引发了更大的问题，一些敌对势力借机诬陷她偷窃情报并与敌人勾结，尽管最终调查未能找到确凿证据，但此事对她的军事生涯产生了负面影响，她被降级为一名基层女战士，失去了先前的职位。
不久之后，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在这段期间，李玉南因受到种种打击，身体和精神都遭受极大折磨，变得极其虚弱。经过几年的磨难，她的健康逐渐恢复，她因表现出色，被洗清了早年的不实之罪，重新获得了信任。李玉南随后被调派至红四军前进剧团，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负责文艺演出和提升士气。
在剧团工作期间，李玉南还被送往抗日军政大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素养，正是在这个时期，上级考虑到她的个人问题，安排她与一位资深红军将领结婚。
徐梦秋出身于安徽寿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经参与五四运动并在上海求学，他与瞿秋白、恽代英等知名革命者有过深入交往，以其卓越的文笔在革命队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33年，他已经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长征途中，他因严寒而失去了双腿。
考虑到他的残疾和为革命作出的牺牲，组织对他非常关照，在食物和生活条件上给予了优待。面对他的婚恋问题，组织觉得应当给予特别的考虑。在众多候选人中，组织选择了李玉南，尽管她年轻许多，但鉴于她的经历和能力，最终她接受了这个安排。
李玉南和徐梦秋的婚姻以一场简朴的仪式正式落幕，婚后不久李玉南才得知，她所嫁之人已有家庭。徐梦秋很快被派往苏联接受治疗，以便尽量恢复其因冻伤而失去的腿部功能，而李玉南则返回抗日军政大学继续深造。
虽然暂时与徐梦秋分离，李玉南感到一丝解脱，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层次的痛苦——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坚信只有结束这段怀孕，她才能真正从心理上与徐梦秋划清界限。
为了终止妊娠，李玉南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她尝试饮用酒精和苦楝树皮煮的苦水，当这些办法都未能奏效时，她甚至冒险跳下废弃的窑洞，这种危险的举动最终导致她严重受伤，包括断腿和腰部损伤。经历了这些极端的痛苦，她的计划成功了，但她与徐梦秋之间的纠葛依然未能完全解除。
不久后，徐梦秋完成治疗，原本计划前往德国进行进一步的康复，但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他们不得不改变行程，留在了苏联一段时间。他们又回到了新疆，由于徐梦秋的身体状况和当地政府的需要，他被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李玉南则因组织安排也随之前往新疆。在新疆的一段日子里，尽管情感上经历了重大波折，李玉南还是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徐维陶。
在1940年代中期，当苏联战火纷飞，徐梦秋由于身体残疾无法参与战斗，便决定回归故土，原本计划返回延安的他，却接受了盛世才的邀请，并在中共中央的批准下转道前往新疆。
在新疆的日子对徐梦秋夫妇来说相对宁静，盛世才与中共的关系尚好，徐梦秋也致力于帮助当地的社会发展。局势突变，盛世才意外地投向了国民党，背叛了共产党，他的背叛让新疆地区的政治动荡，还使得所有被派遣的共产党干部，包括徐梦秋和毛泽民等，被捕入狱。
李玉南面对这种情况，表现出了坚强和无畏，她认为即便是牺牲，也是革命的必要付出，徐梦秋对这种极端的风险持有不同看法，不久之后，在一个被安排的会面中，李玉南感到困惑为何两人能如此轻易获释。
徐梦秋承认自己已向敌人屈服，签署了一份假材料，其中包括脱党声明和对自己所谓“罪行”的认可。这一行为对李玉南来说如同晴天霹雳，这位一直坚守革命信念的女战士，无法容忍身边的人背叛革命。
尽管夫妇俩已经有了孩子，李玉南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她坚定地提出离婚，表明无法与一个叛徒共度余生。她的选择反映了她对革命忠诚与个人原则的坚持，面对家庭的矛盾和个人的情感挣扎，她也选择了坚守信仰和道德的底线。
重新赢得自由之后，李玉南回归故里通江，恰逢1951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她重燃青春的斗志，带领当地农民群众展开了打击封建剥削的斗争，积极参与土豪地主的斗争。李玉南凭借她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深入群众的工作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群众的深厚信任。她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还倾听农民的需求和苦楚，在群众中赢得了“人民的好女儿”这一美誉。
1955年，为了彻底摆脱与徐梦秋婚姻的阴影，李玉南自费前往北京，找到了当年的关键证人，成功证实了她与徐梦秋的正式离婚，她追求真理和坚持正义的坚定性格。经过几十年的等待和努力，直到1980年代，她的名誉终于得到恢复，重新获得了老红军的荣誉待遇。
她的晚年生活在通江县的一个宁静小镇上，享受着相应的厅级干部待遇，尽管人生历经坎坷，李玉南始终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她喜欢与年轻一代分享她那段充满挑战的革命岁月，教导他们珍惜和平的重要性。
李玉南去世后，遵照她生前的意愿，没有举行盛大的葬礼或哀悼仪式，没有哀乐和追悼会，她的遗体在简朴的仪式后被安葬在县城的公墓中，这种低调而坚韧的处理方式，正如她一生的处世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