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毛主席与陈毅元帅同游南京紫金山，共发思古之幽情。听了陈毅元帅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地关于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后，毛主席说：
“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1964年5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
“《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此可谓毛主席对明代历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他认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搞得比较好”。
毛主席不仅认真研究了朱元璋的史实和事迹，而且对研究朱元璋的学者的著述也很关注。
《朱元璋传》是明史研究专家、曾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一部史学专著，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版本毛主席都审读过，并且多次提出意见。一部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毛主席如此重视，并不多见。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应友人的约请，用两个月的时间，撰写出一本《由僧钵到皇权》的历史通俗小册子。
撰写这册书的目的，与吴晗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
彼时，吴晗在叙永分校，到昆明的来回路费支出，弄得他几乎倾家荡产。他的家乡沦陷于日军铁蹄下，母亲和妹妹衣物荡然无存，无以为生。而当时国统区内的物价又天天上涨。在实在支持不下去时，友人来约稿，对方给的稿酬不低，有一万元，吴晗后来说：“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能不欣然同意了。”并且先预付三千元。
据吴晗后来在1964年的说法，此书写作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当时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可以说，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晗写出了这样一部小书。
《由僧钵到皇权》中，有明显借古讽今的内容。书中第四章，题为“恐怖政治”。从史料入手，讨论了胡惟庸、蓝玉等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揭露了朱元璋大量诛杀功臣的情形。朱元璋在位时，文字狱尤为严重。吴晗运用史料，列举出大量例子，对这种黑暗的统治方法及手段，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吴晗还揭露了朱元璋组织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镇压威慑各级官员及百姓的情况。书中写道：在各种场合――“在军队中，在学校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这显然是在隐射当时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写《由僧钵到皇权》时，因处在战争年代，吴晗能参考的书籍太少。在史料紧缺的条件下，要写成一本内容充实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吴晗毕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凭着不多的普通书籍，以及自己写过的有关明史的论文、平时积累的读书卡片等等，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写成《由僧钵到皇权》。由于他文笔生动、善于取材，这本书读起来还颇能引人入胜，不失为一本好的通俗读物。
《由僧钵到皇权》有些内容不够实事求是，这对于严谨的史学家吴晗来说，总感到心有愧疚。1946年复员北平以后，他便决定着手重写《朱元璋传》。
吴晗从1947年开始重写，1948年写成。这时候的吴晗已经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新写成的《朱元璋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分析方面都比过去加强，但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影射蒋介石也比过去更为自觉，更为激烈了。在章目上，把“流浪汉”的标题改为“小流氓”；相应的如“诛杀功臣”、“搞特务统治”、“兴文字狱”等写得更为有声有色。总之，突出一个从流氓到暴君的形象。这当然是借古讽今的表现手法。
吴晗
毛主席与吴晗开始深入交往，正是因为这本《朱元璋传》。
1948年8月，《朱元璋传》初稿写定时，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从北平辗转前往解放区，《朱元璋传》原稿也被他随身携带。11月，吴晗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在交谈中，毛主席询问吴晗最近有何著述，吴晗便将《朱元璋传》手稿交给他阅读。
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暇开始阅读这部书稿，阅读中颇有感触，还“特别约（吴晗）谈了一个晚上”。
毛主席当面谈的具体意见中，突出的一例是关于对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人称彭和尚)的描述。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毛主席读到上述有关彭莹玉功成不居的文字，大不以为然，他当面向吴晗指出：
“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毛主席在退还《朱元璋传》稿本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信中未再涉及任何具体意见，而是着重谈到了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似尚未完全”的“完全”二字下，加有着重号。虽然毛主席提出了建议，但由于当时工作繁忙，吴晗已来不及对全书进行大的改动了。这部稿子，大致还按原来的样子，在第二年4月，由在上海的三联书店印了出来。
1949年后，吴晗开始了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学习。他细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尤其感到，从毛泽东的著作里，他“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学习，他说：“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
吴晗还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一百多份，分送给各方面专家及朋友，以听取意见，并再次呈送毛主席请求指正。
毛主席又认真通读了一遍吴晗重写的《朱元璋传》，在书稿中多处用铅笔画了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如今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有“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十六开油印书稿。
毛主席读后，对吴晗的修改表示基本满意，同时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
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各方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对书稿作了修改，并于1965年正式出版。
那么，吴晗写了朱元璋的哪些“坏”呢？主要是他晚年诛杀功臣。吴晗在写了朱元璋炮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杀害达几万人之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
“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吃下了，不多日就死。”
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报以极大不满。吴晗写到杀胡惟庸废弃相位时说：“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皇帝亲自管理庶政，……皇帝变成总揽一切的独裁者了。”指责朱元璋搞“独裁”。
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成功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吴晗对这段历史作了画龙点睛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
吴晗的《朱元璋传》，对明太祖的总体评价是这样写的：朱元璋在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中，是一个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他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解放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他还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器征税，繁荣了市场。他还改变了元朝的匠户制度，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严惩贪官污吏方面，大大改变了元末恶劣的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是为明朝的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朱元璋手迹
对于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吴晗归纳了这样四条：
一、他“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勋劳卓著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三、明太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四、明太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种方法也是很恶劣的。吴晗的结论是：“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
明太祖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反使人人自危。但比起那些穷奢极欲、风流成性的皇帝来，朱元璋还算俭约自持。他晚年猜忌日甚，错杀了许多人，这一点特别为后来人所诟病。毛主席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朱元璋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因而强调“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毛主席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他在读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一书时曾批注曰：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智慧特征；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夺取天下的一系列军事谋略也深得毛主席的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