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南, 周海滨

从1948 年12 月作为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俘, 到1975年12 月最后一批战犯特赦, 黄维的人生走过了长达27 年的低谷。

在这27 年里, 黄维在不断地接受改造, 而有一个人不断地打听黄维的消息, 去了台湾又回到大陆, 留在上海, 一次次地看到释放的战犯, 却一次次地收获失望。 终于等到了黄维, 她却在团聚一年之后投北京护城河自杀。 这个人就是黄维的妻子, 蔡若曙。

“父亲”突然出现在黄慧南面前, 是在1965 年。 高二学生黄慧南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 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你父亲来了, 现在住在锦江饭店, 你去看看他。 ”

“我不去! ”黄慧南的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 35 年后回忆起“父亲”的来临时, 黄慧南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 我一点都不想去见”。

父亲被俘后, 黄慧南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父生活在一起。 她很坚决, 不愿意去就是不愿意去, 但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 你要帮党做工作”。

61 岁的黄维刚从杭州到上海, 就兴致勃勃地向女儿讲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组织参观非常有效, 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思想开始有所转变。 ”后来黄维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共产党做了, 而且做得很好。 ”

“我们和父亲聊了很久, 还一起吃了午饭。 ”但是, 眼前的这个老人还是让黄慧南感到十分陌生。 黄慧南这时还不知道, 父亲当年离开时, 她还在母亲腹中。 那是1948 年夏天, 黄维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大女儿正在庐山避暑, 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 于是黄维告别了怀有9 个月身孕的妻子和三个儿女。黄维不会想到, 他再次回家的路要走27 年。

“徐蚌会战”的阵亡消息

在丈夫离开近半年后, 蔡若曙等到的却是黄维在 “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 “那个时候妈妈很着急, 听说爸爸战死了, 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比黄慧南大十多岁的姐姐黄敏南回忆说。

黄维被俘后, 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 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眼看事已成定局,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大潮汹涌, 蔡若曙1948 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几个月后, 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直觉, 她不相信丈夫已死。 终于, 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有死, 而是被俘了。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 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 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 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 请各人签名, 只有黄维不签。

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黄维:“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 ”黄维把桌子一拍, 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 没有苟活的将军, 我为什么投降? 为了国家民族利益, 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这仿佛预示着改造黄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有同期战犯回忆说, 在战犯管理所, 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 将军风范丝毫不失。 他还留起了胡子, 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 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 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 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 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 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 他说自己“无罪可悔”, 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 所以黄维在战犯和管教人员眼里是 “拒绝改造”的典型。

父亲回家了

1975 年3 月21 日, 来自沈阳的12 次特快列车停靠在北京站。 黄维回到了阔别7 年的北京, 与他同车抵达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 名战犯。 这一年, 黄维71 岁。

“我母亲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 分离了27 年, 父母亲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 ”得到消息的黄慧南赶到了父亲所住的饭店, “爸爸对我一直有歉意, 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 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 要我住在那。 后来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 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 ”最初, 黄维并未想定居北京, 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 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享受政协委员待遇, 并对黄维格外照顾, 每月工资200 元。

特赦后的黄维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 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 在黄慧南的眼里, 父亲是一个认真、耿直的人。 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 黄维看到后非常气愤。 “父亲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 他平时是不会主动联系人的, 可为这事走访了不少人, 用事实说明邓演达不是陈诚告密害死的。 ”

为和平统一事业奔劳

1989 年初, 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去台湾访问。黄维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 同时, 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 另外, 他还要面谒师母宋美龄以及陈诚的夫人谭祥。

自台湾开放探亲以来, 黄维致力于沟通两岸联系, 曾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 神智亦还清明, 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 如不能达到此目的, 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

1989 年1 月, 黄维从香港回来, “此前他已去过几次香港, 会老朋友, 参加交流活动。 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 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 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 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父亲的病与劳累有关系。 刚从香港回来, 又要搬家, 虽然是搬到路对面, 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 ”黄慧南回忆说, “他病发突然, 当时正要开‘两会’, 他一直很认真地准备参会提案。 那天, 父亲去‘两会’现场报到之后感到身体不适, 就去看病, 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

第二天早晨, 黄慧南突然接到政协打来的电话, 说父亲去世了。 这一天是1989 年3 月20 日。

黄维的去世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引起不同的解读。 “有人说, 在去台湾前夕, 他怎么突然就去世了? 然后展开联想。 其实, 爸爸的去世就是心脏病突发。 这两三年来, 他太劳累、太辛苦了, 他抓紧时间做着他觉得该做的事情。 ”

当年, 黄维向家人提及, 台湾方面许诺去台湾补发他当中将27 年的薪水, “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但是老先生 (黄维) 不愿意, 他不想负任何一方, 去台湾是为了两岸和解, 就是为了会见故旧, 为了和平统一献出绵薄之力。 他说, 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 陈诚对我恩重如山, 共产党待我不薄, 第三地我是不会去的。 ” 说这话的黄维, 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 “至死没有改造好”。

即便经过27 年的改造, 黄维也没有对蒋介石进行过大批判。 黄维在一次谈话中曾说, 国民党内部坏人不少, 但有两个人我是不骂的, 一是蒋介石, 二是陈诚。 为什么? 蒋介石是我的校长, 最高长官。 陈诚对我恩重如山, 没有陈诚的重用, 我提升得没那么快。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耿直, 尊重感情, 个性刚强, 生活俭朴, 为人称道”, 全国政协评价黄维生平时说。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