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官制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即佐贰官很难升任正印官。比如七品知县升任五品知州顺理成章，而八品县丞升任七品知县却难如登天。其实，只要搞清楚清代的官制特征，就不难理解。

在大多数读者看来，县丞是知县的副手，类似现在的县委副书记或是副县长。御史可以明确地告诉诸位，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县丞作为“佐杂之官”处于知县为首的主干行政系统之外，并不是知县的副职或下属职能性官员。地方所有政务都是知县一人说了算，钱粮、刑名佐贰不得一问，就如清人所说的：“自汉朝以来丞治钱谷，簿治文书，尉治狱的传统，明朝犹然，今皆废为闲曹”。

真正辅佐知县开展地方政务的，是幕僚和书吏两套行政班子，县丞、主簿并不能干涉。既然佐贰被排除在主干行政系统之外，固出现了问题，吏部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那么县丞是什么定位呢？确切地说，县丞就是现在的乡镇书记或是某个局的局长。我们以广东省的几个县为例：

顺德县丞的驻地在容奇堡，距离县城30里，管辖5堡17大村；

东莞县丞驻石龙墟，距离县城80里，管辖6都172小村；

新宁县丞驻大澳埠，距离县城180里，管辖2都36村；

新会县丞驻江门墟，距离县城20里，管辖2都78小村。

很显然，这些县丞都是被知县派往重要地方长期驻守的，本质就是乡镇书记。还有一些县丞被赋予方面工作，如管理河道、督办粮务等，这类县丞就是某局局长。

尽管县丞与知县就相差一品，但却被排除在一县的行政事务之外，他们的影响力、话语权连幕僚都比不上，因此在晋升过程中，县丞很难提拔为知县。

朝廷对知县的任命向来是十分重视的，对其出身也有严格要求，根据瞿同祖先生的考证，乾隆十年《缙绅全书》记载，当时全国知县中进士占44.6%，举人占22.3%，科甲出身的占比66.9%，如果加上12.7%的监生，正途出身的接近80%。

县丞一般都不是科甲出身，例由恩拔副贡除，或由汉军九品笔贴式、布政司照磨、盐运司知事、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县主簿升任。实际上全国400多个县丞中，还有很大比例的异途出身者，其中捐纳者又居多。

清代官场出身决定仕途，非科甲出身者是难以获得晋升的，即便是升官也难以成为正印官。县丞是文官品级中最低的群体之一，吏部对他们的仕途有诸多的限制，规定不能“转”、“改”，转就是转变岗位性质，改就是改变职能。此外，县丞补、调、升者也较少。

如果县丞出缺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吏部也会将“拣选一等举人”，以“试用知县”的身份出任县丞。不过这属于特事特办，举人出任县丞仍“照知县品级升转”，不过是临时过渡一下而已。

清中期以后，科甲出身的知县升迁都很难，政绩好的可能都是在知县任上来回调动，无非小县调大县、贫困县调富裕县，只有极少数人会升到知州或知府。知县尚且如此，非科甲出身的县丞就更不用说了。

在正印官独任制的体制下，县丞基本不参与县主体行政，在履行职责方面与知县没有统属关系。但是另一方面，知县对县丞有考察权，并负责他们的考核。每三年一次的大计，县丞作为考核对象首先需要自我鉴定，然后呈知县出具考语，最后呈送上宪。

明代时县丞被称为“二堂”、“二老爷”，手里多少还是有实权的，凡县内的重大政务知县必须通报县丞，并签字上呈布政司衙门。

但是到了清代，县丞的地位迅速下降，统治者三令五申，禁止县丞参与地方行政。比如知县出缺或者临时被委派其他工作时，县丞就不能代知县行事。

县丞代行知县事，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县丞等官，非曾经卓异，或历俸五年以上不准委署正印”。由此可见，在皇帝眼中县丞根本就不算官，就是个闲曹，不配代行知县事。皇帝都是如此看待县丞的，地方各级官员自然也是如此。

事实上，县丞空有正八品的职衔，他们的权力往往不如吏，且因此而自贱，甚至与胥吏“相为首尾”，所以清代一般士人都以担任州县佐杂为耻。

县丞是不是就一定无法升迁呢？当然也不是的，县丞晋升，例升京府经历、布政司理问、按察司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州判，以及外县知县。

更多的时候，县丞升官一般都是前面几类，升任知县的少之又少，相比较知县升知州概率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