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代天巡狩、为民请命的形象，在文学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在世人眼中，钦差大臣可先斩后奏，拥有仅次于皇帝的权力。不过这说的是明代的情况，进入清代以后，钦差大臣的权力相对就小多了。

元代以前，皇帝派到地方巡视政务或专门办理某方面差事的官员，称为“使”。很多官职都是在“使”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比如廉访使、观察使、节度使、黜置使等等。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才真正意义上有了钦差大臣的说法，但普遍推行还是在明中期以后了。清代官制基本沿袭明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很多的变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钦差分为“钦差大臣”和“钦差官员”两类。

从时间空间上来看，清代的钦差又分为固定性钦差和临时性钦差。狭义上来讲，一般认为临时性钦差才是真正的钦差。

临时钦差通常是皇帝派遣办理刑案、赈灾或军政的高级官员，当然奉旨祭告山川，主持乡会试，以及至藩属国册封等，也属于临时性钦差。

固定性钦差，主要包括各省的学政，各省关差税差，以及江南三织造等，因其有固定的任期，所以称为固定性钦差。这类虽然也有钦差之名，但在正式的公文中，一般不称钦差大臣。

清代给皇帝办差的官员都带有本职，只有三品（含三品）以上官员才称“钦差大臣”，四品（含四品）以下称“钦差官员”。文献中就有类似的记载：“三品以上用钦差大臣关防，四品以下用钦差官员关防。”

只有在情况紧急事关重大的情况下，皇帝才会委派军机大臣、大学士或者是部院大臣为钦差大臣。像一般性的事务，如巡盐、巡漕、巡关等，皆委派都察院各道御史，或是差遣各部郎中。

明代委任钦差大臣时，往往会赐给尚方宝剑，赋予了先斩后奏之权。清代皇帝将生杀予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般不轻易赐给大臣，所以也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尚方宝剑。

不过皇帝对各省督抚也给予了一定的生杀大权，但仅限于江洋大盗和十恶不赦者，督抚可以凭借朝廷赐给的“王命旗牌”先斩后奏，这也是文献中所说的“就地正法”。乾隆时期，将就地正法的范围缩小，督抚尽可能要做到先奏后斩。

清代的钦差大臣只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执行命令，除此之外，一般没有其他的权力。如审理案件的钦差大臣，只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审理案件的权力，没有处罚犯人的权力。即使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也不能处罚人犯。

比如乾隆二十六年，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奉命督办河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地有个县丞勒索百姓，导致河堤失修决口。刘统勋顿时大怒，欲要斩杀县丞，然而冷静下来之后，刘统勋还是按照正常程序向当地巡抚通报。

因为根据朝廷的法度，刘统勋没有就地正法的权力，如果非要处死县丞，需巡抚持王命旗牌执行。最终在巡抚的求情下，县丞只受到了枷号的处罚，显然枷号不算太出格，对皇帝权力的侵犯也非常小。

钦差没有先斩后奏之权，不代表地位不高。比如拿学政而言，不管原职是七品编修、检讨，还是五品郎中、员外郎，都因有钦差身份而地位倍增。按照排名，学政仅次于总督、巡抚之后，位列布、按二司之前。

再如广州海关监督，一般都是内务府人员充当，品级最多也是司官。但在广东地面却是一方大员，排在督抚和学政之后，位列布按二司之前。

品低位尊的根本原因是钦差手里握有密折权，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当地的政务。同时有了钦差身份就有了向皇帝请安的资格，按制向皇帝请安是外省三品以上文官，或者是在京四品以上堂官才有的资格，而一旦有了钦差身份，就不分品级大小，都可以给皇帝上请安折子。

雍正以前，不论钦差大臣还是钦差官员，照例不给关防。到了地方以后，若遇公文需钤盖印信，只能借督抚关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就有记载：

“凡差遣审事官员若另给印信，甚滋烦扰，不必铸给。嗣后审事官员，定招审结，即于疏内写明具题日期，钤本用督抚印；事关督抚，则钤藩臬印；事关督抚藩臬，则钤提镇印。”

印信是官员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权力的体现，钦差大臣和钦差官员没有关防，在很多时候话语权就不够。所以到了雍正时期，为钦差专门制定了关防。

“雍正六年正月，铸钦差大臣关防六，如督抚式，三品以上用；钦差官员关防四，如司道式，三品以下用。遇有钦差，由部给发带往，事竣缴回。”

钦差关防和其他印信一样，都有编号。比如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被委任为禁烟钦差大臣，他当时所领的关防系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铸，编号为6611号。

需要说明的是，雍正以后也不是所有钦差都有关防的，大多数情况下仍沿康熙朝旧制。至同治年间，钦差关防的使用率不到一半，也就是说只有一半的钦差会用到关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