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原文不能分享，删掉一部分重发）

到工交部后，我没有放弃杂文的写作，但与新闻报道相比，写的还是少多了，一年也没有写几篇。有的是呼应别人写的，有的是应邀写的，当然也有有感而发的。

1993年1月11日，我看到有同仁在《保定市报》上发了《芝麻官说“卖红薯”》的杂文，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不由联想起机关事业单位出现的“停薪留职”、“辞职下海”，便采用原文的形式，续写了一篇。此杂文刊登在1993年1月22日的《保定市报》。内容如下：

芝麻官谈“去与留”

苑战国

唐成我在1月11日《芝麻官说“卖红薯”》一文中，大倡“卖红薯”，有同僚认为失之片面，不得不再饶舌几句。

下官也知道，倘县令、师爷、主簿、通判统统去练摊，县衙就得关张，怕连他们自己的执照都无人办理。之所以为“卖红薯”叫几声好，实因真去者寥寥，欲给予鼓励，以壮声势，绝无动员散伙，使六扇门关闭之意。

但衙门中有人得去“卖红薯”是大势所趋。在此将去未去之际，官心活动，在所难免。可怎样做才合于为官之道？我琢磨数日，小有心得，告诸同僚，以备察焉。

一日“称心”。有深谙“海情”夙怀“下海”之志者，可当机立断，主动请缨，辞官从商，理直气壮地去经营红薯白薯。钱是要赚的，自身价值也要实现，把不准成了“宇宙红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岂不快哉？

二日“甘心”。请缨之事“上官”不准咋办？而无志于斯“上官”偏要让去又咋办？这里边就有个服从工作需要的问题。下官愚见，改革改到自已头上要“甘心”——听从组织安排。

三日“耐心”。改革需要时日，转轨有个过程。管“卖红薯”的衙门，将来也许要改为“卖红薯”的店铺，可在这将改未改之际如何？需要“耐心”。该管的还得管。边管边探索改的途径，倘一推六二五，便大不合官道了。

四日“安心”。眼下衙门里的俸禄比不上“红薯铺”的进项。既不辞官，就得安心，耐得住“金钱”的诱惑。你日进斗金我不眼红，你赔本倒闭我不幸灾乐祸，平心待之。患得患失亦有失官体。

五日“费心”。“卖红薯”者去也，可人少事未少。四人抬的两只桶。要改由一人挑，累是累了点，忙也忙了点。可我唐成觉得这于我们的社稷大有裨益，我在这里拜托诸同僚多多费心。

六日“诚心”。我的格言是“当官要为民作主”，今日反思，其中颇有不妥成分。当今之世，民为主而官为仆，民之事当由民决之，由官为之。倘官决之，便是僭越，不合今日之政体。我思当将其改为“当官要为民做仆”。当然，原意中刚正不阿，忠于职守的精神还是不错的，“做仆”也得发扬。这种官民地位的颠倒，是社会的进步，奉劝同僚诚心接受，全心全意地当好公务员、服务员。

愚者之思，或有得也，不揣鄙陋，故又为文，惭愧。

5月，一位县里的通讯员来报社送稿，给我讲了某乡发生的一件事，说新乡长为求好运改了乡政府的大门，没想到门改了不久，新乡长就淹死了。他是当笑话给我们讲的，我可听了有些心情沉重，因为我听说干部当中，确有一些人为了升官而搞迷信活动，便写了篇杂文，议论此事。杂文刊登在1993年5月21日的《保定市报》。内容如下：

乡政府为什么两易其门？

战国

有友人自乡间来，讲了件乡间怪事。新乡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落地重修乡政府的大门。大门破烂不堪乎？非也。只因新乡长除读马列之外，尚颇通《周易》，他在对大门几番端详之后，断定其风水不好，于已不利，于是重修大门。想是天机难窥，新大门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在水库游泳时竟然溺水而亡。

于是，又有新乡长上任。这位新乡长虽只读马列而不通《周易》，但他对新大门几番端详之后，却认为此门可能与前任乡长溺死有关，说不定也会“克”其后任，于是乡政府再易其门，又回归原来的式样。

乡民们免不了要议论纷纷。

有一种新说认为“风水”乃是“相”地理的学问，研究的是宅院的通风透光。这两位乡长大概不会为了解决门口的采光问题，而大兴土木吧？他们想到的怕是在冥冥中决定他们官运、财运的那只无形的手。

官运享通，财源旺盛，几千年来都是人们求神拜佛，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那挪挪砖瓦便可唾手而得，如此一本万利，人们何乐不为？可世上岂有如此便宜之事。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之际，农村干部肩负着教育群众破除迷信，摆脱愚昧的重任。如果这样的乡长去做此项工作，乡民们恐怕一定要问：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而你们可以？难道“迷信”也要划成你们的专利？

当前，农村里迷信的沉渣泛起。是否与乡民们的这个疑问有关？

（除稿件，其余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