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云，这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智囊，他的一辈子几乎都在跟数字和账目打交道，连他自己都开玩笑说：“我呀，就是个算账的，满脑子都是数字。”因此，陈云的性格自然不是那种急性子、爱发火的人。

1956年，毛主席提议让陈云当中央副主席，他是这么说的：“陈云同志这人不错，公正、有能力，还稳重。别看他平时挺温和的，但他看事儿准，能揪住关键。因此，我觉得陈云同志挺合适。”

可你知道吗，就这么一位平时挺温和的领导，到了77岁那年，居然为一件事火冒三丈，直接说：“我觉得得狠狠处理几个，该判刑判刑，甚至该杀的也得杀，还得公开登报。”

【名声大噪的中纪委】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里，早就有了专门管纪律检查的部门。

在新中国还没成立那会儿，咱们军队里为了管好纪律，就搞了些像纪律检查大队、小组这样的部门。等新中国一成立，为了让党内纪律管得更严，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就建了个中央和各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总司令呢，就当上了第一任的书记。

因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好多原因，以前的纪律检查部门其实都不怎么出名。中纪委真正变得“家喻户晓”，那得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那时候中纪委的第一书记是陈云。

陈云一接到任命，心里头就琢磨上了几件事：中纪委到底该干啥？咋干才合适？眼下从哪下手？以后又咋规划？所以，他这个新上任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头一件要紧事儿，就是赶紧召集大家，开了中纪委的首次会议。

会议还没开始前，黄克诚常务书记和王鹤寿副书记特地跑到陈云家，想问问关于中纪委还有各级纪检部门该怎么开展工作。陈云直接了当地说：“得狠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方向就是守好党规党法，好好整治一下党风。”

1979年1月4号，中纪委的首次大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一直开到1月22号，整整进行了18天。为啥会开这么久呢？主要是因为会上起草并商量了两份超级重要的文件。

有一份文件是中纪委自己内部用的，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务、职权和机构设置的规定》。还有一份文件，它是给全党看的，就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些规矩》。而且啊，中纪委这次会议结束后，还顺便发了个新闻稿，叫《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告》，告诉全党和大家，中纪委正式开始干活了。

在中纪委头四年，陈云带着中纪委的伙伴们，给很多被冤枉的人翻了案，让大伙儿的冤情得以昭雪。同时呢，他狠抓党风，提出了个让党内党外都大吃一惊的观点：“执政党的党风，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这话一出，立马就成了全党的信条，也成了指导全党建设的一个长久方向标。

说到中纪委的干部，陈云对他们的标准可高了。他这样说过，中纪委的干部啊，得有铁打的党性，一身的正气，得守得住原则，敢于跟党内那些歪风邪气，还有违法乱纪的事儿死磕到底。可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含糊其辞，当个和稀泥的老好人。

平日里，陈云这个第一书记可是真真切切地给大伙儿做了榜样，从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做起，对自己那叫一个严。他给自己定了个铁律，就是啥礼都不收。他还特地跟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一叮嘱：“要是有人想送礼来，你们得赶紧告诉我，千万别私下收了。”

有一回，大军区里的两位头头跑到陈云家，跟他聊了聊工作的事儿，还顺手带了两盒当地的葡萄给他尝尝。事儿说完，他俩准备走人，陈云却喊住了他们：“哎，你们把葡萄带上。我这中纪委书记可不能接受这个。”

那两个人连忙摆手说：“这不过是些家乡的土东西，根本不值啥大钱，就是想让您尝尝味道，可不是给您送礼啊。”陈云坚决不收，说心意他领了就好。他接着说：“这样吧，我吃上十颗，图个十全十美的好彩头，剩下的你们还是拿回去吧。”两人拗不过，只好又原封不动地拎了回去。这一回，他们算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中纪委书记”的作风。

【改革开放第一反腐案】

1982年，新年刚过完没多久，改革开放的春风就一个接一个地吹来，咱们国家的经济开始慢慢回暖，老百姓的日子也跟着好多了。可奇怪的是，中纪委的陈云老爷子，平时都挺沉得住气，那时候却显得有些不高兴，难得地发了顿火。

那天一早，中纪委的同志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信访简报》。信里头说了，广东那边有些地方走私活动闹得挺凶，还有少数领导也参与其中。陈云一看这信，火立马就上来了，脸憋得通红。好一阵子，他才缓过神来，把秘书给叫了过来。

陈云拿着那份报告，对秘书严肃地说：“照这样下去，咱们党可撑不了几年就得垮了。你跟王鹤寿说一声，得狠狠处理几个，该判刑的判刑，该杀的杀，杀一儆百嘛，乱世就得下猛药，想当年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块钱就得吃枪子儿。”邓小平特别赞同陈云的观点，还在他的批示旁边加了八个字：“行动要快，咬住不放。”

为了刹住经济上的违法乱纪风气，陈云和邓小平立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碰了头，会上他们明确指出，对经济犯罪得下重手整治。要是哪个省份、城市或者部门的党委心慈手软、视而不见、放任不管，那中央可就得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自打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咱们国家就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路子。在这政策宽松的大好形势下，有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动起了歪脑筋。特别是咱沿海那块儿，因为偷渡方便，不少人偷偷跑到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去进货，再带回内地来卖，想着赚大钱呢。

不过，没多久，王仲家里就多了一台全新的电视机，像是有人专门“赠”给他的。那天，王仲下班一回家，就见一个不认识的人坐在屋里，旁边还搁着个大纸箱。他老婆跟王仲说，这位是本地的广播员，有点事儿想求王仲帮个忙。

王仲听完老婆的话，乐呵呵地挪到那人旁边聊了起来。聊了几句后，王仲才明白，这位广播员的亲属在香港，他正琢磨着去探亲呢，所以就找上了王仲，想让王仲快点帮他把手续给办了。等事儿办妥了，这台偷偷弄来的、全新的电视机就是王仲的了。

听了广播员打包票后，王仲心里那点儿犹豫立马被侥幸心理给盖过了。他琢磨着，就这么一回，哪能那么容易被逮着呢？这么一想，他立马就签字同意了广播员的探亲申请。到了晚上，王仲跟家人一块儿看电视时，孩子们兴奋得围着他直转圈，还跟他说：“我们班同学的爸爸都没这本事，爸爸你太牛了！”王仲一听，心里那个美呀，就这样，他在贪污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王仲第一次偷偷摸摸收下那台彩色电视机后，第二次就显得老练多了。他装模作样地搞了一番动作，然后很“自然”地收下东西并办了事。后来，他连装都不装了，直接把东西往家里拉。收的东西越来越多，王仲竟然还干起了转手倒卖的活儿。

后来，王仲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普通人家送的东西他根本看不上眼了。他开始打起了走私货物的主意，每次视察仓库时，都找机会顺点手表之类的小玩意儿回家。渐渐地，他也不藏着掖着了，干脆直接开着车，带着全家人一起去仓库“挑选”东西。

王仲后来坦白，他通过受贿搞了6台电视、1台冰箱和2台收音机，加起来值11608元。更夸张的是，他借着“照看仓库”的名义，从边检缉私那儿顺走了263块手表、1台电视、17台收录机这些东西，一算账，竟然有58141元那么多。

搁现在，6.9万这个数字可能不会引起大家多大惊讶，但搁以前那会儿，6.9万啊，差不多得一个普通工人干上一百年才能挣到。而且，王仲干的事儿，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这儿呢。

那时候的海丰县，走私风气特别盛行，简直就成了个出名的走私货物集散地，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远东的地下商场”。工厂空荡荡的，没了工人的影子；农田也荒着，农民都不见了；学校里也找不着学生，他们都跑到大街小巷去卖走私货了。这事儿对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影响可大了，真的很糟糕。

最后，王仲的行为惹恼了老百姓，不少正直的党员干部对他这种做法恨之入骨，纷纷动笔举报，很多老百姓也站出来写信揭露他的问题。中央纪委接到举报信后，很快派人到海丰县调查此事。陈云更是多次关心这个案子的进展情况。

没想到，王仲这家伙非但没想着改正错误，反而还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的罪行。他先是在单位里搞起了小圈子，排挤那些和他意见不合的人，还大放厥词：“谁说想让我走人，咱就瞧瞧谁先混不下去！”“你要是想对付我，那我可不客气，咱们看谁先撑不住！”但这些都是徒劳，只不过是他快要倒霉前的瞎折腾罢了。

办案人员为了拿到王仲贪污的铁证，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王泗吉身上，他是缉私仓库的保管员，还兼任汕尾镇革委会的副主任。王泗吉给办案人员拿来了两本账，一本是详细记录所有东西出库的“私账”，另一本则是他凭记忆自己写的。虽然这两本账在内容上有些出入，但已经足够让王仲无处可逃了。

王仲一听到自己被判了死刑，心里头就乱套了。他跟看守的人聊起，说自己是1947年就加入了军队，天津解放那会儿，他当上了排长。那时候的他，压根不知道啥叫辛苦，啥叫累，更别提怕死了。他一门心思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心里头半点杂念都没有。排长这位置，在当时也算个小领导了，他平日里就是一门心思地关心手下的战士们。可到了39岁那年，他转业到了地方，条件是好多了，但人也跟着变了样。

王仲突然间变得特别认真，他对狱警李向之说：“你们正值年轻，有知识有文化，以后的发展前途肯定错不了。不像我，没啥文化，干起活来真是费劲。因为文化低，政策啥的也不太懂，原则性也不强。海丰走私那么猖獗，我是有一定过错和责任的。你得记住了，以后要是当了官，千万别贪啊！希望我的教训能给其他人提个醒！”

接着，王仲话锋突变，说道：“话说回来，我确实有错，但也不至于判我死刑吧！我打算上诉，还得给中央写封信。只要我还活着，往后我一定好好改过自新，争取在有生之年，多为党和人民做点实事。人啊，能活着，真是太好了！”

后来，王仲给几位头头写了几封信，这事儿还闹得挺大，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就说，王仲毕竟是个老党员，以前也为党出过力，能不能手下留情，轻点处罚？这话不知道怎么就飘进了陈云的耳朵里，陈云硬气地说：“咱们国家这才刚开始改革开放，汕尾这地儿离特区那么近，居然出这种事，王仲造成的影响太坏了，根本没法估量，必须得严惩不贷！”

到了1983年1月18日那天，王仲被法警带着往刑场走。就在快走出监房走廊那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朝着旁边的狱警大声喊：“千万别贪啊，贪了绝对没好果子吃！”王仲这最后的几句话，满满的都是后悔。但世间哪儿有什么后悔药啊，后悔也来不及了。

【“挽救”海丰县】

王仲的事儿总算是搞定了，可海丰县那边的问题还是老样子，没动到根子上。上面发话了，得赶紧想办法，让海丰县的人们日子重回正轨。

后来，中央纪委决定把海丰当成一个试点，专门用来加强党性、党风和党纪的教育。他们派了个联合工作组过去，打算好好整改一番。可工作组一到那儿，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和研究，才发现问题远比预想的要棘手得多。

那时候的海丰，在王仲他们的带领下，不少基层干部早就烂掉了，变成了走私分子的藏身之处和指挥中心。更让人心疼的是，跟王仲一起被查的那159个案子，牵涉到316个人，里头居然大部分是党员。这样的领导团队，海丰的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好日子？海丰又怎么可能发展得起来呢？

那时候的海丰县，人口有八十多万，但一年的财政进账才两千多万，在周边几个县城里垫底。整个县里，除了有个汽修厂和糖厂，竟然找不出其他像样的工业。为了活下去，大家没办法，最后走上了走私这条路。

海丰县啊，就像是个千疮百孔的老房子，让人头疼的是，都不知道该先从哪儿修起。但中央小组的那些同志们可没放弃，他们一趟趟地跑，一次次地研究，最后决定先拿海丰县的走私问题开刀。同时呢，他们还忙着帮海丰当地的企业找路子，想办法让它们恢复生产，引进新技术，打开销路。

从1983年开始，中央的工作团队就来到了海丰县，一直到1986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走掉，海丰县的变化可大了。那时候，海丰每年的财政收入才2000多万，但到了他们走的时候，已经涨到了6000多万。不止如此，海丰县还搞起了自己的产业规划，以前在这周边几个县里头，海丰可是垫底的，现在一跃成了带头的“大哥大”！

这正是陈云心里所期盼的，一个地区的领导干部，往往对这个地方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干部们作风正派，党风建设得力，老百姓的心气儿才会顺，大家才能拧成一股绳。这样一来，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就能稳步向前，健康发展。

【结语】

今天，咱们就来用陈毅元帅的一句提醒作为今天聊天的收尾：“别贪心伸手，一伸手准会被逮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