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厘金的产生有其必然的驱动因素。咸丰三年，清廷委派副都御史雷以諴在扬州帮办军务。因为练勇所需兵饷，奏请在里下河处设局劝捐。后为长久之计，又依从幕客钱江的建议，试行捐厘之法，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厘金在其实施初期仅仅是一种变相的捐输。

咸丰三年九月，先在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等镇劝谕捐厘助饷，出人意料的是此次竟然收获颇丰。于是，次年三月雷以諴上奏朝廷，请准在江苏各府州县仿行劝办。他在奏中写到：“其无捐于民，有益于饷，并可经久而便民者，则莫如商贾捐厘一法。……略仿前总督林则徐一文愿之法。劝谕未行，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于民生毫无关碍而聚之则多。”他进一步建议复将此法推之尚未实行之各州县，并各大行铺户。此议无异于及时雨，立即得到朝廷相关部院及皇帝的批准，咸丰四年三月起，此法推行到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对其他各业大行铺户，一律照捐抽厘，大致“值百抽一”。

厘金局

此后，捐厘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抽捐地区也逐渐扩展到扬州和通州(今南通)两府所属各地。当年下半年，江南大营在镇江、丹阳等县也相继设卡抽厘。截至同治元年(1862)，除云南(同治十三年设)和黑龙江(光绪十一年设)外，厘金制度已遍行于全国各地。

清代湖北省铸造“湖北厘金”银锭，公博评级MS62+

厘金就其课税品种的不同，又可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四类。其中以百货厘施行最早、涉及范围最广。因此，一般所指的厘金，主要是针对百货厘而言。百货厘的课税对象多为百姓日用必需品，一切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征税之列。

百货厘金若以课税之地为参照，大致可分为三种。首先，出产地厘金。即在出产地对所产物品抽取的厘金。出产地厘金有出产税、出户税、出山税、及各种土产税、落地税等多种名目。其次，通过地厘金。是以货物由甲地至乙地之一次搬运行为作征抽对象，是课征于行商的通过税，又称为活厘或行厘，此部分才是厘金收入的主要部分。再者，销售地厘金。是抽于货物到达地之后坐商的交易税。销售地厘金有坐厘、埠厘、门市厘、铺捐、日捐、落地厘等不同名称。

除百货厘之外，还有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盐厘为盐课以外的两征税，洋药厘是对外国进口鸦片征收关税以外的厘金征课；土药厘是对本国自产鸦片的课厘。据同治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69～1908)的四十年间全国各省厘金收入分类计算，其中百货厘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茶税约为百分之一点八，盐厘约为百分之零点八，洋药厘约为百分之三点三，土药厘约为百分之二点一。

清代安徽省铸造 “正阳盐厘”银锭，公博评级AU55

对于厘金的税率在其开办之初设定为百分之一，所以才称之为“厘金”，以后随着财政需求的日趋紧迫而被逐渐提高，至光绪年间，多数省分的税率都涨幅到百分之五以上，其中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竟达百分之十，已是较高的税率，而江苏负担更重，其一般货物所纳额都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因为执行方式采用的是遇卡抽厘，假如抽率为百分之五，那么只要通过四个关卡，即要被抽税达百分之二十。如前面所说的，这还仅仅是针对法定的税率而言，“其额外征收，或且较此为多”！

清代湖北省铸造“湖北厘金”银锭，公博评级MS63

据统计，清代的厘金收入，光绪十三年为一千六百余万两，宣统三年为四千三百余万两(预算数)，此数据为当年全国税收预算总收入（二亿九千六百余万两）的百分之十四，由此可见“厘金”在清王朝国家财政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