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医院病逝。

一时之间，举国哀悼，人们纷纷走上街头，送新中国的好总理最后一程。

周恩来去世后，有关部门随即开始了对他生前的遗物进行整理，当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总理办公室，无意间打开桌子抽屉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封没有拆开的信封。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这名工作人员打开了信封，看过之后竟发现，这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手令。

要知道，主席手令在下发之后，各部门一定要根据内容严格执行。可是，这封手令并没有被打开的痕迹、而且被周恩来总理放进了抽屉里。

很显然，周恩来在接到这封命令之后，并没有执行。甚至还将它藏在了抽屉里，明显不想让别人知道此事。

当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来到国务院，了解遗物整理工作进度的时候，工作人员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她。

待邓颖超看过之后，竟然湿红了眼眶。她把这个信封紧紧地捂在胸口，啜泣着呢喃道：“恩来真是用心良苦啊，我之前还因为这件事和他赌气，真是不应该”。

那么，这封手令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邓颖超看后，为何要说出这样一番话呢？

这和夫妻二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磨合出的默契和那份真挚的爱情脱不开联系。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只有20岁出头的周恩来便开始在京津一带领导学生运动。而这个时候，邓颖超刚好在北京师大附小担任教员。

两个年轻人彼此之间志向相同，渐渐地便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1924年，周恩来从法国留学归来，并被推选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务。

当他与分别4年之久的邓颖超再度见面时，再也难掩心中得爱意，不久之后两人便结为革命伉俪。

婚礼的当天下午，周恩来便急匆匆地收拾好行装，准备前往广东区委开会。

对此，二人的好友、同时也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的陈庚担心邓颖超失落，便连忙走上前去安慰道：“这次会议十分重要，翔宇刚任职不久，你要多理解”。

邓颖超则十分宽容地说道：“我知道他忙，我也理解。他安心地忙事情就好。”

不久之后，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将邓颖超调到广东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这样夫妻二人也能聚在一起。

可是，就算两人同在广东，但周恩来平日里工作繁忙，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两个人也聚少离多。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作为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亲自率军出征，而邓颖超则被留在了广州，与蔡畅、何香凝等几名女同志一起生活。

周恩来走后不久，邓颖超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平日里健步如飞的她、现如今走一小段路竟然气喘吁吁。而且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常常感到恶心。

刚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邓颖超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拖了一段时间后，她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蔡畅看到邓颖超的脸色蜡黄，便执意带着她到医院做检查。

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邓颖超心中激动万分：她怀孕了。

邓颖超原本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前线的丈夫，但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脸色却变得暗淡下来。

现如今时局动荡、革命事业容不得有半点松懈。而她现在主持着妇女工作，如果将孩子生下来的话，这些工作该怎么办？

思来想去，邓颖超决定放弃掉腹中的孩子。而这一切，她都没对远方的丈夫提起过。

一直到周恩来率军凯旋而归，看着她虚弱的模样，一再追问之下，邓颖超这才将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等她说完，周恩来沉默了。

要知道，周恩来向来被誉为那个年代翩翩公子的典型代表，向来温文尔雅。可是这一次，他批评起了邓颖超。

“这件事情你怎么能不和我商量呢？孩子和干革命本来就不冲突，你怎么能自作主张呢？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随时都可以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不是说可以随意糟蹋自己的身体！”

这句话虽是批评，但也是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疼爱。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邓颖超打掉孩子、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周恩来实际上是在关心她的身体。

1926年，邓颖超再度怀孕，这次她听从丈夫的嘱咐，一边工作一边养护着身体，静静等待着孩子的降生。

可惜天不随人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召集反动派部队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全国革命形势岌岌可危。

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下，邓颖超只好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协助广东地区的共产党人转移。长期的劳累让她的身体吃不消，这也直接导致孩子刚出生便不幸夭折。

从那之后，邓颖超再也没没能怀上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担任妇联副主席，负责全国的妇女工作。

可是，作为在革命年代做出巨大贡献的她，却始终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

原来，自从开国大典之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曾找到周恩来商议过，打算在政府部门为邓颖超找个工作，这样工资能高一些、还能帮周恩来分担一些压力。

周恩来自然明白大家的好意，但他还是果断回绝了，并且严肃地说道：“只要我还是国务院的总理，小邓就绝不能到政府里任职，这是原则问题”。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从1949年到1976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邓颖超一直都在全国妇联和儿童委员会工作。

对于这样的安排，邓颖超毫无怨言，而是选择默默地站在丈夫身后，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1972年的一天，刚刚结束完一场会议的周恩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只觉得眼前有些发黑、身体也有些乏力。

起初的时候，他以为只不过是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劳累，便没放在心上，可是休养了几日后却仍不见好转。

这个时候，邓颖超察觉出了他的异样。要按往常来说，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周恩来面对自己的时候总是满脸笑容，可最近这几天，他的脸上却丝毫不见笑容，甚至稍一活动便流冷汗。

一天夜里，邓颖超再也忍不住了，她伸手摸着周恩来的额头、关切地问道：“恩来，你最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见妻子如此关心，周恩来心中涌出一股暖流，但却还是默默摇了摇头：“医院还是不去了，最近手头上的事情太多，检查一遍起码要浪费半天的时间，咱们可耗不起啊”。

作为几十年的夫妻，邓颖超十分了解周恩来的脾气，她深知光靠自己是劝不动的，于是第二天便打电话找到了毛主席。

听到电话中邓颖超的哭诉，毛主席也十分生气：“恩来太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了，这怎么行呢？”

随后，他又保证道：“邓大姐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交给我”。

不久之后，周恩来便接到了毛主席的命令，要他赶紧到医院检查身体。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处理完工作之后，这才来到中南海门诊部做检查。

当天夜里，检查结果就出来了，周总理的尿液中发现了红细胞。不久之后，经过京津沪三地医疗专家的联合会诊，最终确定周总理患上了癌症。

得知这个消息，周恩来先是迟疑了一会儿，接着便微笑着对身旁的妻子安慰道：“这都不打紧、不打紧”。

很显然，周恩来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并且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唯一考虑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多做一些工作，多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出一份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周恩来并没有住进医院，而是继续在西花厅内坚持处理政务。

1974年12月23日，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已是重病缠身的周恩来还是乘坐飞机赶赴长沙。

原来，就在2个月之前，毛主席便南巡来到了家乡湖南，并在长沙居住了114天。

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周总理觉得不久之后的人事安排问题需要认真商讨，便在事先没有告知毛主席的情况下，来到了长沙。

两人见面已是下午，因为需要讨论的事情太多，这场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最终敲定了两件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

一是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二是任命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毛主席也清楚，关于邓颖超的这项任命，周恩来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毕竟在建国之初他就吐露过这个心声。

于是，毛主席亲自写下手令：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担任副委员长。

然而，当周恩来马不停蹄地返回北京之后，将毛主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的意见都传达之后，却唯独把任命邓颖超担任副委员长的事情隐瞒了下来，甚至还把那封主席手令藏了起来。

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这封手令便一直静静地被放置在西花厅办公室的抽屉中，除了周恩来之外无人知晓。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正式召开，经过5天的会议历程，最终公布了新的人事任命。

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德任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在内的22人任副委员长。

然而，等到任命名单宣读完后，邓颖超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出现。

当远在长沙的毛主席看到这份名单之后，也是不禁叹息道：“恩来还是过不去心中的那个坎，就这样吧”。

作为几十年戎马生涯的老战友，毛主席深知周总理是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于他的这种做法，也只好选择默默支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中央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派出工作人员一边着手组织不久之后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一边整理他的遗物。

当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走进总理办公室，随手打开书桌的抽屉后，发现了那封被隐藏一年之久的主席手令。

周总理临终前深藏在心中的那个“秘密”，被发现了。

当这封手令被交到邓颖超手中后，她泣不成声，不住地自责道：“恩来真是用心良苦啊，我之前还因为这件事和他赌气，真是不应该”

在多年之前，邓颖超就向丈夫提过工作的问题，但被委婉的拒绝了。

对此，邓颖超明白周总理的难处，但心中总归是有些不舒服的。但直到周总理逝世后，她终于理解了丈夫的用心良苦。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干什么样的工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中时刻牵挂着黎民百姓。

1976年底，全国四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为了表示对毛主席、周总理两位已逝伟人的敬爱，此次会议决定按照主席手令、增补邓颖超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听到任命的那一刻，已经72岁高龄的邓颖超热泪盈眶，她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

彼时，周恩来与她正值青春年华，恩爱的两人携手面对各种困难险阻，不禁流露出幸福的笑容。

1982年，中央制定了干部退休制度，已年近八旬的邓颖超并没有贪恋职务，带头向组织上提出了退休申请。

因为她知道，如果周总理在世的话，一定也是希望自己这样做的。

一下子闲了下来，邓颖超感觉到有些不适应，于是她又不顾年迈的身体四处奔走，发挥余热协助政府机关搞好妇女、儿童工作。

1992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痛苦与恐惧，反而十分安详地留下了遗言：

1、患病无救时不要抢救。

2、关于周恩来的书籍，由中央分发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

3、个人文件、谈话录音、与周恩来的所有照片，都交到文献研究室留存。

4、和周恩来居住的房子、交还组织。

5、所有有价值的遗物一律交公。

6、留下的服装杂件，可交给身边工作的同志留念。

7、剩余的工资交作党费。

邓颖超临终前提到最多的，还是周总理。

在她眼中，死亡并可怕，因为这代表着和她最爱的人重逢。

在这里，引用周总理曾写给邓颖超家书中的一句话：我这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