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评价四川：
“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四川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坐拥“蜀道难”之天险和“天府之国”的内部环境，是野心家心目中的一块“宝地”；然而，古往今来在四川“建国”的割据政权中，除了汉高祖刘邦成功夺取天下外，其他政权无一例外都短命而亡。为什么四川的割据政权大多成不了大气候？四川的人文和地理条件对统治者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
四川割据政权：短命的“诅咒”
在往期文章中，我们曾详细介绍过四川优越的区位条件。“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地形上来看，古代四川（包括今重庆）被崇山峻岭环绕，关隘险要，易守难攻。从资源禀赋上看，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河流密布，农产品供应充足，同时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品类齐全，为国家独立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
这样看来，四川应当是一个得天独厚的“龙兴之地”。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汉高祖“因之（四川）以成帝业”，成就不朽神话，在其激励下，历史上跑到四川“占山为王”的人们少说也有十余个，其中建国的就有八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割据四川的政权中只有刘邦成功问鼎中原，余者皆早早被其他强权所吞并。让我们简要梳理一下这些乱世中的短命政权。
首先是由公孙述创建的成家政权。王莽篡汉后，蜀地太守公孙述的野心也迅速膨胀，因“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遂自立为王，后于公元25年称帝。然而，很快站稳脚跟的刘秀岂能容忍这颗眼中钉？面对东汉的虎狼之师，成家政权难掩颓势，很快灭亡。公孙述本人也身死战中。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刘备受刘璋之邀入川攻打张鲁，顺势兵临成都。四年后，刘备称帝，建立蜀汉。起初，刘备野心勃勃，常常在军事上采取主动。但夷陵的一场大火焚毁了他复兴汉室的梦想，刘备去世后，其子刘禅统治41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国祚43载。
晋统一全国后，很快爆发了“八王之乱”，随之而来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南迁，天下动荡。公元301年，氐族人李特率流民反晋，后其子李雄在四川建国号为“大成”，李雄侄子李寿又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建国仅43年，东晋名将桓温率兵攻伐四川，三战三胜，皇帝李势被迫投降。
东晋平定四川后不久，很快又出了乱子。公元405年，桓玄在荆州起兵叛乱，益州刺史毛璩出川攻打桓玄，结果部队哗变被杀，蜀人趁机推谯纵建立“谯蜀”。这个政权比较倒霉，遇上了后来取代东晋建立刘宋的“猛人”刘裕，413年就灭亡了。
下一个在四川建立割据政权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建立的前蜀，立国18载就为后唐庄宗李存勖所灭。后唐控制四川的时间持续到李嗣源时期，蜀王孟知祥又在成都称帝自立，史称“后蜀”。这个政权坚持了32年，被北宋所灭。
自两宋至元朝，四川再未发生大的叛乱，但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四川出现一个名为“大夏”的政权，建立者正是那个据说是“四万韩国人的祖先”明玉珍。朱元璋基本搞定中原和关中地区后，很快就征服了立国仅9年的“明夏”。
古代最后一个割据四川的政权是明末的大西。张献忠率领农民军起义，1644年割据蜀地，建立大西政权。1646年，张献忠在与清军交战时战死。此时清军已基本击溃李自成，重创南明，大西独木难支，于次年覆灭。
纵观这些政权的存续时间，长者不过43年，短者仅仅3年。这样昙花一现的命运不禁让人感慨，割据四川的势力仿佛都中了某种“短命的诅咒”。
诅咒的说法显然是不可靠的。那么，看似条件优越的四川究竟为什么难以成为夺取天下的基地呢？
地理自锁，困兽樊笼
蜀地周边地理单元，主要是东北的关中、东部的江汉、南部的云贵以及西部藏区这四大区域。其中，云贵高原与藏区长期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在文化、民族心理上与汉民族有较大隔阂，其自然环境的严酷性也限制了蜀地势力向此二区的直接扩张。因此，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自然而然地成了从四川向外拓展的主要目标。
然而，正如顾祖禹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巴蜀自守则有余，用以攻人则必至于败。”蜀道之难，是优势也是劣势，蜀道的雄奇艰险阻挡了外敌进犯的脚步，也成为割据政权自缚的枷锁。蜀地易守，但他们自己想要打出去，就要面临和外来者一样的困局：后勤补给与兵力策应存在困难。蜀地与关中的联系主要通过陆路实现，但蜀道的狭长与关隘的地形险恶使得粮草辎重的折损率相当高，士兵在行进过程中也往往提心吊胆，弄得人困马乏。这一点从楚汉相争的细节中可见一斑。刘邦在与项羽争霸前期处于劣势，入蜀后“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这表明，蜀地与关中之间可供选择的交通路径很少，主要路径上甚至还包括一条架空于悬崖峭壁间的栈道，可谓险之又险。
刘邦找到“暗渡陈仓”这样一条妙计之后，后世的中原统治者就从中吸取教训，对此地严加把守。三国时期，诸葛亮趁曹魏与孙吴发生冲突、关中兵力空虚之际，发动第二次北伐，试图“复刻”刘邦的成功案例。然而，陈仓守将郝昭坚守不出，诸葛亮“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无计”。与此同时，困扰蜀军多年的粮草问题再次爆发。曹魏派大将张郃驰援陈仓，而张郃毫不忧虑，自信地表示：“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果然，张郃刚到南郑，诸葛亮就无奈班师了。
关中走不通，那么借长江上游之利，东进而攻江汉，能不能行得通呢？自古以来，北方兴起者想要统一全国，必先克巴蜀而后下江南，顺流而东，势不可当。然而，对于扎根于四川的割据政权来说，这个优势却很难被充分利用——原因很简单，缺乏精良的水军。操练水军需要宽阔的水域，而四川西南山区山高谷深，以深切曲流为主，东部四川盆地的平原及丘陵区，河水流速变缓，又侵蚀形成大量V形和U形曲流。总之，四川虽然河流众多，但都不适合大规模水军的培养，也难以建造大型舰船。此外，长江上游尤其是三峡地区，由于地势险峻、水流湍急，通航条件极为恶劣。在古代，逆流进攻固然十分艰难，但上游者想要顺利行军，又谈何容易。
魏黄初二年（221），刘备率军东征孙吴。陆逊的应对方式，第一步就是接连退却五六百里，将蜀军引至三峡地区。
“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隘流汛，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啓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
蜀军非但没有一战克敌，反倒被消耗了一波士气。到了夷陵，陆逊掏出了第二招：坚守不出“乌龟战术”。在长期拉锯中，蜀军逐渐松懈下来，因天气炎热，人困马乏，“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结果被陆逊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三国志·吴志·陆逊传》描述为“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夷陵之战蜀汉的失败看似是出于战略失误，实则与其水军建设的巨大缺陷有必然联系。战前，蜀国的水军将领黄权曾向刘备进谏：“吴人悍战，而水军沿流，进易退难，请为先驱以当敌。”这句话暴露了蜀汉水军的两个致命弱点：第一，精锐力量不足，战斗能力远不及成长于江南水乡的孙吴水军；第二，损耗大，相当于“一次性产品”，水军顺流而下来势汹汹，但想要回到上游的大本营却是难上加难。蜀汉水军全军覆没后便一厥不振，再也无力与曹魏、孙吴相抗衡。
安逸度日，民心思变
进攻之路行不通，那坚守不出，总能保王朝万世无虞了吧？事实上，大多数割据四川的统治者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夫当关”的关键在“夫”而非“关”。“知其为险，则攻者必有之死而生之志，守者必有以逸待劳之情，用心一分，而成败判焉。”倘若君主贪图享乐，君民上下异心，那么再险要的关隘也不过是一座空城。
历史上，除了蜀汉政权在前期较为积极进取以外，其他统治者往往自恃地形险要，远离是非，不知不觉滋养了保守心理，企图关起门来舒舒服服当自己的太平天子。成家政权的公孙述就是个中代表，他自立的第二年，属下荆邯献计曰：
“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
延岑、田戎也数次主动请缨，公孙述皆疑而不听。东汉将领马援轻蔑地称呼公孙述“井底之蛙耳，而妄自尊大”，对他困守西蜀胸无大志的行为极为不屑。
胸无大志也就罢了，有的皇帝还做起了昏君，为了满足自己日滋夜长的享乐心理，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民心思变。成汉的第四代君主李寿，在即位之初还能因循前朝宽俭的政策，后来就膨胀起来，不仅大兴土木，广修工事，还将附近郡中有三个壮丁以上的人家强行迁到成都，以补充工匠的不足。在他荒淫无道的统治下，“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李寿的继任者李势就更离谱了。大臣马当、解思明富有智谋，深得民心，堪称朝廷的顶梁柱。他们忧心皇家宗室不多，忠言进谏李势不要妄杀汉王李广，结果被疑心有谋逆之图，夷灭三族。解思明被捕时，叹息着说：“国家之所以没有灭亡，全靠我们几个人在，现在危险了！”谈笑自若赴死。很快，太保李奕在晋寿起兵反叛，“蜀人多有从奕者，众至数万”。虽然这次政变被李势镇压，但已经显示出蜀人对李氏政权的极端失望。民心一失，大势去矣！
那么，倘若君主励精图治、居安思危，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呢？也不是。观察这些割据政权可以发现，自古以来鲜有四川人自己建立的割据政权。而外来的刘备、明玉珍等，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掌控了四川，但根植内心深处的地域观念导致他们始终与这方“天府之国”格格不入，得不到四川民众的舍命追随。从另一方面来看，四川的闭塞使得他们很难与外界进行文化沟通，当地人的观念里很少有“胸怀天下，统一华夏”。人民安居乐业，自然也厌烦战争，《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偏狭”。当面临强敌时，他们很难生发出足够的动力去“保家卫国”。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比较。说四川条件优越，那是建立在同等占地面积、国家和平发展的情况下。但真实情况是，别人并不会守着相同的国土、带着相近的兵力来进行一场“君子的对决”。当四川政权守成自封时，外部强权正在逐步扩张、养精蓄锐；当蜀地统治者猛然发现兵临城下时，外部的强大势力往往已经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只等着啃下最后这块“硬骨头”。一省之势，独木难支，如何能与举国之力相抗衡？
四川地方政权的最终消亡，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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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曾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