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解放军在北平城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当入城部队浩浩荡荡走在北平街头,北平市民、学生、工人纷纷倾城而出,手执旗帜,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后来,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保护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和无数灿烂文明以及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促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傅冬菊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47年,蒋介石下令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被任命为总司令,统管华北军政财文大权。可当时摆在傅作义面前的,是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部队受淮海战役影响,可能无法南撤,华北国民党军所据守的战略要地越来越小。
华北地区悲观的形势,让蒋介石和傅作义都在考虑下一步的指示,是放弃还是坚守?当时蒋、傅二人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谁都拿不定主意。
济南战役结束后,华北国民党军和南线国民党军的联系彻底被切断,傅作义不得不立刻做出决定。蒋介石曾提出让傅作义将福建作为后方基地,但傅作义却还在考虑,自己在华北经营了二十年的小集团今后怎么办。
沈阳失守以后,蒋介石认为傅作义应该全军南撤,放弃华北,但傅作义对于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手段了如指掌,自己一旦率领部队南撤,就会被蒋介石立刻掌握在手中。
因此在国民党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面对蒋介石关于华北形势的发问,傅作义当即表态“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偏安江南”这句话让蒋介石深受刺激,历史上偏安江南的王朝历来没有好结局,蒋介石当即决定让傅作义“暂守平津”。
其实,傅作义当时已经意识到到蒋介石是不得民心的,共产党必将成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因此他开始考虑向共产党靠拢的问题。
傅作义由张家口迁到北平的时候,身边除了工作人员以外,没有任何亲人陪伴身边,为了排解孤独,傅作义将大女儿冬菊叫来身边,一方面是为了关照女儿的生活,身边有个说话的人,不用整日埋头于公务之中;另一方面也是想听听亲人的看法。
当时傅冬菊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经常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一些进步文章。傅作义感觉女儿可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曾劝她出国深造,还让胡适给她办好了护照,但傅冬菊坚持不肯,反而劝父亲说,自己在国内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女儿的独立自主,让傅作义打心底里感到满意,也就不再勉强。至于女儿是不是共产党,傅作义不好问,便交代贴身的警卫副官,等女儿来了以后,记得收好桌上的文件,不要让她乱翻。
傅冬菊到了北平之后,独自一人住在中南海居仁堂里屋,傅作义和警卫副官睡在外屋,担心女儿随便出入,和不明身份的人来往。有一次,傅冬菊劝说父亲不要再打内战了,傅作义告诉女儿,他也是身不由己,他不打人家,人家就要来打他。
不久,傅作义和女儿私下商议与中共秘密联系的问题,傅冬菊告诉父亲,自己有同学和共产党有联系,而且绝对靠得住。因此在北平和谈开始前,傅作义让女儿转交给地下党一个求和电文,结果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共方面毫无反应,只接到五次约傅冬菊单独见面的电话,而且每次都扑个空。
“你们年轻人办事就是不牢靠。”傅作义大失所望,最终决定还是派人出城与中共联系。
北平和谈正式开始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能够及时了解到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方便在谈判桌上作出对策,傅冬菊功不可没。
北平解放后,几个北平地下党的同志找到傅冬菊,交给她一张表格,说填完表她就是共产党员了。结果傅冬菊告诉大家,自己早在1947年的时候,已经正式入党。
完成了在北平的任务,傅冬菊又回到了天津,改名“傅冬”继续在报社工作。之后,傅冬跟随南下部队做战地记者,辗转到昆明,还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1951年,陈赓将傅冬带到北京,准备派她上朝鲜战场做翻译工作。当帅孟奇见到傅东后,觉得前线工作不适合她,便将傅冬留在了人民日报社。
自此,傅冬一直担任人民日报记者,做新闻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傅冬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北京。晚年的傅冬省吃俭用,将钱都捐献给希望工程,2007年,傅冬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