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其中那个“项戴银圈，手捏钢叉”的少年闰土，给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鲁迅在小说结尾所发出的感叹：“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也成为了传世的经典名句。

其实，小说中“闰土”在真实世界里确有其人，他正是鲁迅先生的“发小”章闰水，而他的经历远比小说中所描写的还要悲惨。

要说章闰水，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章福庆。可以说没有章福庆，也就不会有章闰水和鲁迅的相识，可能鲁迅也不会写出《故乡》。

章福庆家位于绍兴城外道墟镇，世世代代以农为生。尽管章福庆终年劳苦耕作，但仍不得温饱。迫于生计，章福庆每年在农忙时节，就得得到城里打短工，给大户人家料理杂物。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章福庆走进了鲁迅家，百草园门口原来的三间平屋，就是章福庆工作和住宿的地方。

在鲁迅出生不久，由于母亲身体原因不能喂奶，只得想办法找一个奶娘。恰好当时章福庆的妻子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就来周家给鲁迅喂奶。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鲁迅和章福庆一家开始了一段特殊的感情。

得益于良好的家教，鲁迅从小尊重劳动人民，对于章福庆尤其喜爱，还亲切地称呼他为“庆叔”。

章福庆在百草园晒谷，鲁迅就站在一边兴致勃勃地观察，有的时候还模仿章福庆上去扒几下。等章福庆闲下来，鲁迅就缠着他，让他给自己做一些集市上买不到的竹编玩具。

等鲁迅再大一些，知道庆叔有一个年纪和自己相仿的儿子，名叫章闰水。鲁迅十分盼望能见到他，但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1893年，正值鲁迅家一房主持祭祀活动，不巧鲁迅的曾祖母去世，新年办丧事更是忙乱。为了防止祭器丢失，负责安排所有工人工作的章福庆，提出让自己的儿子闰水来看管祭器，并得到了鲁迅父亲的同意。

听说闰水来了，鲁迅立刻飞奔出去见他。闰水第一次走进大户人家，见人有些拘束不敢说话，但唯独不怕鲁迅。不到半天的时间，两人便熟络起来，并以哥弟相称。在之后的时间里，鲁迅整日和闰水待在一起，他意外发现闰水虽然读书不如自己多，但却见过很多的稀奇事，鲁迅对于农村的认识，可以说都是来自于闰水。

自此之后，闰水经常跟着父亲到周家运草灰，但由于鲁迅已经去了南京读书，所以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1900年春节，闰水像往年一样，到周家拜岁，恰好鲁迅也从南京回来度假。分别多年再度相见，自然倍感亲热。在鲁迅的热情挽留下，闰水在周家多住了几天，兄弟二人相互述说这些年的遭遇。

此时的鲁迅已经开始接受新思想，即将成为一个爱国志士；而闰水则在父母包办下结了婚，婚后闰水过得却不幸福，正打算与妻子离婚，与同村一个要好的寡妇结合，但碍于舆论压力和家境贫困，闰水的心中犹豫不决。

这一次与闰水的重逢，引发了鲁迅对社会的思考。他发现压在闰水身上的不仅仅是贫困，还有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重担，这些东西让闰水这个曾经纯洁无瑕的少年，正在一步步走向愚昧麻木。

1919年，鲁迅再度回到绍兴，接母亲北上。闰水听说鲁迅回来了，立刻带着自己的儿子启生前去探望。当闰水头戴破毡帽，身穿薄棉衣，浑身瑟索着冲着鲁迅喊出一声“老爷”，原本还想和他聊聊童年“捕鸟、摸鱼”的鲁迅，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时的闰水已经离婚，但却付出了两亩沙地沉痛的代价，再加上四个孩子嗷嗷待哺，生活的重担，终究还是把闰水变成了精神麻木的“木偶人”，昔日以兄弟相称的好友，还是被他归入了上流社会的“老爷”之中。

章闰水一家有六亩薄沙地，缴完租税后，收成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后来有一年大旱，章闰水迫于无奈卖地还债，最后只能靠租种土地为生。灾难降临，让章闰水又想到了鲁迅，曾经对自己的孩子们哀叹：“我要不是为了你们，早跟着周家去北京了；要是周家还在，我们也不会受这样的苦。”

后来闰水背上生了一个恶疮，由于没钱医治，伤口化脓久久不能愈合，最终在58岁时不幸亡故。在他临终前，仍对鲁迅念念不忘，叮嘱子女想办法给鲁迅带一些干青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章家和鲁迅家的渊源，鲁迅纪念馆找到章闰水的孙子章贵，请他到纪念馆担任讲解员。工作之后，章贵白天上班，晚上到夜校学习，最终成了一名知名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还一度担任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1976年，章贵应邀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共赴日本，参加纪念鲁迅逝世40周年活动，二人很快成了好朋友。鲁迅在《故乡》中寄予的美好愿望：“……不再像我，和大家隔膜起来……”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