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17日，一场关乎中国未来的会议在位于古城西安的陕西宾馆悄然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目光如炬地坐在会议桌前，他的面前，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西北五省区的轮廓被红笔重重勾勒。这场名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的会议，即将成为改写中国西部命运的起点。

江泽民

1997年8月，一封来自陕北的调研报告让江泽民彻夜难眠，报告里的数据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榆林地区每年流失的土壤厚度，相当于剥去1厘米的表土，而延安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仅相当于上海的1/5。江泽民抓起红蓝铅笔，在“水土流失”四个字下重重划下线，并批示道：“再造西北秀美山川，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个晚上，江泽民书房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总书记反复翻阅着《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沿海与内地的论述，又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形图长久凝视——当时西部占我国国土71%，却贡献着不到18%的GDP。

西安会议前，江泽民专程考察了延安，站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他抓起一把干裂的沙土，眉头紧锁。随行人员汇报说：“这里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远处，放羊的老汉蜷缩在土坡上，羊群啃食着仅存的草根——这一幕深深刺痛了这位出生于江南水乡的领导人。

江泽民（中）

当天晚上，江泽民在笔记本上写道：“东西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句话的背后，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的延续——80年代沿海先富，90年代末该轮到西部了。但如何破局？江泽民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三个词：生态、基建、民生。

6月17日的会议上，江泽民的开场白让全场屏息：“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他举起手中的报告，数据触目惊心：西部人均GDP仅为东部的40%，荒漠化土地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

江泽民突然话锋一转，讲起前日的见闻：“延安的老乡告诉我，种一亩玉米只能赚200块，但要是退耕还林，国家补贴的粮食比这还多。”

江泽民

此时会场响起低语，有人质疑道：“工业还没搞起来，先投钱种树？”

江泽民猛地站起身，手指用力敲击桌面：“没有青山绿水，哪来的金山银山？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这场持续5小时的会议，最终凝聚成十六字方针：“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这也成为了后来西部大开发生态战略的核心。

西安会议后，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质疑声接踵而至：某部委测算报告显示，若在西部每修一公里高速公路，成本是东部的3倍；还有经济学家向中央谏言：“投钱到沿海，回报更快。”

面对这些声音，江泽民拍案而起：“如果只算经济账，当年两弹一星还搞不搞？”他特意安排《人民日报》刊发《两个大局》系列评论，用“先富带后富”的政治逻辑统一思想。

1999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加快小城镇建设，都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拿出方案，加紧实施。”

2000年元旦刚过，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火速成立，朱镕基亲自挂帅。西部大开发的首批十大工程清单上，西气东输、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赫然在列。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第一年，3400公里输气管道横贯陕甘宁，退耕还林补贴让许多农民都得到了实惠。在2001年APEC峰会上，江泽民特意戴上绣着西部风光的领带，向世界宣告：“当上海金茂大厦封顶时，青藏铁路也正在穿越昆仑山——这就是中国发展的辩证法。”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当列车驶过昆仑山口时，央视镜头捕捉到这样一个画面：几位藏族老人向着列车抛洒青稞，用藏语高喊：“扎西德勒！”这条“天路”的年客运量很快突破千万人次，西藏旅游收入10年增长17倍。

青藏铁路通车

多年以后回望，1999年的那个夏天，江泽民在西安掷下的战略棋子，已成长为支撑中国经济的“西部脊梁”。从黄沙漫天的黄土高原到雪域高原的钢铁巨龙，从“孔雀东南飞”到“春暖雁归来”，这段历史印证着一个真理：真正的战略家，既要看见报表上的数字，更要听见山河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