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新城市的那一天，我和妈妈从满是汽油味的出租房走到学校报名。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着整洁的校服，站在陌生的教室门口。

妈妈的叮嘱交代了一遍又一遍：“要听话，要好好学习，别惹老师生气。”我用力点头，心里想着：一定要跟上新班的新节奏。

班上的老师很有趣。

他姓高，大家都叫他“高老师”。

他和课本里的“好老师”几乎一模一样，幽默、随和，教起课来引人入胜。

他从来不向我们发脾气，反而总是带着笑容鼓励我们。

比起隔壁班天天板着脸的班主任，同学们都觉得我们“捡到了大便宜”。

高老师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他似乎把我们当成朋友。

他会在课后和我们开玩笑，教室没人时还会笑着递过来几颗糖果，说是奖励成绩好的学生。

他还有一个开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每次放学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可是，那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块随时可能爆发的小疮疤。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选拔学生参加区里的运动会。

我因为体育成绩好被推荐参加了跑步项目。

训练是辛苦的，但是有趣，我们要每天早起在操场练习“跳楼梯”——从一楼跳到四楼然后再跑下来，周而复始。

高老师担当了“监督”的任务。

训练前，他总是一脸笑容：“加油啊，你们是学校的骄傲！”我们笑得也很轻松，觉得多了个宽容的老师，训练也没那么累了。

一天，我气喘吁吁地跳到四楼时，他笑眯眯地拦住了我。

他掏出一张纸，假装很自然地帮我擦汗。

我呆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接着，他的手放在了我的后脑勺，甚至轻而易举地触碰到我的脸。

我挣脱下来，慌张地下了楼，用早晨装满的冷白开反复漱嘴。

那种感觉像是吞进了一块石头，粗糙、冰冷。

尽管那个时候年纪小，我不知道这份沉重的羞耻意味着什么，但我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不安。

我开始有意疏远他。

他上课讲幽默的故事，我不敢笑；他和同学们开玩笑，我避开目光。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的反应大概是不成熟的幼儿求生欲，即便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名字，但心里已经给它打上了强烈的不对劲的标签。

后来，同学之间的气氛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女生在课余时间私下议论着高老师，偶尔交头接耳，却又用很警惕的目光看周围。

最早的一次“传闻”，是别的班级一个女生在聊天时说起，她在校外的超市看到高老师带着一个学生，却互相牵着手。

大家听了笑笑，却也没太当回事。

毕竟当时对老师的信任是压倒一切的，更何况是这种“风评好”的老师。

直到后来，有人说，高老师喜欢在发作业本的时候“多停留几秒”，甚至有学生示意自己被“摸到”。

不少人依然选择性地沉默，认为这是无意的。

直到一次课后，一个女同学告诉我，她看到李雅诗被单独叫到办公室，但情绪低落地出来后，便再没有回到班级。

李雅诗后来消失了好几天，李雅诗的经历成为了所有人私下低声议论的话题。

周末，我鼓起勇气去找了李雅诗。

她很惊讶我的到来，但很快她的小房间里便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和压抑的气氛。

她断断续续跟我说起她和高老师出去“玩”的事。

从电影院到封闭的小房间，再到不明所以地看着一盘不属于孩子的光盘。

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他说这是正常的，告诉我不要害怕。”然后，她说的那些细节让我感觉到恶心，甚至不敢去只言片语地回想。我问她：“你跟家里说了吗？”

她点头，说自己告诉了妈妈，但结果并没有改变什么。

“家里说我千万别跟别人提起这事，要不是爸妈去学校找老师，他……好像也没太怕。”

李雅诗说得轻飘飘的，仿佛是在谈别人的事情，但我却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不仅仅是为了她的遭遇，还为了我们每个人和这个班级。

那一整年，班上的女生逐渐远离高老师，渐渐不再对他报以欢笑。

直到升了五年级，换了班主任，我们才感觉到了某种程度的解脱。

可最后听说，高老师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惩罚，甚至只是调到小学旁的体育教学岗位。

这件事在我许多年后还时常想起。

回想起那些天真而迟钝的反应，我才意识到：有些“蛇”虽然失去了锋利的毒牙，但它们依然隐匿在生活中，等待下一个猎物。

或许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不只是以年幼和沉默为代价的伤害，还包括被忽略的伸张正义。

因为，一时的缄默换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多不知名的伤害。

有些事情会被时间淡忘，但经历过的每个人，心里却知道，过去的阴影从来没有真正消失。

我们需要的，是不再害怕用声音去点亮那些角落，而不是继续埋藏那片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