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12日清晨，刺骨的寒风席卷着尚未来得及化成雨雪的阴云，低沉地笼罩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上空，似乎要把此时人间正在发生的一切，全都不由分说地遮盖住、磨灭掉。

在村子南面观音庙前的空地上，全村的父老乡亲们一早就被新上任的村长孟永安赶到这里“开大会”。不满15周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被两个彪形大汉用麻绳反绑着，因为拒绝向军阀阎锡山的爪牙透露关于共产党的任何“秘密”，她和在场的乡亲们一起，被迫目睹了石三槐、石六儿等6人先后被面目狰狞的刽子手们残忍杀害，倒在鲜红的血泊中。

接着，敌人又一次拉起铡刀恐吓她，说只要她以后不为共产党办事，就可以不杀她。刘胡兰却面无惧色地说：“那是办不到的事！”

敌人又问：“你真的愿意死？”

刘胡兰大声回答：“死有什么可怕！要杀就由你们吧，我再活17岁，也是这个样子。”

铡刀落下的瞬间，人群中爆发出愤怒而悲恸的哭喊声。

1932年10月，位于山西吕梁山区云周西村27岁的农民刘景谦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他和妻子给这个粉嘟嘟的女婴取名为“刘富兰”，平时就叫她“富兰子”，希望她不但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而且能拥有像大山里的兰花儿那样高洁的品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刘景谦家里有40多亩耕地，奶奶也是远近闻名的纺纱织布能手，因此刘家的生活条件在村里不算差。但和大多数最淳朴的中国农民一样，刘景谦母子也继承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刘景谦的母亲，不仅要求家人省吃俭用，而且无论谁哪怕把油灯的灯芯拨得稍微高一点，都会被老太太严厉批评“不会过日子”。

1938年初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到了刘景谦的家乡。在日军的大肆劫掠下，原本过得去的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祸不单行的是，刘景谦的妻子在三年前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就一直身体虚弱，加上长期劳累，也在这年染上“痨病”（肺结核），没多久就撒手人寰，只留下了六岁的刘富兰和年仅三岁的妹妹刘爱兰。

从此，年仅六岁的富兰子，不但永远失去了母亲，还要与祖母一起分担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繁重家务。不过，由于父亲刘景谦一向为人厚道，村里人见他一个大男人不仅要干农活，又要拉扯两个年幼的女儿，还要照顾年迈的母亲，便纷纷热心地给他介绍续娶的对象。在邻居的介绍下，刘景谦迎娶了邻村比自己小16岁的胡文秀作为家里新的女主人。

虽然在旧社会，子女被继母虐待甚至虐待至死的事屡见不鲜，但富兰子和妹妹无疑是幸运的。善良的胡文秀不但没有苛待她们，而且还将她们姐妹俩视如己出，使她们重新感受到久违的母爱，性格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大方活泼。1940年秋，胡文秀更是力排众议，说服婆婆和丈夫同意8岁的刘富兰去上小学。她不仅给富兰子缝制了新书包，还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刘胡兰”。

在当地方言中，“胡”和“富”在发音上虽然没什么区别，但“胡”却是自己的姓氏。把自己的姓氏嵌在非亲生的女儿名字当中，可见胡文秀对这个女儿的用心和重视。虽然她小学上了没多久就退学了，但“刘胡兰”这个名字却从此在村子里叫开了。

随着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村党支部的先后成立，刘胡兰家和村子里很多人家一样，不仅减少了缴纳钱、粮的负担，也不再受地主的无端欺侮了。父母告诉刘胡兰，这都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刘胡兰有个好朋友，名叫金仙，俩人年龄相仿，从小就经常在一起玩耍。时间长了，刘胡兰也认识了金仙的舅舅刘芳。刘芳不仅教她们读书写字，还给她们讲了不少革命英雄的故事。一个偶然的机会，刘胡兰发现刘芳化妆成商人的模样在“坏蛋”们的据点周围活动，便猜测刘芳是一个“暗八路”，对他充满敬佩。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云周西村逐渐成了文水县乡村抗日活动的中心，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抗日的队伍。他们帮助八路军运送情报和物资，希望八路军能够和他们一起保护现在这来之不易的战斗成果。刘胡兰发现，平时很少出门的父亲，也好几次和村民们一起，偷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为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运送物资。

日军占领山西

但是，是战斗就必然有牺牲，刘胡兰不仅听说了村公所的一个大人在给八路军送情报时被抓去，因为拒绝泄露党的秘密而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惨遭杀害的事迹；更是目睹了好友金仙的母亲为了掩护革命干部而被敌人的狼狗撕咬得皮开肉绽却始终坚韧不屈的情景。家里家外的耳濡目染，使刘胡兰小小年纪就懂得不少革命道理。一颗正义的种子，也悄悄地在刘胡兰年幼的心里逐渐生根、发芽。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联妇女部在距离云周西村八里远的贯家堡举办基层妇女干部训练班。急于参加革命的刘胡兰知道自己年龄不够，便趁着训练班的负责人吕雪梅到云周西村调查之际，软磨硬泡地获得了参加培训的机会，并于1945年11月底顺利结业，回到云周西村正式参加工作，担任村妇救会的秘书。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山西的“地头蛇”阎锡山安排了三个团的兵力进驻刘胡兰的家乡所在的山西省文水县，又组织当地的一些旧地主和地痞流氓组成名为“奋斗复仇自卫队”的武装组织。二者狼狈为奸，不但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且横行乡里，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过去那种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作威作福的状态。

为了减少损失，保护人员安全，文水县党委决定安排在之前的工作中已经暴露身份、不适合继续隐藏工作的同志和一些需要继续锻炼的党员，分批从平川等地转移到附近的山上去。提交过两次入党申请、刚成为候补党员没多久的刘胡兰自然也在名单上，但她接到转移通知时，却恳请留下来继续工作。她说：“我人熟地熟，能够坚持。”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刘胡兰继续留在平川，但要她“时刻准备应付恶劣的情况。”

1946年12月21日深夜，刘胡兰配合区长陈德照和几名武工队员，秘密处决了作恶多端、被村民们愤恨地称为“狗村长”的阎系走狗石佩怀。石佩怀突然毙命，村民们心花怒放的同时，也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惧。狗急跳墙的他们决定在村子里抓几个“典型”来“树威”。

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和阎系军队的连长许得胜开始带人在村里接二连三地抓捕“可疑人员”，声称是要为村长报仇。1947年1月8日，敌人突然包围村子，抓走了陈德照的舅舅石三槐、民兵石六儿，石玺玉、张生儿和韩拉吉5人到附近的大象镇据点连夜审讯。刘胡兰的父母感到事态严重，劝她赶紧到山上隐蔽起来，刘胡兰却反过来安慰他们，说不会有事的，要等上级通知才能行动。

1月11日夜里，刘胡兰接到上级要求她立刻转移的通知。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一座四合院里，敌人也在紧锣密鼓地布置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决定第二天一早，由新上任的村长把群众召集到村南的观音庙，阎系连长许得胜负责抓人，复仇队队长吕德芳亲自行刑，刘胡兰便是他们的抓捕对象之一……

后面发生的事我们就都知道了。1月12日拂晓，没来得及逃走的刘胡兰混在群众中，被认识她的“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和队员白占林发现，从人群中拉了出来。敌人见威胁、恐吓、收买都不成，就残忍地杀害了这个尚未年满15周岁的姑娘。

刘胡兰的牺牲，令在场的乡亲们悲愤不已却又无力回天。当时，她的继母胡文秀就揣刘胡兰被抓之前匆匆交给她的东西，搂着妹妹胡爱兰站在人群中间，亲眼目睹了刘胡兰被害的经过。人群散去之后，她强忍悲痛，用手帕包起一捧沾有女儿鲜血的黄土才离开。

刘胡兰虽然不是胡文秀的亲生女儿，但此时，她们已经一起生活了近10年，胡文秀早已用她的善良无私，和刘胡兰姐妹成了亲密的母女。对于姐妹俩的成长，无论是身体方面的吃穿用度，还是精神思想方面的教育引导，胡文秀不但一直十分关心，还倾注了不少心血。眼睁睁看着大女儿在半晌之内被捕、杀害，胡文秀的心里像突然被掏空了一块，其中的痛苦自不必说。

作为最年轻的党员烈士，刘胡兰的牺牲不仅在当地，也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毛主席听说了刘胡兰的事迹后，也亲笔为她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几个大字。刘胡兰牺牲半年后，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追认牺牲时尚未满18岁的刘胡兰为正式党员。1950年，胡文秀也追随女儿的步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让更多的国人，尤其是青年人了解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学习刘胡兰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山西文水县不但修建了烈士陵园，还在刘胡兰牺牲的地方建立了纪念馆。这令刘胡兰的父母感到无比欣慰。由于刘景谦不识字，组织上决定安排胡文秀担任刘胡兰纪念馆的讲解员。

胡文秀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接待了无数前来参观和瞻仰的人们，她为自己培养出这样一位伟大的女儿而骄傲，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女儿的事迹。一天讲解下来，她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却从未有过半句怨言。有时候讲到激动时，她还会动情地打开那块被她一直珍藏在身边的、沾有女儿鲜血的黄土，以达到更好的解说和教育效果。

有时候，身边的人劝她休息一下，她就会说：“全国这么多人都想知道刘胡兰英雄事迹，党也需要我把它介绍给所有人，我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不能有任何懈怠。”

胡文秀不仅加入了共产党，亲自向人们介绍女儿的英勇事迹，还作为老区代表，到北京参加了1950年的国庆观礼，后来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有人说刘胡兰之所以被捕遇难，都是因为胡文秀给敌人通风报信造成的，胡文秀也因此被停职、审查。好在组织经过细调查，发现事实并非传说的那样，胡文秀是被诬陷的，她才得以平反。

1979年，胡文秀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还担任文水县的人大常委。1986年，66岁的胡文秀走完了她的一生，在儿女的陪伴中病逝。在胡文秀的教育和影响下，刘胡兰的四个弟弟妹妹，也都积极参与当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成为了出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在四个弟弟妹妹中，刘胡兰的牺牲对胞妹刘爱兰的影响是最大的，刺激也是最为深刻的。当时，刚刚12岁的刘爱兰被胡文秀搂着，在人群中眼睁睁看着姐姐倒在血泊中却无能为力。姐姐牺牲后，她当场就晕倒在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刘爱兰都沉默寡言，有时还精神恍惚。胡文秀和刘景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1948年，一个曾经成功演出过很多场关于刘胡兰事迹的战地剧社从前线巡演后返回时，路过刘胡兰的故乡文水县。胡文秀知悉后，便找到剧社，希望能把刘爱兰送到剧社，和战友们一起工作生活，以便能重新振作起来。作为烈士的亲妹妹，刘爱兰受到剧社的热烈欢迎。

因为是胞妹，刘爱兰的长相和神情都酷似姐姐，连说话的声音和强调也是大同小异。刘爱兰进入剧组不久，剧社领导便找到她，希望她能演姐姐刘胡兰。

刘爱兰一开是自然是抵触的。因为每演一场，就意味着要重新经历一次姐姐牺牲的场面，对她而言，那简直比万箭穿心还痛苦。但是，剧社领导对她说，如果她能演刘胡兰，刘胡兰的精神和事迹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传播，也能极激励更多的人向姐姐学习。

这个理由成功地打动了刘爱兰。每次演出时，13岁的刘爱兰都是先扮演自己，然后再扮演姐姐。每次她扮演姐姐的时候，都像是姐姐又回到了自己身边，而她只是把姐姐牺牲前的行为表现给大家看，把姐姐当时想说的话说给大家听。每次演出结束，刘爱兰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演出前的精神状态。

刘爱兰在剧社演了四年的姐姐，每次演出都是全情投入。有一次演出结束后，她突然对着台下的满座的观众们奋力呼喊：“姐姐是被敌人杀死的，你们要为我姐姐报仇呀！”听到她这样一喊，台下的战士们立刻群情激奋地站起来，激动地回应：“报仇！报仇！”

同事们都知道，刘爱兰这是入戏太深，过于思念姐姐了。其实这时候，刘爱兰的精神状况已经十分危险，如果继续演刘胡兰，只会令她的精神更脆弱，也更容易崩溃。因此，胡文秀只好把她接回家乡修养，后进入山西太原工农速成学校读书。

在这里，刘爱兰依然常常受到学校、工厂的邀请，请她讲述姐姐的英雄事迹。相比演戏剧，演讲对于刘爱兰而言就轻松很多，因此，她一般都会答应。但演讲的次数多了，学校的课程就难免落下，好在一位名叫司晨光的男同学总是自告奋勇给她补课。后来，司晨光便成了她的终身伴侣。

可是，姐姐的牺牲给刘爱兰带来的创伤实在太大了，加上四年演员生涯的持续精神刺激，她自己也一直没能走出阴影。虽然婚后的家庭生活比较幸福，但由于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原因，她还是不到50岁就不得不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不过，只要身体和精神状况允许，她就会去参加一些宣传姐姐的精神和事迹的社会活动，还和老伴儿一起，拿出一部分退休金去资助上不起学的孩子们，使他们重返课堂。

2020年5月，85岁高龄的刘爱兰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家人们遵照她的遗愿，把她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姐姐的墓地旁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宣传姐姐的刘爱兰，终于和姐姐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

比起胞妹刘爱兰，刘胡兰的其他几个弟弟妹妹受到的刺激就小的多。刘胡兰牺牲时，她的二妹刘芳兰刚刚6个月。虽然对刘胡兰这个姐姐没有什么直观的印象，但她却在父母的教育和姐姐的影响下，不但继承了姐姐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而且也成了姐弟中成就最大了一个。

她不仅担任过村里“刘胡兰民兵班”的第一任班长，而且还在1968年考上了军医大学，成了家里的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刘芳兰成了一名受人爱戴的军医。而她的爱人，是当年与刘胡兰同时牺牲的石三槐烈士的儿子石佩林，夫妻俩都一直在部队上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烈士之家”。

刘胡兰的大弟弟刘继英，在妹妹刘芳兰考上大学那年也参军入伍，后来进入北京大学电子系学习深造。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上的一家科研单位工作，后来调回家乡，在山西的政法系统工作。

刘胡兰牺牲时，她的小弟弟刘继烈尚未出生。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胡文秀对他也是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未曾谋面的姐姐刘胡兰的遗志。她特意从那包沾有刘胡兰鲜血的泥土中取出一小块重新包起来交给刘继烈，希望他时刻以姐姐为榜样，被给姐姐和家乡脸上抹黑。

刘继烈在部队工作了15年后，因为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便转业回家乡，成了一名“急乡亲所急”的贴心干部，没有辜负父母、兄姐以及乡亲们的期望。

为了使“刘胡兰精神”后继有人，文水县政府自从1964年开始设立了“刘胡兰民兵班”，刘胡兰的二妹刘芳兰便是这个班的首任班长。现在，刘胡兰已经牺牲了大半个世纪，“刘胡兰民兵班”的班长也已经换了19任，但“刘胡兰精神”依然在中华大地上传唱着，一代一代，如同刘胡兰烈士墓前的汉白玉雕像一样坚固纯洁，也如同广场纪念碑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一样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