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小西
近期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二战之后比较低调的德国却在3月25日发生了一件大事。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将一纸解职令递交给总理朔尔茨，宣告现任政府正式解散。
为何施泰因迈尔会突然宣告德国政府解散呢？
宪法程序下的暗流涌动根据德国《基本法》第69条，新一届联邦议院召开之日，即旧政府自动解散之时。
2025年2月23日的联邦议院选举中，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以29%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社民党则以16%的支持率跌至第三。
3月25日，新议会召开首次会议，基民盟议员尤利娅·克勒克纳当选议长。数小时后，总统施泰因迈尔签署解职令，完成了这场“程序性谢幕”。
表面上，这只是德国政治制度严谨性的又一次体现。但若细究选举结果，便能发现暗藏危机，极右翼政党“选择党”以19.5%的得票率跃居议会第二，其“停止援乌、驱逐移民”的口号在东部工业衰退区引发狂热支持。
而执政的“红绿灯联盟”（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因预算危机分崩离析。2023年底，德国宪法法院裁定政府挪用600亿欧元抗疫基金违宪，导致2024年财政预算瘫痪。
自民党财长林德纳坚持财政紧缩，与主张举债刺激经济的社民党总理朔尔茨公开互斥“独裁”“利己主义”，最终自民党退出联盟，政府决策陷入僵局。
这场解散看似平静，实则是一场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从工业神话到民生困局曾被誉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如今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2024年德国GDP下降0.2%，连续两年负增长；失业人口达300万，有70万个岗位因技术工人短缺而空缺。
柏林街头，面包店的价格牌无声诉说着民生压力，一条黑麦面包从2021年的1.5欧元涨至2欧元，黄油价格翻倍，连德式香肠都成了“奢侈品”。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产业根基的动摇。占据全球豪华车市场半壁江山的汽车工业正被我国电动车“弯道超车”。
大众集团因本土工厂产能利用率不足60%，考虑关闭沃尔夫斯堡总部工厂；宝马沈阳工厂却逆势扩产，中国制造的iX3电动车返销欧洲。
化工巨头巴斯夫因天然气价格飙升至美国的3倍，暂停了路德维希港基地的扩建计划，转而投资中国湛江的一体化项目。
能源转型的阵痛更是雪上加霜。默克尔时代的“弃核”政策使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俄乌冲突后被迫高价进口液化天然气。
2024年，德国家庭年均能源开支达5407欧元，较2021年上涨31%，许多老人为节省供暖费，不得不在冬季挤进公共图书馆取暖。
“共识民主”沦为“否决游戏”德国的政治传统以“共识”为基石，但如今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试图组建“黑红绿”大联盟（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却在三大议题上寸步难行：
联盟党主张将企业所得税从15%降至12%，削减失业救济金；社民党要求对百万富翁征收45%的财富税，绿党则坚持扩大儿童补贴。
默茨承诺将军费提升至GDP的3.5%，但社民党警告这将突破“债务刹车”条款，威胁社会福利体系。
极右翼选择党的崛起迫使主流政党向右转。新政府拟推出“史上最严移民法案”：暂停家庭团聚、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列入遣返国名单、在突尼斯设立海外遣返中心。但绿党抨击这是“人道主义倒退”，扬言发动宪法诉讼。
德国正在从‘共识民主’滑向‘否决民主’，每个政党都在阻挠他人，却无人能推动改革。”
国际冲击波德国的动荡迅速外溢至全球。欧盟碳关税修订案因德国缺席表决而延期，波兰趁机要求对乌克兰谷物免征关税，意大利国债收益率飙升至4.8%，南欧国家债务危机风险再起。
北约内部更是暗流涌动，美国要求欧洲将军费提升至GDP的3%，但德国看守政府无法批准240亿欧元新增国防预算，东欧国家开始质疑“德国能否履行安全承诺”。
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已然显现。博世集团暂停捷克工厂扩建，导致大众布拉迪斯拉发工厂的电动车电池组装线停工；巴斯夫的TDI（聚氨酯原料）涨价12%，中国万华化学趁机抢占市场份额；宁德时代则加码匈牙利工厂投资，直言“德国政策真空期是布局欧洲的最佳窗口”。
未来走向短期来看，德国正步入政治深水区。若联盟党与社民党、绿党的组阁谈判破裂，可能触发二次选举。
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已突破20%，极右翼首次组阁的可能性不再为零。即便勉强组建少数政府，默茨的改革议程也将举步维艰：放松“债务刹车”需议会三分之二多数支持，而反对党早已誓言阻挠。
长期而言，德国必须直面结构性改革。数字化进程落后中美十年，官僚主义扼杀创新，能源转型缺乏系统性规划。
1949年，联邦德国在废墟中诞生，用“社会市场经济”缔造经济奇迹。
2025年，德国再次站在十字路口。或许正如柏林墙倒塌前夕的那句预言：“危机不是终点，而是重构秩序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