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小西
中国历史上帝王不少于500个，被历史赋予“暴君”谥号的也不在少数。商纣王帝辛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一提到他，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酒池肉林”、“炮烙之刑”、“宠幸妖妃”的场景。
然而，当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曝光后，很多印象都被打破了。纣王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吗，还是被刻意抹黑的悲剧人物？
暴君形象的形成商纣王的“暴君”形象，并非一开始就如此恶劣。最早是出现在周武王伐纣时的《尚书·牧誓》，书中列举了三条指控帝辛的核心罪状：听信妇人、不重用旧臣、不敬祭祀。
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他的这些罪名也就被不断添油加醋。战国时期，纣王的罪状新增20项，包括“挖比干之心”、“囚禁西伯侯”。
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进一步描述了帝辛“酒池肉林”、“炮烙之刑”暴烈的情景；东晋以后，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封神演义》将妲己妖魔化为“狐妖”，纣王的暴行更是被夸张到了极致。
历史学家曾统计，纣王的罪状从周初的6条，最终膨胀至70条，其中绝大多数是后人的想象与演绎的。孔子弟子子贡曾评价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句话是说纣王的恶行，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
统治者的需求商纣王形象的崩塌，本质上是就是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必然结果。周武王伐纣成功后，为证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将商朝末代君主塑造成“天怒人怨”的暴君。
周武王说帝辛“听信妇人言”其实是商朝女性地位极高。商襄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妇好既能领兵作战，又能主持祭祀。
商朝时期农牧并重，男女分工差异小，女性参政本是常态。而周周重农耕，男性体力优势凸显，逐渐形成“男尊女卑”观念。纣王“听信妇人”的罪名，实为商周文化差异的产物。
第二条“不用旧臣”的罪名。商朝末期，贵族和诸侯几乎垄断了商朝90%以上的资源，帝辛试图打破贵族垄断，提拔中下层人才。然而这一改革触动了旧贵族利益，却被周朝人曲解为“残害忠良”。
第三条“不敬祭祀”的罪名。商朝人崇拜祖先，周人则推崇“昊天上帝”。纣王重视祖先祭祀，却因未抬高“天”的地位，所以被周朝人斥为“不敬神明”。
帝辛的功绩抛开道德批判，商纣王在政治、军事上的贡献不容忽视。纣王多次征伐东夷，将商朝势力扩展到淮河、长江流域，为后世大一统奠定基础。
除此之外他削弱贵族特权，推动中央集权，使“王”从“诸侯之长”变为“诸侯之君”，让中央政权得到集中。
商人酗酒源于祭祀传统，而周人因农耕禁酒，将饮酒视为堕落。而纣王“信命在天”的无神论倾向，更是超前于时代。商纣王的悲剧在于，他的改革过于激进。催化了王权导致贵族反叛，开疆拓土耗尽国力，最终让周人趁虚而入。
商纣王绝非圣人，但将他简单归为“暴君”却是有失公允。他暴虐，但非独裁，商代的人祭、酷刑是普遍现象，周武王亦曾砍下纣王头颅示众。
他失败，但有功绩，商朝灭亡的主因是制度僵化与资源耗尽，纣王的改革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后世君王需要一个“反面教材”警示君王，加上小说《封神演义》的作用，帝辛就成了“暴君”的最佳人选。
结语商纣王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或者我们真正该反思的不是纣王是否残暴，而是我们为何总需要用一个“恶魔”来衬托“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