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杨振宁得知老友邓稼先病重的消息后，匆忙回国探望。当他看到邓稼先因癌症折磨而奄奄一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痛惜与遗憾。昔日并肩奋斗的同窗，如今已临终。两人的友情，跨越了科学的高峰与人生的低谷。邓稼先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杰出功勋和无数科研工作者心中默默奉献的楷模。邓稼先曾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换来了国家的尊严与安全。面对这位国家英雄的最后时光，杨振宁不禁发问：如此伟大的奉献，国家如何回报他？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他，为他今后的成就埋下了伏笔。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一位志向远大的知识分子，他希望儿子能够深深扎根在中华大地上，秉承家族的文化传统，并早早地成长为一个能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的人。正因如此邓稼先被赋予了这个有着深厚历史意义的名字，象征着他要成为时代的大浪中微小却有力的一滴水。
邓以蛰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多年的挚友，这层关系让邓稼先与杨振宁从小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少年时期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分享快乐的时光。两人喜欢玩玻璃球、打墙球，甚至曾有过多次的爬树比赛，虽然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的岁月将会赋予他们更加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邓稼先的求学之路从很小开始，他五岁时便随父亲来到北平（今北京）就学。首先进入了北平的一个小学，后来升入了崇德中学，这段时间他接受了系统的教育，早早地接触到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在1937年北平沦陷的背景下，邓稼先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愈发加深，深受当时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为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抗日情怀，邓稼先曾勇敢地参与了抗日集会，并在一次活动中把日本国旗撕碎，愤怒地将其踩在脚下。
1941年邓稼先从国立九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这所当时中国最具盛名的大学之一，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学术平台，也进一步培养了他对物理学的兴趣与追求。邓稼先在大学期间成绩优秀，积极参与了时局动荡中的社会活动，他尤其关注民众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这让他在同学和老师中积累了极高的威望。
大学毕业后，邓稼先并未选择安稳的生活，而是继续投身于教育工作。最初他在昆明文正中学和培文中学担任了几个月的教职，然而他内心始终燃烧着更高的理想。随着西南联大的迁回，北京成为了邓稼先的新起点。在这里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开始了自己的教学与科研之路。
1947年邓稼先在赴美留学的机会面前做出了重要选择——他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决定前往美国深造。在1948年秋，他成功进入了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开始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的求学期间，邓稼先的学习成绩异常出色，尤其在量子物理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仅用两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学分，并于1950年8月完成了博士论文《氘核的光致蜕变》。年仅26岁的邓稼先因此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被称为“娃娃博士”。
1950年10月邓稼先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但又坚定的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和工作机会，毅然回到新中国，为国家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此时的邓稼先已经获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声誉，但他依然选择回到祖国，加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专注于原子核物理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期间，邓稼先不断拓展着自己的学术领域，并为中国的科学研究贡献了大量的理论成果。1960年代初，他的生活轨迹因国家的需求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8年秋，一次突如其来的谈话彻底改变了邓稼先的命运。当时，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正处于关键阶段，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邓稼先，提到了一个“国家需要放一个‘大炮仗’”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内容完全保密，甚至连家人都不能知情，而且工作性质极其特殊，邓稼先也被告知这项工作可能会影响到他与家人的日常生活和联系。
回家后，邓稼先异常沉默。许鹿希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天他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一些，天还亮着。可是他不像往常那样吃饭时喝酒，也没有心情和我聊天。他一整晚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最终他告诉我，说要调动工作了，但具体做什么也不能说，只是说今后恐怕不能像以前那样照顾这个家了。”许鹿希感到十分不安，但她也没有继续追问，知道丈夫肩负着重要的任务。
自那以后，邓稼先的名字仿佛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根据后来的解密资料，邓稼先成为了中国核武器研究和试验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中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直接参与了32次，并且其中15次担任了现场总指挥。为了中国的核事业，他几乎常年待在试验现场，面对着大量的核辐射，这对他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一切都没有动摇邓稼先的决心，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中，希望通过这项工作为国家的安全与强大贡献一份力量。
1985年7月底，邓稼先指挥了罗布泊地区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返回北京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那时，张爱萍将军发现邓稼先的脸色十分不佳，关切地建议他去医院检查。经过检查，邓稼先被诊断为直肠癌晚期，医生告知他已无多时可活。这一消息让邓稼先的亲朋好友都感到无比震惊，但他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绪波动。即便是知道自己已进入生命的倒计时，他依然决定继续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亲自监督和指导剩余的核研究工作，直到最后一刻。
就在同年的8月初，邓稼先在办公室晕倒，被送往医院后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生命所剩无几。医生给出的预估是他最多只有一年多的时间。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邓稼先表现得异常镇定，他并没有因此停止自己的工作，而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为中国的核事业贡献最后的力量。此时，远在美国的杨振宁得知好友的病情后，特地回国探望他。两位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时的情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段传奇。
有一个关于邓稼先的故事流传甚广。每当有人询问“两弹”研制成功后的奖金问题时，邓稼先总是含笑不语，似乎并不在乎这些物质奖励。有一次，杨振宁也好奇地问：“两弹成功后，得了多少奖金？”邓稼先微微一笑，答道：“总共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这笔奖金按照标准分为不同的等级，邓稼先得到了最高标准的10元奖金。邓稼先却从未为此言语，他更在乎的是国家的强大与人民的安宁，而非自己个人的得失。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北京病逝，享年62岁。
邓稼先的离世对中国科学界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把一个盒子交给了他的好友杨振宁，盒子里装着一套安徽家乡出产的笔砚等物品。看到盒子里的物件，杨振宁不禁陷入沉思。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杨振宁的心。邓稼先一生都在追求中国的强大与崛起，他渴望看到自己的祖国在世界的科技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在那个时代，邓稼先已经看到了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仍然把这一责任铭记心间，心中依旧希望中国能够迎头赶上，站到世界科技的前沿。邓稼先不畏困难、不懈奋斗的精神，至死未曾改变，提醒着所有人：国家的强大不容忽视，科技是其中最重要的支撑。
而此时的杨振宁，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站在挚友的墓前，他默默承诺：“稼先，我来了，希望不会太晚！”他深知，邓稼先的期望，和中国的未来紧密相连。于是他决定继承这份未竟的事业，继续为中国的科研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杨振宁已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面对着国外丰厚的报酬和各种诱惑，他毅然拒绝了高薪的邀请，并开始出售自己在美国的房产，决定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的教育与科研事业中。
杨振宁积极的建立了现代化的实验室，推动中国的科研工作走向国际化。他致力于为中国培养更多的顶尖科学人才，将自己多年的经验与资源传递给年轻一代。在他的支持下，许多年轻科学家得以快速成长，逐步在国际科研舞台上崭露头角。
2003年杨振宁做出了另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他放弃了在美国的长期居住，并选择定居中国。回到中国后，杨振宁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继续活跃在科研与教育领域。他不辞辛苦，投身于中国科研体制的建设与发展，成为了国内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2017年杨振宁做出了另一个令人瞩目的决定：他放弃了美国国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正式改回中国国籍。这一举动是对祖国深厚感情的体现，更是杨振宁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坚定支持与承诺。
来源：
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最后日子[OL].乌有之乡，2011-12-19
许鹿希.邓稼先传：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